【编辑推荐】

▲ 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著名评论家王春林蕞新评论集，揭秘海派文化背后的文学基因

▲以巨量文本阅读为积淀，王安忆、金宇澄、吴亮、范迁……聚焦当代六位海派作家的十部长篇小说，细致梳理文坛“多声部”对话和文学“自留地”，“在弄堂里的洋气上海人身上，看到蕞本土的中国文化真髓”

从王安忆到金宇澄，从吴亮、范迁、夏商再到“写上海蕞为准确的作家”唐颖，每章详评一部，连缀成为十章，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作品抽丝剥茧，“在弄堂里的洋气上海人身上，看到蕞本土的中国文化真髓”：

“王安忆在《天香》中所采用的就可谓是一种字字珠玑，读来倍觉锦心绣口，具有典雅、中正、含蓄、隽永气象而又书卷气十足的小说语言。”

“《繁花》蕞值得关注处，就在于金宇澄以其建构城市诗学多年之久的隐伏修炼，为中国现代城市诗学的建构做出了自己一份可贵的努力。”

“夏商《东岸纪事》这部长篇小说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日常叙事’特质非常突出的作品。”

与主流宏大叙事不同的是，海派小说充分吸纳上海市民阶层的文化观、价值观和伦理观，描绘寻常人家日常生活的儿女情长与雪月风花，书写文学中蕞为原始感人的力量，“海派文学孕育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种种概念、思潮和现象，并使它们始终保持着多声部对话的可能，这就为那些旁逸斜出的文学元素与现象提供了某种‘自留地’”。

▲海派文化为何独树一帜？海派文学缘何经久不衰？勾描张爱玲之后当代海派作家的演进地图，一堂生动细致的海派小说文学课堂，读懂海派长篇小说的文学特质与前世今生，揭秘海派文化背后的长盛密码

《海派长篇小说十论》勾画张爱玲之后当代海派作家的演进地图，呈现一堂生动丰富、细节饱满的海派小说文学课堂：从《天香》到《考工记》再到《一把刀，千个字》，王安忆以严谨的工匠精神长期坚持高水准写作；金宇澄横空出世的《繁花》、被誉为浦东地区“清明上河图”夏周的《东岸纪事》、文学批评家吴亮华丽转身后的长篇首秀《朝霞》等等，则构成了文学界一股特别强劲的“上海旋风”……王春林上触多元创新的海派文化，下达活色生香的市井民生，深入透辟地分析海派长篇小说中的历史诘问与日常叙事，从知识分子的命运精神到风情长卷的闺阁传奇，从昔日王谢堂前燕到上海人在纽约的情欲战争，细致爬梳海派文学的前世今生，发掘雅俗共赏的海派文化的赓续与传承。

【作者简介】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王蒙论》《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7—2018）》等多部作品。

【内容简介】

十里绮罗外滩烟，海派文化共潮生。评论家王春林以巨量文本作为积淀，聚焦当代六位海派作家的十部长篇小说，写就《海派长篇小说十论》。从王安忆到金宇澄，从吴亮、范迁、夏商再到“写上海蕞为准确的作家”唐颖，王春林通过文本细读对其作品抽丝剥茧，“在弄堂里的洋气上海人身上，看到蕞本土的中国文化真髓”。

“王安忆在《天香》中所采用的就可谓是一种字字珠玑，读来倍觉锦心绣口，具有典雅、中正、含蓄、隽永气象而又书卷气十足的小说语言。”

“《繁花》蕞值得关注处，就在于金宇澄以其建构城市诗学多年之久的隐伏修炼，为中国现代城市诗学的建构做出了自己一份可贵的努力。”

“被誉为浦东地区‘清明上河图’的夏周《东岸纪事》，文学批评家吴亮华丽转身后的长篇首秀《朝霞》等，则构成了文学界一股特别强劲的‘上海旋风’。”

……

王春林深入透辟地分析海派长篇小说中的历史诘问与日常叙事，从知识分子的命运精神到风情长卷的闺阁传奇，从昔日王谢堂前燕到上海人在纽约的情欲战争，细致爬梳海派文学的前世今生，发掘出活色生香雅俗共赏的海派文化的赓续与传承。

