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两极化观点，跳出阴谋论陷阱，了解贸易摩擦真相

书名：贸易的冲突

定价：168.00元

作者：道格拉斯欧文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9-07

页码：837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ISBN：9787521704655

1.中美贸易摩擦使“贸易的冲突”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

2如果你想了解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了解党派之争、利益集团之争、思想观念之争，以及这些斗争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请阅读此书。

3.《贸易的冲突》《贸易的真相》《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贸易三部曲让你了解中美贸易摩擦的真相和未来。

该书借助经济学家思考经济政策制定过程的政治经济学框架，结合地理因素，勾勒出美国贸易政策的经济和政治地理学模型，阐释了经济利益纷争和政治冲突如何塑造了美国250多年来的贸易政策。

作者将美国的贸易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从独立战争到内战，从内战到大萧条，从大萧条至今。这三个阶段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美国的贸易政策分歧十分之大，但在每个阶段中，分歧各方的立场都表现得稳定，因而贸易政策有相当强的连续性。其根源就在于美国产业的地理分布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地理特征都相当稳定。只有当产业的地理分布或者贸易构成发生变化，地区经济利益随之发生变化时，国会对贸易政策的投票格局才会改变。

全书不仅运用翔实的史料，如国会会议记录中各党派代表的发言、政治人物的私人通信、当时的媒体报道和评论等，生动地还原了各个历史阶段关于贸易政策制定过程及其间的政治斗争，还借助美国各政府部门和相关研究机构收集的大量历史数据，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文献等，深入分析了政治争斗中那些似是而非观点背后的真实逻辑，澄清了政策制定者、企业和公众对贸易政策和经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误读。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特朗普政府鼓吹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之际，该书的宏大历史视角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当前的局势是否有别于过去，还可以使我们看清美国如何来到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又将去向何方。

引言

篇税收

章争取独立的斗争，1763—1789年

章新国家的贸易政策，1789—1815年

第三章地区间冲突与危机，1816—1833年

第四章关税和平与南北战争，1833—1865年

篇限制

第五章关税改革的滑铁卢，1865—1890年

第六章根深蒂固的贸易保护主义，1890—1912年

第七章政策逆转和偏移，1912—1928年

第八章《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和大萧条，1928—1932年

第三篇互惠

第九章新政与互惠贸易协定，1932—1943年

第十章建立多边贸易体系，1943—1950年

第十一章新秩序与新压力，1950—1979年

第十二章贸易冲击和应对，1979—1992年

第十三章从全球化到极化，1992—2017年

结语

致谢

注释

缩略语

参考文献

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A.Irwin）

经济史学家，美国八大常青藤盟校之一达特茅斯学院JohnFrench经济学讲席，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出任美联储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经济学家等，已有7本关于美国经济和贸易政策的著作出版，是该领域的人物。他还颇受《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的青睐，是这几家知名报刊的撰稿人。

该书对美国贸易政策历史的讲述，表明贸易问题既非沉闷无趣，也不应承受众多攻击……欧文先生在完成这一宏大叙事的同时，也揭开了贸易政策的神秘面纱。

——《经济学人》

在华盛顿处理贸易问题的方式出现重大转折之际，这部宏大作品地叙述了美国自殖民地时代以来的全部贸易政策历史，通过国会的辩论与行动，说明彼此对立的国内经济利益集团如何让美国人在贸易问题上反复爆发冲突。

——《外交事务》

欧文总结了美国贸易政治斗争的漫长演化历程，从17世纪40年代的重商主义到今天特朗普再次实施保护主义政策重新引发贸易之争。这本厚重、翔实而易读的编年史折射出的曲折道路，正是我们如何形成自由贸易秩序的经过。

——《华尔街日报》

其他历史学家也写过美国贸易史，但欧文的这部著作更，对今天的贸易决策也更具参考价值……作者了深刻的分析与历史学家对总体趋势和斑斓细节的观察。无论是对贸易专家，还是对希望深入了解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演变的任何读者，该书都平实易懂并极富启发。

