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徐松岩

古希腊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广泛而深远的古代文明之一，是西方古典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希腊文明所创造的自然观念、社会与政治秩序、伦理与价值观念，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等都深刻影响到后世欧洲乃至现代世界。古希腊文明成就辉煌，成果丰硕，遗留下来的考古遗迹、文献、器物、铭刻等异常丰富。中国自19世纪末开始系统引介古希腊文明的相关知识，20世纪中期开始，国内学者由译介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逐步进入科学研究阶段。不过，这注定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艰难坎坷之路。因为作为中华文明的传人，要从一手资料入手去深入探究与我们文化传统迥然有别的2000多年前失落的文明，按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撰写希腊文明史，尚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自从1934年四川大学史学系何鲁之出版其《希腊史》以来，国内希腊文明史著作（包括专史）已有十余部，但迄今为止，中国学者所接受和传承的，大体上依然是西方古典学者建立起来的知识框架和基本知识与判断。这些著作中的多数是综合性的希腊史或专门史，立足考古学视角的论著较少。首都师范大学李永斌教授所撰《废墟上的神话： 考古与古希腊文明》就是力图有所突破的一部新著。

根据我们的理解，古典学是以研习古代文字与文献为基础，着重对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诸文明进行全方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门学问。世界各区域文明在经过早期发展之后，形成了创新性文明成果最为丰硕的三个中心，即中国、印度、希腊，这是古典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古典学的核心内容是探究人类精神觉醒和古典文明兴衰规律。古典学研究综合运用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伦理学、心理学、生态学、民族学、艺术学等诸学科的方法，注重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微观研究相融合，专题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从研究古代文字、文献入手，解读古典原典文本之要义，阐释古典文明之精义，缕析后世古典学研究成果，比较古典文明之异同，探讨早期国家种种发展道路，阐明古典文明兴衰之规律。

2024年11月6日至8日，由中国与希腊双方共同主办的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盛会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学者参与，它注定成为国内古典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大会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旨在从古典文明的研究视域出发，回溯人类思想之源、总结人类历史智慧、发掘人类文明传统，为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夯实学理根基，为解决现代世界问题提供智慧启示，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思想动能，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有幸代表西南大学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希腊研究中心出席此会，并在第三分会场做主旨发言。会议期间，与永斌教授谈及近期学术规划，他说已着手从考古学角度撰写一部希腊文明史，并结合研究课题再次前往希腊文明故地实地考察，作为;志同道合者，我深表赞同。因为一则我最近十多年已循着希罗多德的足迹，六次前往地中海周边地区希腊、意大利、埃及、土耳其等国做访学调研；二则在进入新世纪后我也努力通过各种新媒体致力于传播希腊文明史知识，其间曾与永斌有过合作，可算同道之人；三则我与永斌都曾求学于曲阜师范大学，亦有校友之谊；况且该书得到西南大学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出版资助，我作为中心的特聘专家也理应大力支持。因此，当永斌教授恳请我为其新著作序时，虽自知力有不逮，也只好勉为其难地赘言几句。

该书最突出特色，首先是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学术研究旨在求真致用，一方面进行深入扎实的研究，另一方面是要把已经探明的正确知识介绍给广大受众，这在当今世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去过希腊和爱琴海的人都知道，当地不仅有迷人的风光和灿烂的文化，更有极为丰厚的古典文明遗产，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众多的求知者、爱好者、探寻者。据统计，近三年外国游客数量，每年都高达3600万以上，相当于其全国人口的三倍多！其次，该书作者视野开阔，密切关注古典学涉及的多学科研究动态，旁征博引，材料丰富。最后，作者谋篇布局也是独具匠心，并非平均用力，而是重点突出。全书分为五章，每一章的内容都聚焦一个地区或一个遗址，同时又考虑了古代希腊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在梳理了克里特、迈锡尼、奥林匹亚、德尔斐和雅典的考古发掘历程基础上，结合相关考古工作的资料，评介了各地考古遗址的复原与现状，这就为对考古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具有现场感的古代文明图景。更重要的是，作者结合国际国内学者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对这些考古遗址相关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诸多问题上给出了自己较为独到的见解，包括基于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重构的米诺斯文明、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与迈锡尼文明、奥林匹亚赛会与古希腊竞技文化、德尔斐神谕与古代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古典时代雅典的民主与帝国等问题。其中一些内容，如迈锡尼时代希腊与东方的文明交流、德尔斐神谕等，作者已发表过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并且能够将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融合起来，以通晓流畅的语言向读者呈现古代希腊文明的辉煌成就。