【媒体评论】

王春林具有非常深厚的理论学养，对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予以了足够热情的关注。长期的勤奋积累和大量的文本阅读，形成了他平实、浑厚而极富智慧与启发性的批评风格。                                      ——作家贾平凹

作为一个批评家，春林有很敏锐和准确的现实感、时代感，这非常重要，他的批评和阐释建立在对中国当今现实的深刻体认方面。

——评论家陈晓明

王春林的批评写作是写给中国当代文学的情书，他对当代文学倾注了无尽的热爱，并与之始终保持着甜蜜的情人关系。正因为他的努力，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场感才呼之欲出。

——评论家、作家陈福民

春林确实是一位敢于断言的批评家，他的率直是出了名的。

——评论家 孟繁华

在当代文学批评界也有一头大象，这就是王春林。

——评论家 贺绍俊

【目录】

第一章王安忆《天香》：闺阁传奇风情长卷

第二章王安忆《考工记》：“昔日王谢堂前燕”或者“劫后余生”

第三章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思接千载”或者尖锐的历史诘问

第四章金宇澄《繁花》：建构城市诗学的一种可贵努力

第五章吴亮《朝霞》：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贴重构

第六章范迁《锦瑟》：大历史转折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精神世界

第七章夏商《东岸纪事》：上海“日常叙事”中的“宏大叙事”

第八章唐颖《上东城晚宴》：“上海人在纽约”的情欲战争

第九章唐颖《家肴》：上海日常叙事中的历史诘问

第十章唐颖《个人主义的孤岛》：女性、角度与历史的别一种观照

后记

【后记】

后记

收集在本书中的，是笔者最近若干年来关于上海作家或者曾经有过上海生活经历的作家主要以上海为表现对象的十部长篇小说的批评文章。“海派”这一说法，是从现代文学那里借用 来的一个概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曾经有过“京派”与“海派”的说法，而且也还发生过所谓“京派”“海派”之间的论争。虽然在进入当代之后，“海派”这一说法似乎已经不再流行，但上海作为能够在某种意义上与北京分庭抗礼的一个文学中心，却也应该是一种不争的客观事实。尽管肯定不是一种事先的策划，但只有在对自己的批评历程进行回顾梳理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不知不觉间竟然累积了多达十篇探讨主题相对集中的文章。因为这些长篇小说不仅内容与上海这一特定的地域紧密相关，而且其作者也都有过上海的生活经历，所以便姑且从现代文学那里借用曾经一度流行过的“海派”这一说法，为自己的这本小书命名。事实上，也只有在把这些文章收集到一起的时候，才不期然地发现，它们竟然呈现出了某种大致相近的美学风格。

另外一个不无惊讶的发现是，先后进入我批评视野之中的这十部长篇小说，除了王安忆的《考工记》发表于广州的《花城》杂志之外，其它九部竟然全部发表在位于上海的《收获》杂志。一向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简史的《收获》，是当代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型文学刊物。长期以来，《收获》一直以其对艺术审美品味的坚持而享誉文坛。如果没有成色十足的思想艺术含金量，这些作品根本不可能在《收获》发表。在此，借这些文章结集的机会，我愿意以文学的神圣名义向《收获》表达自己由衷的敬意。

译林出版社，是国内一家口碑甚佳的以翻译介绍世界文学与思想文化作品为主的出版社。近些年来，他们开始涉足本土原创文学作品的出版，在这方面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叶舟的《敦煌本纪》，王尧的《民谣》，刘亮程的《捎话》《本巴》，鲁敏的《金色河流》等长篇小说的相继推出，就是极好的证明。我的这本批评文集能够有幸与译林出版社结缘，倍感幸运与荣耀。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袁楠总编、陆志宙副总编、吴莹莹主任、龚文宇主任以及责编焦亚坤，都给予了悉心关照，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我要把最真诚的谢意献给她们。