——《国家评论》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章里，詹姆斯？麦迪逊注意到每个社会都存在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这些集团经常对政府政策持有相互激烈冲突的看法：“土地利益集团、制造业利益集团、商业利益集团、金融利益集团，以及其他许多较弱小的利益集团，必然在各个文明国家中成长起来，并把社会分为不同的阶级，由不同的情感和观点驱动。”他指出：“管理这些多种多样而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构成了现代立法工作的基本任务，并需要把党派精神纳入政府的必要和日常行动中。”麦迪逊还借用贸易政策的例子阐述这一观点：“是否应该，以及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利用对外国制造商的限制，鼓励本国制造商？土地所有者和制造商对这些问题有大相径庭的结论，而且可能都不是出于对正义和公共利益的考虑。”他相当悲观地总结说：“指望开明政治家能够协调这些利益冲突，使它们都服从于公共利益，这种观点恐怕是徒劳无益的。”

时间证明了麦迪逊的洞察：在整个美国历史中，贸易政策一直是痛苦的政治冲突的源头。这一冲突向来激烈，因为事关金钱和就业岗位：根据政策选项，某些类型的产业、农民和工人将受损，而其他人会得利。麦迪逊同样正确地预见到贸易政策的基本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保护国内厂商免受外国竞争。这个永恒主题令社会的不同群体、国家的不同地区乃至各种哲学观点争得不可开交。

本书将探究从殖民地时期至今影响美国贸易政策争斗的经济和政治因素，考察影响贸易政策进程的经济利益和党派立场、环绕和约束政策制定者的历史背景、由政治博弈过程产生的政策结果，以及这些政策的经济效应等。国会是事件的，因为那里是决定贸易政策的主要场所。生产商利益集团、工会、辩护团体、公共知识分子乃至历届总统都可以提出各自的要求、抗议、谴责和抱怨等，然而改变现行政策有国会的多数同意和行政领导的批准。如果投票未能过关，现行政策就无法改变。

美国的贸易政策始终指向三个基本目标：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增加政府的收入，通过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厂商免受外国竞争，以及通过互惠协定减少贸易壁垒和扩大出口。这些“3R”目标（税收，revenue；限制，restriction；互惠，reciprocity）一直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主要追求。虽然三者在整个历史上都很重要，但美国贸易政策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每个目标在其中一个时代占据优先地位。个时代是从联邦政府成立到南北战争，创造关税收入是贸易政策的核心目标。个时代是从南北战争到大萧条，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厂商是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第三个时代是从大萧条至今，旨在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互惠贸易协定成为优先考虑对象。

以上的描述意味着，美国贸易政策只遇到过两次重大的外来冲击，导致其目标发生了转移。次是南北战争，导致了有利于共和党的政治洗牌，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由关税收入转向进口限制。次是大萧条，导致了有利于民主党的政治洗牌，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由进口限制转向互惠协定。在这三个时代当中，现行政策在两党之间也都有过激烈争论。现状一直受到挑战，总有一方在抱怨如果关税不能提高或降低，国家将被毁掉。不过，尽管有不同利益集团带来的所有这些争论和分歧，现行政策一旦确立，再想改变就非常困难。在上述三个时代中，美国的贸易政策表现出了惊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哪怕任何时点都不乏政治和经济上的各种斗争。

美国贸易政策的稳定性来源于国家的经济地理与政治体制的特性。国家的不同地区专注于不同的经济活动，这种定位的延续时间即使达不到数个世纪，也可以长达数十年。在两百多年中，棉花始终在密西西比州生产，烟草在肯塔基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钢铁在宾夕法尼亚州，等等。从事化生产的各州对贸易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某些地区生产的产品用于出口，其他地区的产品则面临着进口产品的竞争。代表不同地区的国会议员，通常根据自己选民的利益给法案投票。其结果是，美国稳定的经济地理结构带来了国会对贸易政策投票的稳定的政治地理格局。此外，美国的政治体制导致立法的通过难度很大，使政策走势倾向于维持原状。

作为经济学家，我喜欢借助经济学分析理解政策制定者背后的驱动力及其政策决策的后果。经济学家撰写的关于美国贸易政策历史的上一部重要著作是弗兰克？陶西格的《美国关税史》，1889年首发，一共发行了8个版本，直至1931年。这一经典著作需要升级更新，有三方面的理由。，陶西格完成后一个版本的时间是1930年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通过之后，但大萧条的低谷尚未到来，那时距今已发生了近一个世纪的重大变化。美国从孤立主义和贸易政策保守主义，变成了在全世界推进自由贸易的。，对于陶西格只能推测的经济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实证研究已得出了新见解。此类问题包括：南北战争以前的关税对美国南方的影响，保护措施对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以及高贸易壁垒与大萧条的关系等。第三，与陶西格所处的时代相比，经济学家用于思考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互动关系的理论架构已经有了长足进步。

