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全集新版！德鲁克所著“工业社会三部曲”之一！组织，特别是大型企业，成为二战后个人获得社会地位和实现社会功能的地方，这成为德鲁克研究管理的初衷之一。

彼得·德鲁克庞大的思想和等身的著作，统一于他的基本价值立场，统一于对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主张。要领略德鲁克不断涌动的精神力量，必须从他的思想源头开始。

工业社会三部曲：《工业人的未来》《公司的概念》和《新社会》，使人们能够理解工业社会的本质，理解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理，理解工业社会的基本单元——企业及其管理的全貌。

当世人的目光都聚焦于二战时，德鲁克已将思考转向了战后的社会重建与人类的未来。

在本书中德鲁克提出了一般性社会理论，指出任何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每个人有明确的社会地位，拥有正当的社会权力，按照整体目标发挥社会功能。

具体到工业社会，组织特别是大型企业，替代传统社会的社区，成为个人获得社会地位和实现社会功能的地方。因此，如何使组织发挥功能成为德鲁克研究管理的初衷之一。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管理学科开创者，他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思想传播、影响了130多个国家；他称自己是“社会生态学家”，他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深远，他的著作架起了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桥梁。
　　1909年生于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1931年获法兰克福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37年与他的德国校友多丽丝结婚，并移居美国，终身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
　　在美国，他曾担任由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组成的财团的经济学者，以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IBM等大企业的管理顾问。为纪念其在管理领域的杰出贡献，克莱蒙特大学的管理研究生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表彰他为非营利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国际慈善机构“救世军”授予德鲁克救世军*高奖项“伊万婕琳·布斯奖”。
　　他曾连续20年每月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一生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共发表38篇文章，至今无人打破这项纪录。他著述颇丰，包括《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实践》《旁观者》等几十本著作，被翻译成三十余种文字，总销售量超过1000万册。其中《管理的实践》奠定了他作为管理学科开创者的地位，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已成为全球管理者必读经典。
　　他曾七次获得“麦肯锡奖”；2002年6月20日，获得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高荣誉。
　　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思想被引入中国；2004年，德鲁克管理学全面进入中国的管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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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1章　工业社会之战/ 1

