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汤一介先生（1927-2014），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从1956年起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三智文化书院、什刹海学院等学术研究机构。代表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等。主编有《汤用彤全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中国儒学史》（与李中华共同主编）、《中华佛教史》（与季羡林共同主编）等著作。以古稀之年主持大型文化工程《儒藏》（精华编）的编纂，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

【内容简介】

本书集中反映了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考。在本书中，汤先生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与理论基础入手，重点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对应于具有普遍意义的真善美三个价值，这是汤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一个全面思考，亦是对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何在的思考。与作为基本哲学命题的三个“合一”密切联系的，就是体现宇宙人生论、境界修养论、政治教化论三个方面的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汤先生将之归纳为：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本书是汤一介先生就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优秀文化在当下的发展状况以及未来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等问题的阐述。 

【编辑推荐】

1. 梳理了国学大师汤一介哲学思想的历程，反映出汤一介对传统文化与当下思考的内在构成，一本书读懂汤一介。

2. 以时间与空间为轴，站在纵横交叉点上对整个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反思与展望，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与时代前瞻性。

3. 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三个“合一”与普世价值观之间的对应关系，其背后蕴含的创造性思考凸显出的中国哲学的独特魅力。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到诠释，在更全面的展现大师精神世界的同时，激发读者对其整体哲学思考的兴趣，进而提升社会整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信心。

【目录】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结合

    ——对发展中国文化的设想

儒学的现代意义

    ——兼论“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

儒学能否“现代化”？

论儒学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儒学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

中国的儒道文化可以让文明不再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 “善” “美”问题

论儒家哲学中的“真” “善” “美”问题

论“天人合一” 

论“知行合一”

论“情景合一”

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

中国文化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

论“普遍和谐”

论“和而不同”的价值资源

论儒家哲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

论老庄哲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

论禅宗思想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

论儒家的境界观

论“内圣外王”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略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正义观

论儒释道观生死问题的态度

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

论儒家的“礼法合治”

“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

要重视《道德经》注疏的研究

华严十玄门的哲学意义

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

我们为什么要编纂《儒藏》

【精彩书摘】

见附页

论儒学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一　儒学的“反本开新”

我们为什么要编著一部《中国儒学史》，这是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而“儒学”在我国的历史上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华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我估计在２１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但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化（“中学”）在与西方文化（“西学”）的搏击中节节败退，“全盘西化”（或“全盘苏化”）占尽上风，甚至“打倒孔家店”成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标榜“进步”的口号。可是在这样艰难的“中学”日衰的形势下，中国仍然有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一方面坚忍地传承着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以广阔的胸怀融合着“西学”的精华。他们深信“中学”，特别是“儒学”不会断绝，自觉地承担着中国传统文化“存亡继绝”的复兴中国文化的使命。因此，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国学者得到对自身文化传统有个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应该发扬什么和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民族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应该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反本”必须要对儒学的源头有深刻的了悟，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我们对儒学的来源及其发展了解越深入，它才会有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开新”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思想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这必须对儒学做出适时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我们才可能适时地开拓儒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才能使儒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儒家在２１世纪的“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以贡献于人类社会。

二　儒学与“新轴心时代”