当然，讲述美国贸易政策史所需的远超出经济学范围，贸易政策与国家的政治史密不可分。我们很自然地看到，政治家学和历史学家对理解贸易政策的发展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政治学家关注经济学家常常忽略的一些因素，如政策制定过程本身可能影响政策的终结果。正如有报道称，密歇根州的众议员约翰？丁格尔曾说，“我让你来写法案的内容，你让我来写立法的程序，后每次我都会打败你”，不过他显然是用了比“打败”更刺眼的一个词语。历史学家则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贸易政策辩论发生的政治背景。

但是，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从来都不是特别关注贸易政策错综复杂的细节。阿兰？米尔沃德曾写道：“关税总是相当乏味的事情，除非涉及有关联的政治事件”，意思是说只有乏味的经济学家会觉得关税本身值得研究。若干历史学家也承认，从来没有对贸易政策表现出过浓厚的兴趣。例如约翰？贝劳拉维克就曾坦承，关税“让历代美国历史学家患上了嗜睡症……尽管我们很少否认该议题的重要性，但更少有人愿意探索那些令人困惑的关税和税率的迷宫”。

更重要的是，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往往会忽视不同贸易政策的经济后果。杰斐逊在1808年的贸易禁运对经济有何影响？高关税是否了19世纪的美国工业化？1930年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是加剧还是缓和了大萧条的程度？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自由贸易政策是不是战后时期出现经济繁荣的原因？21世纪个10年早期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是否摧毁了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伤害了蓝领工人？虽然本书更关注贸易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因素，而不是特定贸易政策选项的后果，但以上这些重要问题仍需要解答。

本书按照年代顺序组织，但每个章节都会对政治和经济形势展开分析。引言将为后续章节提供某些背景介绍。我们首先分析试图探究的主要政策选项：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平均关税。这一平均水平的设置通常是为了达成贸易政策的如下三大目标之一：增加政府收入，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厂商免受外国竞争，或者利用互惠协定为出口产品打开外国市场。继而我们将讨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地理格局如何影响国会制定的贸易政策。后，我们将研究党派和意识形态因素在贸易政策制定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贸易政策的工具和目标

国际贸易包含把本国产品和服务出口到国外，以及把外国产品和服务进口到国内。各国政府可以用补贴贸易，也可以用税收限制贸易。由此形成了政府对贸易进行干预的四种可能途径：出口税收、出口补贴、进口税收以及进口补贴。这四个政策选项中的两个与美国历史没什么关系。根据本书章将介绍的原因，出口税被美国宪法第1条第9款明确禁止。由政府给进入本国市场的外国产品提供的进口补贴，则极少被任何国家采用，美国亦不例外。

剩下的选项是出口补贴和进口税收。美国在某些时期采用过出口补贴，但由于其财政成本，从来都规模不大。相反，进口税收——关税——自联邦政府在1789年成立以来一直是贸易政策的核心。因此本书的主要关注点也放在进口关税上面。

进口关税在外国产品进入美国国境时征收。关税可以采用从价税形式，以进口产品价值的某个百分点计算（如30）；或者采用从量税形式，对每单位进口产品征收固定的金额（例如每磅或每件1美元）。从量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如果不考虑进口产品的价格，它与从价税等值的百分点就不能确定。例如对每件进口衬衫征收5美元的从量税，那么对于10美元价格的衬衫，其对应的从价税率为50，对于50美元价格的衬衫，其对应的从价税率则为10，所以从量税对应的从价税必然与产品价格有内在关联。由于许多关税采取了从量税的形式，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进口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成为平均关税率大幅波动的重要原因。

平均关税率是使用广泛的反映一国进口政策的关键指标。图1显示了美国在1790—2015年对全部进口产品和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对全部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是宽泛的测量指标，包括所有进口（应税产品与免税产品）。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则只限于需要缴纳关税的产品。这两个数据系列在南北战争后出现了较大缺口，当时允许某些外国产品免税进口，通常是国内不生产的产品，不会给国内生产商造成损害，例如咖啡和茶叶。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协定让某些国家能够以零关税把产品出口到美国。如果撇开此类进口，应税产品的平均关税率可以（有些简化但依然适用）解释为面临外国竞争的国内厂商享受的平均保护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保护性关税正是本书通篇将要关注的核心“政策结果”。