作者多年来深耕古典文明史研究领域，2007201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古希腊史专家、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教授；20172018年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世界名校牛津大学古典学系深造，合作导师勒莫斯（Irene Lemos）教授是希腊籍的著名考古学家，长期担任勒夫坎狄遗址考古发掘的负责人，出版过《早期希腊和地中海考古指南》等多部重量级的学术著作。作者除了考察过希腊各地的考古遗址相关考古博物馆之外，还多次实地参观考察过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阿斯莫林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西班牙国立考古博物馆等诸多与古代希腊文明关系颇为密切的博物馆。这些丰富的学术和实践经历，为作者写好本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内学界历来重视古希腊考古学研究成果的系统引介。重要的如保罗麦克金德里克（Paul Mackendrick）所著《会说话的希腊石头》（晏绍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约翰格里菲思佩德利（John Griffiths Pedley）所著《希腊艺术与考古学》（李冰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上海博物馆编《博物馆与古希腊文明》（作者包括多位中外名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则详尽而系统阐述了希腊以及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文物藏品与古希腊文明的关系。诚然，现代研究者从已发现的部分考古遗物去窥测或构建逝去的古典文明，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单方面的史料或视角都有其缺陷。睿智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似乎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在考察早期历史;考古学部分提醒他的读者： 拉栖代梦（斯巴达）人拥有强大的国力，优良的政制，不仅长期称霸伯罗奔尼撒半岛，还是全希腊的盟主，然而它并没有严整的城市设计，也没有宏大的神庙和公共建筑物，只是若干村社的联合，因而决不能因此低估斯巴达人辉煌的过去；而如若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雅典也不应高估其势力。从考古学角度去研讨希腊文明史，在篇幅允许的情况下，如能给予斯巴达适当关注，开列进一步研读的书目，似乎不算苛求。

英国史家爱德华卡尔在其《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指出，;历史学是历史家和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是lsquo;现在rsquo;和lsquo;过去rsquo;之间无终止的对话。每当我们踏上这片文明故地，站在考古遗址上，倾听石头的低语，追思先民的旧闻轶事，感念先贤的丰功伟业，惊叹先哲们非凡的智慧时，就仿佛是一次次今人与古人的对话。2024年11月7日，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正式落地希腊雅典；近年来，国内各地古希腊文物展频频举行。我希望自己和广大读者一样，在研读本书的基础上，带着种种疑惑，去希腊、爱琴海以及地中海各地，去自由地探寻、思考、对话，感受古希腊文明的永恒魅力吧！

从克里特文明的宫殿壁画，解读宫殿国家的神话记忆与文明之源；从迈锡尼文明的巨石城墙，探究青铜时代地中海地区的文明交流；从奥林匹亚的竞技场与圣火坛，追溯体育精神与宗教仪式的共生；从德尔斐的神谕遗迹，探寻希腊人如何通过预言构建城邦秩序与心灵图景；从雅典卫城的雕塑与陶片，重现民主萌芽、哲学思辨与艺术巅峰的古典之光。

本书基于考古发展的历程，通过实物与文献的双重印证，将考古材料置于社会史和文化史之中，还原古希腊从青铜时代到古典时代的文明演进轨迹。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古典文明的核心根基，深刻塑造了现代世界的制度理念与精神风貌，是人类文明交流研究的重要瑰宝。当前全球文明互鉴持续深化，构建中国自主的古典学知识体系已成重要时代命题，但国内古希腊研究长期沿袭西方框架，本土考古视角的原创成果稀缺。

本书立足这一时代需求，是国内古典考古研究的创新力作。作者依托希腊实地考察经历，紧扣古典考古学历史学转向，以克里特、迈锡尼、奥林匹亚、德尔斐、雅典五大核心遗址为脉络，结合考古遗存、文书资料与传世文献，系统重构古希腊文明发展脉络。全书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以中国学者视角解读古典文明兴衰规律，为中外文明对话、汲取古典智慧，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