在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的形势下，人类社会面临的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正因为在这人类社会处于全球化的时代，使得各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处在极其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关系之中。人类社会如何从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之中找出一条出路？在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希望从人类的历史文化智慧中找出一条能使世界走上健康合理的“和平与发展”道路，这无疑是各国人民所希望的前景。关于“轴心时代”的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１８８３—１９６９）提出的。他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古波斯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古波斯有索罗亚斯特，形成不同文化传统。这些文化起初并没有互相影响，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在相互影响中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雅斯贝尔斯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①例如，我们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其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后，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佛教文化，再次回归先秦孔孟而把中国儒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人类社会进入新千年之际，人类文化是否会有新的飞跃？雅斯贝尔斯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对轴心期的回忆，或曰“复兴”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华文化又有一次“复兴”的机会？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的复兴过程之中，而民族的复兴要以民族文化的复兴为精神支柱，毋庸讳言，“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说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以“和谐”的观念贡献于人类社会。我们可以看出，自２０世纪末，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重视的趋势，而进入２１世纪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读经”“读古典诗词”，恢复优良的道德修养传统蔚然成风，不少中小学设有读《三字经》《弟子规》《论语》《老子》等有关课程；社会各阶层、团体、社区也办起了读古代经典的讲习班和讲座等。这一潮流也影响着我国的高层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将对有力地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应特别注意的是，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在深入研究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更加关注和有较深入地研究了。他们知道，中国文化必须在传承中更新，这样中国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复兴”，而“重新燃起新的火焰”。我们还可以看到，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和欢迎，两百多所孔子学院的建立，儒学经典将要被译成外国的八种文字，这无疑可以说是儒学在“新轴心时代”得以“复兴”的明证。我认为，中国文化必须在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中“复兴”，必须在吸收其他各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先进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中“复兴”，必须在深入发掘中国文化的特殊价值以贡献于人类社会中“复兴”，当然也必须在努力寻求我们民族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资源中“复兴”。因此，我们期待着和各国的学者一起为建设全球化形势下文化上的“新轴心时代”的早日到来而努力。在欧洲，经过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思潮的批判之后，出现了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他们认为：“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持批判态度……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①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者还认为，在崭新的时代，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新世纪的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则是尊重他者、尊重差别，他们提出“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的宇宙有机整体观，以此反对“现代二元论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里夫金在他的《欧洲梦》中强调，在崭新的时代，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文化的差异受到欢迎，每个人都在地球可以维持的范围内享受着高质量生活（不是奢侈生活），而人类生活在安定与和谐之中。② 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对自身的前现代传统某些观念加以重视，要重视两千多年前哲人的智慧。印度在１９４７年取得了独立。在她争取独立的过程中，许多民族运动的领袖都把印度的传统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武器。国大党的领袖甘地已采取把印度教和民族运动结合在一起的策略，因此国大党在指导思想和人员构成上都有明显的印度教特征。③ ２０世纪中期印度思想家戈尔瓦卡就提出：印度必须建立强大的印度教国家，他特别强调“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④ 他们认为，只有把印度人民的宗教热忱和宗教精神注入政治中，才是印度觉醒和复兴的必要条件。因此，印度民族的复兴必须依

靠其自身印度教的思想文化传统。印度人民党同样崇奉印度教，它是一种以“印度文化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或者称为‘印度教特性’”。他们认为，“可将印度现在同过去的光辉连接起来”，“以印度教意识和认同来重建印度”。① 人民党的思想家乌帕迪雅耶提出的“达摩之治论”就是要把印度教“种姓达摩”观念与现代人道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其目的是要用这种学说来捍卫印度教的传统文明和精神，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袭和影响。国大党和人民党交替执政，就说明印度教在印度的复兴。② 这有力地说明印度正是“新轴心时代”兴起的一个重镇。这是不是可以说，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印度和欧洲都处在一个新的变革时期，他们都将再一次得到“复兴”的机会？我认为，雅斯贝尔斯的看法是有远见的。这里，我必须说明，我并没有要否定其他民族文化也同样将会得到“复兴”的机会，如拉美文化、中东北非地区的伊斯兰文化等，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印度、欧洲（欧盟）的“复兴”很可能预示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

【前言】

编后记

上海教育出版社策划了“传统文化与当下”丛书，拟编选汤一介先生的一本文集收入其中。汤先生对相关问题确实有很多的思考，撰写有不少精彩的论文与短文。可以说，汤先生关于传统文化的很多命题与思考，都是立足于当前世界面临的问题与中国现实而发的。

本书在编选上采用汤先生自己对相关思考内容的分类，具体可见汤先生所撰写的《我的哲学之路》长文。这篇长文有广略多种版本，最广的版本当数收入《我们三代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1月）中的《我的哲学之路（一）》、《我的哲学之路（二）》、《我的哲学之路（三）》等三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在2003年前就完成了，因此不可能述及其后的一些文章。不过从汤先生后来对《我们三代人》的补充可以看出，汤先生有意将《我们为什么编纂〈儒藏〉》作为《我的哲学之路（三）》的末一小节。总体上，此文对于深刻理解汤先生自己的哲学与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南作用。我们本次的编选因为主题颇为契合，即是遵照汤先生《我的哲学之路（三）》中有关小节内容编选而成的。这一方面固然是投机取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多少能够反映出汤先生对传统文化与当下思考的内在结构。