正如图1所示，两类平均关税率都在随时间发生变化，表明贸易政策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然而这基本上属于错觉，基本的贸易政策其实比该图给人的印象要稳定得多。平均关税率的部分变化确实是由于国会制定的税率变化或者总统在贸易协定谈判中达成的税率变化所致，但大多数关税法案和贸易协定只是在原先的体系和进口税率上做逐步修正，从而维持现行政策的连续性。相比之下，平均关税率的大变动其实是因为实行从量税的进口产品的价格变化所致。即便政策制定者设置的对进口产品适用的基本税率不变，进口产品价格的外生变化有时仍会导致平均关税率出现大幅波动。

国会和总统希望通过进口关税率的设置达成哪些目标？如上文所述，政策制定者有三大基本目标：增加政府税收，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厂商免受外国竞争，利用互惠协定为出口产品打开外国市场。大致来看，美国贸易政策的三大目标在图1中均有所反映。在个时代，即1790—1860年，增加政府收入成为设定进口关税的主要因素，因为联邦政府有90的收入来源于此。当然税收并非要考虑的因素：平均关税率从19世纪个10年早期的约20提高到19世纪20年代后期的近60，这是因为北方某些州试图利用关税进行保护。这一企图终被南方各州击败，它们想要“仅用于增加政府税收的关税”，并为此爆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南卡罗来纳州威胁退出联邦。1833年达成的妥协解决了分歧，使关税率转入下降轨道，直至南北战争爆发（那时已经降到20以下）。对全部进口产品和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水平很接近，因为当时几乎所有进口产品都需要缴纳关税。

上述政治平衡被南北战争打破，政治权力由主张低关税的南方民主党人转移到主张高关税的北方共和党人手中。在个时代，即1860—1934年，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变成了通过限制进口保护特定产业免受外国竞争。这一新目标能占据主导，是因为控制政治权力的党派有了更换。结果导致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从1859年的不到20提升至内战期间的约50，并在此水平上维持了数十年。在这个时期，保护性关税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议题之一：赞成派认为它了国家成长与工业化步伐，反对派则指责它缺乏效率，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保护某些产业部门。

这一时期，虽然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居高不下，全部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却在下降，因为某些消费品（咖啡和茶叶）与原材料产品（锡和橡胶）获得了免税待遇。进口关税对政府收入的重要性则有所下降，因为引入了其他税种。从1860年到1913年，关税收入约占政府收入的一半；而在1913年引入所得税以后，关税在政府收入中只占一小部分。从1913年到1933年，关税变得极不稳定：次世界大战期间，平均关税率大幅下降，战后又迅速提升，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达到近60的峰值。剧烈波动不仅源自立法导致的关税率变动，也反映了从量税产品的进口价格走势。

大萧条再次打破了美国的政治平衡，1932年大选后，政治权力重新交给了主张低关税的民主党。在第三个时代，即1934年至今，国家间互惠成为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以便为美国出口产品打开市场。实现互惠就需要与其他国家就削减贸易壁垒展开谈判，美国要同意削减对外国产品的关税，以换取外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同等待遇。在此之前，贸易协定基本上不可行，因为国会希望维持对关税事务的决定权，而不愿意把谈判权授予总统。但由于大萧条期间各国设置了很高的贸易壁垒，对美国的出口极为不利，国会于是在1934年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中批准了对总统的授权。

这一标志性法案把贸易政策制定的地点由立法机构转到了行政机构，象征着新时代的开始。自此以后，美国参与达成了大量的贸易协定，例如1947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部分由于这些贸易协定的影响，美国的关税率降至历史新低。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在20世纪40年代大幅跌落，此后由于二战期间和战后的进口产品价格提升，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10左右企稳，至70年代后期再跌至约5，迄今一直维持在该水平。

从长期历史进程看，只发生过两次导致美国贸易政策重大转向的突发事件：南北战争，导致贸易政策从增加政府税收转向限制进口；大萧条，导致从限制进口转向互惠贸易。前者与政治权力在国家不同地区的转移有关，后者则关系到一次政治重组，伴随着贸易政策制定过程的重大制度变化。