李永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高等学校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英国牛津大学古典学系访问学者，中国世界古代史专业委员会理事兼副秘书长，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础研究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北京市哲社规划项目多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专著 2 部、译著多部。

绪论：古典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7

第一章 克里特考古与米诺斯文明｜13第一节 克里特考古的发展历程：从伊文思到21世纪｜13第二节 克里特考古遗址的复原与现状｜31第三节 基于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重构的米诺斯文明｜49

第二章 迈锡尼考古与迈锡尼文明｜63第一节 施里曼的荷马之梦与迈锡尼文明的发现｜63第二节 迈锡尼考古遗址的复原与现状｜74第三节 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与迈锡尼文明｜88

第三章 奥林匹亚考古与古希腊竞技文化｜110第一节 考古与竞技：重新发现奥林匹亚赛会｜110第二节 奥林匹亚考古遗址的复原与现状｜123第三节 奥林匹亚赛会与古希腊竞技文化｜136

第四章 德尔斐考古与古代希腊人的精神世界｜147第一节 世界的中心在哪里？德尔斐考古发展历程｜147第二节 德尔斐考古遗址的复原与现状｜159第三节 德尔斐神谕与古代希腊人的精神世界｜173

第五章 雅典考古与古典之光的重现｜196第一节 考古视野中的雅典市政广场与卫城｜196第二节 雅典考古遗址的复原与现状｜216第三节 民主与帝国：重现古典之光｜233

后记｜251

名人推荐:

我希望自己和广大读者一样，在研读本书的基础上，带着种种疑惑，去希腊、爱琴海以及地中海各地，去自由地探寻、思考、对话，感受古希腊文明的永恒魅力吧！

徐松岩，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绪论：古典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

古代希腊给后世留下了非常多的文化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就有17项，还有2项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这些世界文化遗产，绝大部分属于古典时期甚至更早时期，既见证了古代希腊文明的辉煌成就，也为后世学习和研究古代希腊文明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载体。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致力于复兴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化的人，就开始有意识地注意保护和研究古典时期的文化遗存。意大利人皮兹科利针对希腊罗马时期的古代遗存做了大量的文字记录和绘图工作，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古典考古学的发轫。成体系的古典考古学，则是在古代希腊罗马和近东地区一些大型遗址被发掘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如德国商人施里曼在特洛伊和迈锡尼的发掘，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丹尼斯、莱亚德等人分别在克里特、伊特鲁里亚、尼尼微等地的发掘等。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施里曼在特洛伊的发掘。1870年，施里曼在黑海海峡入口亚洲一边（今属土耳其）一个名叫希萨里克的山丘发掘出大量荷马时代的文物，将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传说的特洛伊文明展现在世人面前。施里曼的发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考古学家投入古代希腊罗马和近东地区的考古发掘，促进了古典考古学的发展。

随着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古典考古学与古典文献学、古典哲学、古典历史学和古典艺术史一起构成了古典学的五大分支学科。古典学是欧洲现代学术体系发展的产物，因而不可避免地表达着欧洲人的现代价值观。作为古典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古典考古学也不例外，试图从考古发掘的建筑和艺术作品等方面强调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独特性及其优越性。例如，牛津大学古典考古学家约翰博德曼，同时是一位古典艺术史家。他是《剑桥古代史》的主编之一，但是大部分学术成果还是集中于古希腊艺术领域，如《希腊瓶画史》《希腊艺术》《希腊雕塑》等。

在古典学的学术研究体系中，还存在一个固有的传统，即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数个世纪里，西方学术界对古典文献（包括文学、历史学、哲学、戏剧等作品）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尽管古典考古学也和其他考古学一样进行田野发掘和田野调查，但对古典文献的重视依然占据绝对优势。人们往往认为对事件的充分解释可以自然而然地从文献完整的描述中得到，而考古资料的不完善是不可避免的，不仅严重依赖考古遗址和遗物保存的完整性，而且依赖考古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古典考古学家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证经补史，为古典文献已经充分阐释过的古代希腊文明的优越性提供物质方面的论据支撑，并进一步激发当代艺术家努力去达到古代文明的艺术高度。