本书侧重选编了汤先生《我的哲学之路（三）》中提及的“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与“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两个小节涉及的相关文章。这两个小节中，汤先生重点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对应于具有普遍意义的真善美三个价值。汤先生提出这三个“合一”，也特别侧重与西方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等哲学进行一定的比较。此三个“合一”的提出，可以说是汤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一个全面思考。真善美三者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三大块：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亦称自然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汤先生这种思考背后可能蕴含着他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思考，更蕴含着他对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何在的思考。应该说，汤先生的这种思考是具有创造性的，以中国哲学为代表的东方哲学，相比西方哲学，确实具有这样的特点。汤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凸显出中国哲学的独特魅力。也许我们还可以沿着汤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深入探索与思考，但毫无疑问，汤先生提出的这个分析与思考的角度确实令人震撼。汤先生提出这一思想肇始于1983年他在参加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时的发言。在笔者看来，这不仅标志着汤先生自己的哲学思考有了突破，而且也标志着大陆学者在世界哲学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

与作为基本哲学命题的三个“合一”密切联系的，就是体现宇宙人生论、境界修养论、政治教化论三个方面的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汤先生将之归纳为：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汤先生对这三个方面分别撰写有不少名文。在《我的哲学之路（三）》阐述过程中，汤先生特别提及发表在他编的《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一文。此文在汤先生看来特别论证了“普遍和谐观念”的现代意义。汤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一文也详细讨论了普遍和谐、内在超越、内圣外王三大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所以本书也一并选入。汤先生有关“普遍和谐”还有几篇名文，也收入本书。关于“内在超越”，汤先生自述受到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讨论到中国哲学内在超越取向与西方哲学外在超越取向不同观点的启发。汤先生撰写了四篇相关论文，系统进行论述，主要涉及儒家哲学、魏晋哲学、老庄哲学、禅宗思想。本书选入其中的三篇文章。关于“内圣外王之道”，汤先生写的文章不多，本书选入的两篇文章，内容上一小部分有重复，但是由于成于不同时期，合并起来能够总体反映汤先生在“内圣外王之道”观点上的基本见解。汤先生认为，儒家学说不可能解决今日社会的所有问题，所以汤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圣外王”有一些批评。汤先生认为，儒家学说最有意义的部分在于关于“教人如何做人”的方面。（《我们三代人》，411页。）

除了本书上述选入的主体内容之外，本书还选择了汤先生发掘的传统文化（不限于儒家）中对于当下具有意义的一些内容，比如正义观、生死观、礼法合治、孝道等内容。也有受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影响所写的《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一文。关于如何继承与利用传统文化，汤先生特别强调解释学的方法，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诠释。本书选录了汤先生倡导研究《道德经》注疏，对华严宗核心哲学进行诠释、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等内容。领衔编纂大型文化工程《儒藏》是汤先生在21世纪主要从事的工作，与汤先生倡导创建中国解释学是一体两面，同样是汤先生思考传统文化与当下不可或缺的内容。限于篇目，本书仅选入其中最重要的几篇代表性文章。有关解释学，汤先生还有好几篇论文，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进一步参考汤先生的其他论文集。

本书的第一篇则选录了与本书主题关系颇为密切的一些代表性论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的文章都有，更为深刻说明汤先生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不完全是书斋中的玄思，而是与他所理解的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息息相关的。

选编汤先生的文集是困难的，汤先生生前出版了大量著作，编辑了很多书籍，写作了很多序言，发表了很多演讲，接受了很多次访谈，在海内外报纸、期刊、论文集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内容，我们正在搜集整理过程中。汤先生的代表性论文，重要的大都收入《汤一介集》中。但此外还有大量散见的文章，搜集也颇有难度。汤先生的文章，发表时会有几种版本，题目有时候也会稍有改换再收入汤先生自己编选的论文集当中。汤先生平时事务极为繁重，每天都要接见各种来访，同时还要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发表论文或者讲话，接受访谈等。相同主题有的时候会讲多次，会有一定的重复也在所难免。要辨别清楚这些内容也颇为困难。本次编选，如果已经收入《汤一介集》，尽量依据《汤一介集》，其他论文也多以收入其中的论文集为准。但即便如此，也必定也有很多不足，尚乞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吝赐正。

总而言之，编者认为，通过本书的阅读，读者们定能一窥汤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思考全豹之一斑。如果读者们能进一步对汤先生整体哲学思考发生兴趣，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升起殊胜的信心，则是编者最圆满的愿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