【文摘】

第一章

王安忆《天香》：闺阁传奇风情长卷

一、为什么是明代

我们注意到，在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天香》（载《收获》2011年第1、2期）快要结尾的时候，小说中两位重要的女性希昭与蕙兰之间，曾经围绕着刺绣有过一段长篇对话。在对话过程中，身为长辈的刺绣高手希昭，特别强调好的刺绣作品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高超的技艺，而且还必须有心灵的融入 ：“闵姨娘将绣艺带来咱们家，倘不遇上大伯母，大约也就止是个针线女红，无非是略精致华美一筹，可大伯母却是书香中人……闵姨娘的绣艺里掺入大伯母的诗心，就更上一层楼……所以啊，天香园绣中，不止有艺，有诗书画，还有心，多少人的心！前二者尚能学，后者却决非学不学的事，惟有揣摩，体察，同心同德，方能够得那么一点一滴真知！”（第三卷第四十一节）在这里，希昭谈论的虽然是刺绣，但很显然，这样的一番刺绣理论，也完全可以套用到小说创作上来。据我个人的体会，王安忆的这一番话语，其实隐含着双重的意味。其一，正如同好的刺绣作品，一方面需要高超的技艺，另一方面更需要有心灵的切实融入一样，要想写出真正优秀的小说作品来，一方面固然需要有出神入化的叙事技术与表现技巧，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更加需要有一种足称强大的精神内核的鼎力支撑。这也就是说，只有那些真正把叙事技术、表现技巧与精神内核有机结合的小说文本，方才可以被看作优秀的小说作品。

其二，更重要的一点，王安忆在这里借助希昭所传达出的，恐怕还是一种技术与艺术的区别问题。技术可以仅止于技艺的层面，只要有高超的技艺即可。闵姨娘的刺绣作品，很显然就停留在了这个层面上。而艺术，固然也需要有高超的技艺，但却更需要有心灵的强力融入。如果与心灵无关，如果与人类的精神世界不发生内在的切肤联系，那么，任是再高超的技术也只不过是技艺而已。闵姨娘的绣艺之所以只有在遇上大伯母亦即小绸之后，方才变成了一种艺术品，方才成为一种驰名于沪上的“天香园绣”，其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有了无数诗心的积极融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所谓的“心”，却又“决非学不学的事，惟有揣摩，体察，同心同德，方能够得那么一点一滴真知！”技术可以传授学习，艺术却无法传授学习，要想真正在艺术上有所成就，所依凭的却更多是从艺者自身的艺术悟性。某种意义上说，此种艺术悟性，所具有的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性质，并非后天的努力所能习得。王安忆之所以一味地强调“惟有揣摩，体察，同心同德”，方才有可能“得那么一点一滴真知”，其根本原因恐怕也正在于此。在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是，王安忆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能够长期坚持高水准写作的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位相当少见的对于小说创作本身进行着深入理性思考的小说家。虽然身为女性作家，而且据说女性作家向来感性超强理性稍弱，但王安忆在其一系列小说理论著作中所凸现出来的理性思考能力，却端的是令人咂舌不已。唯其拥有出色的理性思考能力，所以我们才确信《天香》中希昭关于刺绣理论的一席谈话，并不是随随便便写出的，其中所隐含着的实际上正是王安忆自己关于刺绣、关于小说创作、关于艺术的一种深入思考。我们的文章之所以特别看重小说中希昭与蕙兰之间的此番对话，并且选择了此番对话作为切入点，实际上也正缘于对王安忆理性思考能力的充分信任。

很显然，如果说希昭乃是把天香园里的“天香园绣”推向出神入化程度的一位重要人物，那么，王安忆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正可以被看作当下中国小说界的希昭。新时期三十多年来充

分的小说创作实践，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从早期的《雨，沙沙沙》《流逝》，到“寻根文学”阶段的《小鲍庄》，到带有强烈实验色彩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

恋》），再到后来的长篇小说力作《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启蒙时代》，可以说，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持一种与新时期小说同步的姿态而不断向前延伸。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也可以说，王安忆的小说写作历程干脆就是中国新时期小说演进史的一个精微缩略版。我们之所以要把王安忆比作希昭，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然而，既然是中国小说界的希昭，那么，王安忆就很显然不会让自己小说写作的步伐停留。如何在既有小说成就的基础之上，在逐渐深入推进自身小说创作的同时，也身体力行地渐次建构起自己一种独到的小说美学，可以说是王安忆的一个恒定不移的人生与艺术目标。长篇小说《天香》的问世，所说明的正是这一点。虽然说王安忆此前的《长恨歌》已经饱受赞誉，并且还获得过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虽然说一个作家的创作也会出现波折，也会时有起伏，但我还是要坚持做出我的判断。那就是，无论怎么说，《天香》都应该被看作迄今为止王安忆思想艺术水平最高的一部长篇小说。不仅如此，更进一步地说，《天香》还应该被看作新世纪甚至是新时期文学中一部不容忽视的重要长篇小说。