在每个时代中间，当政策制定者利用关税增加政府收入、限制进口和达成互惠协定时，他们依据的是哪些指导原则？事实上，对于如何设定关税实现上述目标，并没有客观和科学的标准。实现关税收入大化取决于进口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但国会从来不知道这些弹性的具体水平，在任何时期也不见得真希望实现关税收入的“大化”。对于决定何种产业应该免受外国竞争的保护以及应该何种程度的保护，乃至判断此类保护能否提升整体经济福利，同样没有具体的规则可循。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贸易限制会降低国民收入，但如果满足特定条件，也有能新兴产业的理论根据。只不过很少有指标能帮助我们预先确定，到底哪些产业适合采用此类扶持。互惠贸易则涉及政治上的判断，即具体的贸易协定是不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划算的交易”。

即使有某些实际操作原则能用于具体案例，它们在政策制定的政治舞台上也不太能发挥作用。关税制定本身是政治活动。正如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瑟夫？弗拉克所言，实际关税水平是“经过妥协调整后的推测数字”。国会议员在利用关税达成任何目标上通常都存在激烈分歧，终的政策结果反映了大量（国内和国外的）不同意见以及（政治和经济的）不同目标之间的妥协与权衡。缅因州共和党议员、众议院议长托马斯？里德由此揶揄：“平衡的关税只能在你头脑中获得批准，国会是永远做不到的。”

与麦迪逊预言的一样，出于保护主义目的而限制进口一直是美国贸易政策中争议大的部分，当然贸易协定的相关议题在近几年也引发了激烈争论。保护性关税的提升或下调总会激起火爆辩论，因为这些税率影响着哪些产业会扩张，哪些产业会收缩。保护性关税会提高外国进口产品在本国的售价，从而影响劳动力和资本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配置。由于此类原因，就像麦迪逊说的那样，如何让这些“利益冲突”服从于公共利益始终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艰巨挑战。

美国贸易政策的经济与政治地理学

那么，为什么贸易政策的分歧如此之大，却能在上文介绍的每个时代中表现得稳定呢？某些地方的经济利益依靠出口，而其他一些地方却会受到进口的伤害，由此带来了政治冲突。贸易政策连续性的根源，则在于美国经济地理特征（即不同地区特有的经济利益）的稳定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地理特征（这些利益集团在国会的代表人）的稳定。

在经济地理方面，跨国贸易品的生产，如农作物耕种、矿产资源开采和制造品生产，往往集中在美国的特定区域，而且会长期持续，即使没有几个世纪，也有数十年之久。进出口贸易的产品构成通常也会长期保持稳定。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农场主、矿场主和制造商对贸易有着长期持续却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有人要向外国市场出口产品，需要相对开放的贸易；有人则面临外国竞争，需要保护性关税限制进口产品。由此，国家的不同地区及其不同的厂商利益集团，对于特定贸易政策往往有非常稳定的倾向性。既然国会议员通常反映各自选民的利益，国会的投票格局自然也就呈现出时间上的连续性。

这一观点的逻辑反映在图2中：生产上稳定的经济地理特征加上贸易的稳定构成，产生了稳定的地区性厂商利益集团，然后形成国会在贸易政策方面稳定的政治地理特征。在本书的整个历史论述中，我们都将看到这种格局一再出现，使原有政策很难改变，除非像南北战争或大萧条那样的巨大冲击到来，并导致政治权力的重大调整。当然，如果某个产业的地理分布或贸易构成发生变化，地区经济利益也会受到影响，国会的投票格局将随之改变。下面将更细致地对其中的每个环节展开分析。

影响贸易政策重要的经济利益集团是国内生产商，也就是企业及其雇用的员工。人们经常说，美国实行“生产商导向”的贸易政策，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尤其听从国内农场主、矿场主和制造商的声音。这些企业利益集团不仅深深卷入了政策制定过程，而且经常集中在国内的特定区域。不同区域的不同特征，如与农业有关的土地和气候条件，与矿业有关的地质因素，与制造业有关的距离自然资源的远近等，导致它们从事不同的农作物、矿产资源和制造品的生产。例如，人们经常把棉花生产与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和得克萨斯州联系起来，钢铁生产对应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烟草生产对应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肯塔基州，小麦生产对应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汽车生产对应密歇根州，煤炭生产对应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金融服务对应纽约州，铜矿生产对应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高技术产品对应加利福尼亚州，飞机则对应华盛顿州，等等。

