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借宗教争端入侵今属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两公国。随后，摇摇欲坠而勉力维持其欧洲势力的奥斯曼帝国、担心俄国扩张的英国，以及想要重塑辉煌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陆续对俄宣战。持续18个月的克里米亚战争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并彻底改写了欧洲的政治格局，深刻影响了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

在《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一书中，奥兰多·费吉斯大量引用俄罗斯、法国、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文献资料，全面展现了民族主义情绪、帝国势力博弈和宗教冲突是如何影响各国介入战争的。从国王与大臣、报道战争的记者与作家，到战场上的军官与士兵、围城内的妇孺，费吉斯不仅从多个视角还原了战争的全景，也为今天理解19、20世纪的“东方问题”，黑海地区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以及俄罗斯与西方的世界裂痕提供了新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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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章 宗教战争

第二章 东方问题

第三章 俄国威胁

第四章 欧洲和平的终结

第五章 虚张声势

第六章 土耳其人首尝胜果

第七章 阿尔马

第八章 秋天的塞瓦斯托波尔

第九章 一月将军和二月将军

第十章 炮灰

第十一章 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

第十二章 巴黎与新秩序

结语 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的神话与记忆

注释

致谢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英国人，生于1959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博士，现任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俄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政治经济，他都烂熟于心，无人能出其右。他的一系列解读沙俄及苏联历史的著作如《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人民的悲剧》《克里米亚战争》等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当今英语世界俄罗斯研究的一流大家。作品曾获沃尔夫森奖、NCR图书奖，并入围萨缪尔·约翰逊奖、达夫·库珀奖等，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出版。

吕品，香港科技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在英国学术、新闻及商业机构工作多年，曾担任英国《卫报》中文版主编及英文评论版编辑。目前在英国从事卫生经济学领域的循证医疗传播工作。

朱珠，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翻译学博士，现任英国爱丁堡大学亚洲学系中文教学主任，研究领域涉及翻译学、心理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等。从事英语作品汉译工作多年，广泛涉及文学、影视及学术专著的翻译。

在1842年和1847年间，耶路撒冷热闹非凡：圣公会（Anglican）在这里建了一个主教公署；奥地利建立了一个方济会（Franciscan）印刷所；法国建立了一个领事馆并向天主教学校和教会送了很多钱：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重新在此设立了一个常驻大主教的职位，这在12世纪十字军东征后还是第一次；希腊东正教大主教从君士坦丁堡搬回耶路撒冷以加强控制；俄罗斯派来了教会使团，建起了一个俄罗斯大院，包括旅店、医院、祈祷堂、学校和市场等，为人数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朝圣者提供协助。

在19世纪早期，由俄罗斯东正教会派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比其他基督教派都多。每年来到耶路撒冷参加复活节庆典的俄罗斯朝圣者多达一万五千人，有些甚至徒步穿越俄罗斯和高加索，再经过安纳托里亚和叙利亚而来。对俄罗斯人来说，巴勒斯坦的圣所是他们强烈宗教热情的倾注点，到这里朝圣是他们信仰虔诚的最高表达。

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人把耶路撒冷看作他们精神家园的延伸。“神圣俄罗斯”这一概念并不受地域限制，而是一个东正教的帝国，供朝拜的圣所遍及基督教东部地区，而圣墓教堂又是所有圣所之母。一位俄罗斯神学家在1840年代写道：“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家乡，在那里我们不把自己当作外人。”这种说法是有源头的，几百年来的朝圣活动把俄罗斯教会和圣地（包括通过耶稣的一生联系在一起的伯利恒、耶路撒冷和拿撒勒INazarethl）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许多俄罗斯人看来，奥斯曼帝国对巴勒斯坦拥有的政治主权不过是暂时的，而他们自己与圣地之间在精神信仰层面的联系却重要得多。

然而在天主教和新教徒身上却完全没有这种狂热，他们对巴勒斯坦圣地的兴趣不过是出于历史的原因和浪漫的想象。19世纪英国旅行家和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金莱克（Alexander Kinglake）认为“朝圣的拉丁教徒，最多也就是一名身携日记本、对历史有所了解、打算写本书的法国游客而已”。东正教徒的激情狂热，“野蛮”和“低俗迷信”的仪式，往往让欧洲游客退避三合。马蒂诺就不愿意到圣墓教堂去看耶稣受难日为朝圣者洗脚的仪式，她写道：“我可没法去看这种借宗教名义演出的丑剧，相比之下，在非洲河边举行的最低级的拜物教仪式都没有那么令人受到冒犯。”出于同样的理由，她也不愿意参加复活节星期六举行的圣火仪式。在圣火仪式上，朝拜者纷纷挤入圣墓教堂内，用耶稣坟墓上的长明火点燃自己手中的火把。来自希腊、保加利亚、摩尔达维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等地不同东正教派别的教徒争先恐后地挤向耶稣坟墓，斗殴经常发生，有时候一些教徒会被踩死或是被烟呛死。柯曾男爵（Baron Curzon）目睹了1834年的圣火仪式，他将看到的景象描述为“混乱和渎神的场面”，那些朝圣者“几乎全身赤裸，手舞足蹈，狂喊乱叫，仿佛恶魔上身一般”。

马蒂诺是一神论者，柯曾是圣公会教徒，他们对这种宗教仪式的反感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新教中，早就没有了公开展示宗教热情的行为。和许多欧洲游客一样，他们觉得东正教徒狂乱的举动几乎不像一个基督徒所为，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共通之处，反而是相对世俗化的穆斯林身上的含蓄和端庄，与自己习惯的安静祈祷有着共通之处。这些作者对东正教徒的态度，影响了西方国家在与俄罗斯就圣地问题发生争执时采取的外交政策，而这些外交政策的实施，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

P14-15

费吉斯在伦敦、巴黎、伊斯坦布尔、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尘封档案中仔细求索，揭露了政治家们的图谋，同时展示了战争造成的可怕人员伤亡……这本书追溯了许多现代冲突的根源。

——加里·巴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

扎实的研究……内容丰富而吸引人……基于大量资料，从政府档案到新闻报道、到回忆录、到几乎不识字的士兵的家信，费吉斯出色地平衡了政治、军事和社会历史……关于战争本身的篇章如冒险小说一般激动人心……《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战争的集锦，一部学术的庆典。

——《波士顿环球报》

[费吉斯]在描述高层政客对普通人的影响方面展露了极其出色的天赋，清楚地呈现了引发战争的反常外交手段……这本书清晰易懂、文笔流畅、情节生动。最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为什么这场被忽视的冲突和为此殉难的人值得我们长久铭记。

——《独立报》

这部著作重要并让人印象深刻……对俄罗斯的资料提供了鲜活的补充，在这方面费吉斯是一位大师。……《克里米亚战争》令人敬佩地描述了克里米亚战争中国际形势和宗教背景的重要意义。

——《纽约图书评论》

奥兰多·费吉斯著的《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重新确立了一场19世纪的帝国纷争的重要地位。除了“轻骑兵冲锋”和南丁格尔等耳熟能详的故事外，克里米亚战争还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使用了最新的现代来复枪、蒸汽机船，应用电报于战场通信；扭转了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情绪，对世界秩序的影响持续至今。

本书清晰梳理了地缘政治、民族主义情绪、帝国冲突与文化因素如何促使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介入战争，并创新性地提出宗教在诱发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基于大量参战军官和士兵的家信和回忆录，本书生动还原了战场的残酷与瞬息万变，以及战争中普通人的伤痛、坚韧与英勇。

《出版人周刊》《科克斯评论》《纽约图书评论》《波士顿环球报》《纽约客》等媒体齐声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