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家杨莫里斯所言，在这样的背景下，古典考古学的工作不管是实地的田野发掘，还是考古材料的整理发表，甚至是相关的理论解释，都是在既定的希腊主义的框架下进行的。;古典这个辕轭，决定了古典考古学家很难突破这个框架。其他考古学家可以告诉公众，什么时期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而古典考古学家只告诉公众，希腊（和罗马）的就是最好的。因此，早期阶段的古典考古学，并没有独立的学科自觉性，而是自愿成为古典艺术史和古典文献学的附庸。

随着20世纪中期以来古代近东文明研究的深入发展，欧洲人逐渐认识到古代希腊文明并不是独立起源、独立发展的，而是在与近东文明密切交流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文明相比其他文明就具有优越性，不过是各具特色而已。这就使得古典考古学家开始以较为客观理性的方式接受新的学术发展潮流，并将兴趣逐渐从古代艺术及其文明的优越性等议题转向具体的社会和经济议题，以及历史发展的宏观趋势等问题。笔者将这种转向称为;古典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

这种转向最先发生在铁器时代的考古领域。这一时期的历史虽然有相关的文献记载，但是文献资料严重不足，不能依靠传世文献来书写连续的历史。因此，一些古典考古学家开始向历史学和其他学科寻求解释模式。正如剑桥大学古典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所言，;一旦古典考古学家从单纯的杰出艺术作品转向对物质产品的整体研究，那么历史学家也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更有用的解释框架。

1977年，斯诺德格拉斯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考古与希腊城邦的兴起》的就职演讲，充分肯定了考古学在希腊城邦兴起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丰富的考古成果足以证明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在1980年出版的《古风希腊：　试验的时代》一书中，斯诺德格拉斯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上述结论。他基于古典考古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来源于墓葬的考古材料证明，公元前8世纪中期希腊地区的人口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促进了;黑暗时代后期的定居点快速向城镇和城市发展，其结果就是城邦的兴起。他将城邦的兴起称为;结构性革命。

斯诺德格拉斯的继承者和修正者是杨莫里斯。1987年，莫里斯在《墓葬与古代社会：　希腊城邦的兴起》一书中，利用大量考古资料，修正了斯诺德格拉斯的解释框架。他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社会确实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斯诺德格拉斯所认为的人口的大量增长，而是因为更多社会成员具有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资格，这标志着作为公民共同体的城邦兴起了。他将这个解释框架概括为;（公元前）8世纪革命。

2006年，斯诺德格拉斯将其19652002年发表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题为《考古与希腊的兴起》，其中的几篇论文又再次回应了他和莫里斯对希腊城邦兴起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和回应，体现了两位古典考古学家对早期希腊历史发展基本形态的思考与研究。

除了斯诺德格拉斯和莫里斯，还有更多学者也加入了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潮流中，如詹姆斯惠特利、罗宾奥斯邦、乔纳森霍尔等。这说明古典考古学家不再满足于;证经补史的学科定位，而是充分吸收和借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新的理论框架，这意味着古典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基本完成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专注于理论的考古学家也关注到了古典考古学的这种转向。1992年在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召开的理论考古学研究会年会，主题就是;古典考古学的新方向，试图在古典考古学与理论考古学以及历史学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1995年，牛津大学考古学家尼格尔斯班塞主编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希腊考古中的时间、传统与社会：　跨越;大鸿沟》。其中的大部分文章不仅讨论具体的考古发现或者某部古代文献，还努力提出某种理论解释，即考古材料和数据如何与古代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建立联系。

古典考古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也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新的发展趋势。2019年，牛津大学古典考古学家艾瑞妮勒莫斯等人主编的《早期希腊和地中海考古指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总体来说，整本书的结构和内容，都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有机结合。比如该书第一章;背景概述，就着重讲了;考古证据和;文献证据在研究古代希腊和地中海地区早期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第二章的标题为;国家与社会，基本上是基于考古材料来重构古典时代之前的古希腊历史，分别论述了迈锡尼文明的兴起及衰落、铁器时代早期的社会共同体、复杂共同体的复兴等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最新出版的这本考古指南中，我们可以看出，时间进入21世纪，古典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已经逐渐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包括古典历史学家和古典考古学家。古典历史学家更加注重借鉴考古学的最新发掘和研究成果，古典考古学家则更倾向于利用考古发掘成果来分析和研究古代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古典历史学和古典考古学的结合越来越密切，为古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