第2章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 14

第3章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 29

第4章　20世纪的工业现实/ 52

第5章　希特勒主义的挑战与失败/ 90

第6章　自由社会和自由政府/ 102

第7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 130

第8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 146

第9章　保守之路/ 179

译后记/ 202

　　《工业人的未来》，这本书被许多朋友和一些评论家一致认为是所有书中最棒的一本书。确实，我自己也认为这本书是我最得意之作。它也是我唯一一部公开阐发基本社会理论的书籍。事实上，本书尝试阐明的不是一个社会理论，而是两个。一个或者可称为“一般性社会理论”，它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有其功能性和合法性方面的要求。另一个或者可称为“特殊性工业社会理论”，它将这些一般性社会理论应用于工业社会这一特例，这种工业社会出现于20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渐获得主导地位。我曾经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保守之路”，其原因就在于书中有两个关键性概念—“身份”和“功能”，它们从根本上说是保守性的术语。这两个术语可以追溯到埃德蒙·伯克或者詹姆斯·麦迪逊，而不是约翰·洛克，更不是法国大革命。本书的第三个关键术语是“合法性”，这基本上也是一个保守性的术语。如果当时这个术语已创造出来的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很可能就会用到这个术语(该术语可追溯到1820年前后，当时汉密尔顿已逝世很久)，而本杰明·迪斯雷利则确实使用过该术语。这个术语承认合法性权力已是一种社会现实，但要求这种权力必须建立在普遍公认、义务、责任和共识的基础之上。
　　尽管“保守主义”这个词确实有着非常陈旧过时的含义，但本书并非“新保守主义”(该术语在本书初版的1942年时还不存在)。因为首先，对我而言，根本就毫无成为新保守主义者的必要，毕竟这个词所指的是那些前左翼分子，而我从来就与此无缘。我们现在所谈的新保守主义，我在本书中称之为“重商主义”（不过，我前面已经申明，这一术语已经过时，并且可能达不到预期目标），这里我再重申一遍。因为新保守主义否认而不是肯定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实际上，新保守主义只是鼓吹经济学重于一切的19世纪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别称，而这与真正的保守主义立场并不相容。保守主义的立场是，而且总是将社会置于首位。它并不否认经济和经济学的重要性—事实上，还远不止是不否认。在那些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和“现实政治”的真正信徒(如亨利·基辛格)中，我经常被怀疑说我对经济和经济学过分感兴趣，说我是在鼓吹只有自由市场才能产生经济的结果和控制的力量，总有人怀疑说我在鼓吹经济的首要任务是赚取资本成本，即赢得丰厚的利润，还有人对于我断言缺乏经济基础的军事力量只是痴人说梦的幻想心怀疑虑，等等。不过，将社会各个维度都唯一地纳入这一个维度(甚至是精神方面)，却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所不齿的。在19世纪的埃德蒙·伯克、罗伯特·沃尔浦尔、温斯顿·丘吉尔、本杰明·迪斯雷利等人的眼中，还有同样在亚伯拉罕·林肯和乔治·华盛顿看来—社会是个多面体，不是单向的。巨大的挑战（即“无穷无尽的冒险”，霍勒斯·沃尔浦尔称之为政治伎俩）就是要在这多个维度间保持平衡。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社会就必须成为一个功能性社会。它必须给个人赋予社会身份和功能，而且其权力必须被承认具有合法性。
　　斐迪南·腾尼斯所著《社区与社会》(1888年版)一书，是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最伟大的经典之一。腾尼斯把社区与社会并置同论，前者关注于存在（being）即身份，后者关注于行事（doing）即功能。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我提出，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必须两方面都兼顾，社区赋予身份，社会行使功能，而这个制度自身还需要能使其达到预定目的的具体制度。我当时还没有将这种制度称为“组织”，这一术语当时还没人使用，甚至还没人知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久才有所改变(也许这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我的下一本书《公司的概念》(1946年)中，该书也正由Transaction出版社再版发行)。我当时还没有察觉（实际上当时谁也没有察觉，这一工业社会将成为一个包含各种组织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仅仅包含工业组织的社会），意识到这一点，那已经是10年后了。实际上，许多著作家，尤其是经济学家，直到现在他们眼里还仍然只有政府和工商企业，而对其他各种组织，如大学、医院、工会、教会(还有其他许多)都熟视无睹，也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来执行其社会功能、组织其社会任务的。而《工业人的未来》当时就洞察到，工业社会在结构上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社会已经有所不同，并且其面临的挑战、其价值观和机会也同样有所不同。
　　那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已走到了头—还有少数人认为，即使在美国，这种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也不一定能够捱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不用说在欧洲了。虽然不能说世人皆醉我独醒，但本书确实洞察到，工业社会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恰恰预示着战后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成就。《工业人的未来》并不是一本“乐观主义”的书，在写作其主要章节的1940年夏，当时可以说并没有多少令人乐观的东西，收音机里倒是天天都在播放着纳粹的胜利、法国的陷落和英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之类的新闻。但是，本书却再次肯定了各种价值、希望和责任—而这些都由战后时期的各种事件给予了证实，也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涌现出的一个“工业”国—美国取得领导地位这一事实得到了证实。
　　今天，我们已经走出了工业时代。而且实际上，我们甚至已经超越了“后工业社会”。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我称之为“后资本主义”(以此命名的另一本书，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Transaction版就绪之后也将面世)。这是一个“知识”社会，而不是一个“工业”社会。但是，就这一工业社会而言，它对身份和功能的需要、需求和孜孜以求，却与50年前并没什么两样—毕竟这些都属于一般性社会理论，而不是工业社会的特殊特征。借以实现这些需要的制度仍然是组织，尽管不再仅仅是发达国家主导着1870年或1880年到1960年或1970年间的工业(也就是制造业)组织。我们所需要的具体应用肯定也会有所不同，但原则都是相同的。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本书的写作始于欧洲已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完成(尽管尚未出版)则是在美国参战之前。那时我已非常清楚美国肯定会参战—虽然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参战当时还不很清楚，也不可能清楚。由此，第1章“工业社会之战”也许对今天的读者来说特别有趣。书中所描述的各种事情当时都还很新奇，事实上都是非常异端的。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个个愁眉紧锁、忧心如焚（这种担忧确实不无道理），如何才能挨过那场战争，如何才能不被黑暗势力所吞没。当然，我当时也同样忧心如焚：在写作此书的那几个月里，好多个夜晚我都辗转难寐。然而本书（这本书在那时几乎可称唯一）却敢于发问：我们对战后的世界抱有什么希望？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才担当得起那个世界？“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不得不一直努力尝试”，这是我的一位好友在78岁高龄开始投入一项“新事业”时所说的，这也完全可用来作为本书的题词箴言。
　　彼得.德鲁克
　　加州克莱蒙特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