在我看来，已经有了三十多年文化与文学积累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到了现在，确实已经到了应该而且也能够有大作品出现的时候了。某种意义上说，如同贾平凹的《古炉》与王安忆的《天香》这样两部优秀长篇小说在2011年初的联袂登场，所充分说明的，也正是这一点。在充分文本细读的前提下，我曾经在一篇批评文章中断言，贾平凹的《古炉》可以被看作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①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一点是，我所谓“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说法，所沿用的乃是华裔美籍作家哈金的定义。哈金认为：“目前中国文化中缺少的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长篇小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在此我试图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个定义，希望大家开始争辩、讨论这个问题。‘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②对应哈金先生的定义，参照我们关于《古炉》的论述，则王安忆的《天香》也理应获得这样的一种评价。

然而，与王安忆一般总是取材于当下日常生活这一写作特点形成了鲜明区别的是，这一次，王安忆把自己的艺术表现视野投注到了遥远的明代。我想，王安忆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关注点放置到明代而不是其他的朝代，当然寄托着自己别样的一种思考。关于明代，我们注意到，学者李洁非曾经做出过如下一种堪称真知灼见的评价：“明代是一个真正位于转折点上的朝代。对于先前中华文明正统，它集大成的意味，对于未来，又有破茧蜕变的迹象。没有哪个时代，思想比明代更正统，将中华伦理价值推向纯正的极致。同样，亦没有哪个时代，思想比明代更活跃、更激进乃至更混乱，以致学不一途、矫诬虚辩、纷然骤讼，而不得不引出黄宗羲一部皇皇巨著《明儒学案》，专事澄清，‘分其宗旨，别其源流’，‘听学者从而自择’。”“照明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状态看，中国历史此时已处在突破、转型的前夜，至少，新的问题已经提出。倘若不被打断，顺此以往，应能酝酿出某种解答。满清入主，瞬间扭转了矛盾与问题的焦点。先前中国从自身历史积攒起来的内在苦闷，被民族冲突的外在苦闷所代替或掩盖。”“像明末这段历史，对观察全球化以前或者说自足、封闭状态下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可谓不可多得的剖截面，但迄今获取的认识与这段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相比，却单薄怜。”③既然明代的历史如此重要，但各方面充分的认识与表现又鲜少，那么，如同王安忆这样用小说的形式来关注表现明代的一种行为选择，当然也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了。

当然，从写作的时间来判断，王安忆本人对于明代的看法肯定不可能受到李洁非的影响。然而，到底应该如何评价与看待明代这样一个重要的朝代，却也并非某个人的专利。从各自不同的事业领域出发，大家殊途同归地共同意识到明代的重要性，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去对明代进行思考探索，实际上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情。同时，不同的关注者切入明代问题的角度、

立场存在差异，却也是一种客观实情。如果说李洁非更多的是从中国文明整体变迁的角度思考明代问题的，那么，王安忆对于明代的特别关注，就很显然与作家长期以来对于上海这一特殊地域的思考存在着重要的关系。实际上，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王安忆的小说写作历程，即不难发现对于上海这一特定地域社会、文化形态演进历史的探究，始终是王安忆小说中一个潜在的主题层面。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流水三十章》《纪实与虚构》《桃之夭夭》《富萍》《长恨歌》《启蒙时代》等长篇小说连缀在一起，探究上海这样一个隐形的主题层面，自然就会水落石出。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于一向被誉为“海派文学传人”的王安忆来说，以小说的形式来承载自己探究上海的心得，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种理性自觉的写作行为。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以小说的形式书写自己长期的居留地上海，业已构成了王安忆所无法摆脱的一种艺术情结。她的许多小说创作，因此都可以被看作其艺术情结的宣泄和释放。只不过这一次，作家的艺术视野投向的乃是明代时期的上海而已。这一次，王安忆之所以选择明代的上海作为自己《天香》的主要表现对象，一个方面固然与李洁非所阐述的那些理由不无关系，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却很显然在于，明代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对于上海的发展历史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