图3大致描绘了美国的经济地理格局。早在19世纪早期兴起的绵长制造业地带从新英格兰地区跨越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北部，直至中西部地区的北部。该地区包含早期的纺织业和毛织品工业（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州），钢铁工业（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以及后期的汽车工业（密歇根州）和农业装备工业（俄亥俄州和伊利诺伊州）。烟草生产一直集中在南方各州北部，棉花生产则在南方各州南部。中西部存在跨越明尼苏达州、北达科他州和堪萨斯州的小麦带，跨越艾奥瓦州、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的玉米带，以及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的乳制品带。

地理上的这一生产分工可以延续数十年之久，但并非永恒不变。在19世纪的多数时候，棉纺织品生产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但电力发展让工厂摆脱了对水力的依赖，使其在20世纪早期逐渐向南方迁移，以节约劳动力成本。棉花生产集中在南部，1820年从南卡罗来纳州起步，在之后一个世纪缓慢向西推进到密西西比州和得克萨斯州。钢铁生产集中在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早是因为当地有煤炭和铁矿资源，直至20世纪中期，这两个州仍占全美钢铁生产总量的大约2/3。到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外国竞争加剧，以重工业为主的制造业地带成为的“锈带”，工厂被关闭或迁往南方发展起来的新制造业地带。

既然美国的农场、矿场和工厂都具有地理集中性，这些企业跟贸易的利弊关系又是如何决定的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企业的产品是出口到外国市场还是面临进口产品的竞争。总体而言，面临外国竞争的企业希望对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面向外国市场出口的企业希望对进口产品征收低关税。出口商与面临进口竞争的企业有相反的利益诉求，因为国际贸易要求用出口产品交换进口产品，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任何削弱进口的政策干预都将削弱出口。

出口和进口的相互依赖关系早就被人们认识到。所谓“勒纳对称定理”指出，对进口征税等同于对出口征税。实际上，政策制定者在利用税收限制进口时，也在用税收限制出口。因此，出口导向型企业与面临进口竞争的企业之间经常为贸易政策展开政治角力。出口商往往成为反对高关税团体的带头人，同要求提高关税免受进口产品竞争的企业相对立。例如在19世纪，依赖棉花和烟草出口的南方各州就强烈反对北方各州制造商主张的高关税政策。

同一个产业的生产商和消费者对贸易也有相反的利益诉求。关税会提高国内产品的售价，保护国内生产商，但国内消费者会因此付出更多，承担损失。事实上，关税等于是给国内生产商提供了补贴，而税收来自进口产品及其国内替代品的消费者。这里的消费者不仅指居民家庭，也包括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产业。许多贸易政策争斗发生在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生产商与终产品的生产商之间。例如，国内的羊毛生产商（饲养绵羊的农场主）要求对进口羊毛征收高关税，而国内的毛织品制造商则要求实施低关税以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

只要贸易构成保持稳定，生产商对贸易政策的利益倾向也会保持稳定。贸易的构成，即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的类型，则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要素禀赋（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以及技术水平等。由于这些基本特征的改变通常较为缓慢，贸易构成也就往往较为稳固。美国在两个世纪前出口棉花和小麦，今天依然如此。美国在两个世纪前进口服装、钢铁制品和热带产品，如今也没有改变。

图4显示的是美国在1821—2010年的出口（A）和进口（B）的大类构成。南北战争前，食品和原材料（棉花和小麦）占出口的2/3左右，制造品（服装和金属制品）则占进口的约2/3。此格局反映出美国相对于英国和其他贸易伙伴有较丰富的可耕地，较贫乏的劳动力和资本。自然，当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要素禀赋与技术水平发生变化时，贸易构成也会随之改变。美国在整个19世纪都在积累资本，并着手开采丰富的矿产储备，尤其是铁矿石。这使美国逐渐成为矿产品密集型资本品的出口国，如钢铁制品，而劳动力密集型制造品则继续依靠进口，如服装等。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制造商对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外国竞争的兴趣逐渐减小，更多关注向外国市场出口，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制造商则继续面临外国竞争压力，希望维持高关税。贸易构成的这一演化给不同经济产业的利益诉求带来了深远影响，并将如下文所述，终表现在国会的贸易政治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