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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角社会（汉译名著本）》对美国波士顿市的意大利人贫民区和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活动方式及他们与周围社会的关系做了记录和分析。
中文版序言
第四版序言
引言：科纳维尔和它的人们
第一编 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
第一章 多克和他的小伙子们
一 诺顿帮的成员
二 保龄球和社会地位
三 诺顿帮和阿芙罗狄蒂俱乐部
四 多克的政治竞选
五 解体
第二章 奇克和他的俱乐部
一 奇克·莫雷利的故事
二 组织俱乐部
三 社交活动
四 反对奇克
五 第二个季度
六 分裂
七 共和党政治
八 奇克·莫雷利的事业
第三章 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
一 群体的性质
二 街坊文教馆的社会角色
三 忠诚和社会流动
第二编 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
第四章 非法团伙活动的社会结构
一 非法团伙活动的历史
二 彩票赌博组织
三 与警方的关系
四 社会背景中的非法团伙成员
第五章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中的非法团伙成员
一 托尼·卡塔尔多和谢尔比大街的青年们
二 组织俱乐部
三 改组俱乐部
四 政治争端
五 危机和托尼·卡塔尔多
六 托尼的宾戈赌会
七 新的管理机构
八 卡洛和托尼
第六章 政治和社会结构
一 政治组织性质的不断变化
……
第三编 结论
附录……精彩书摘 政治家如果想有成功的希望，必须在开始竞选之前先得到社215区中某个部分的支持。他也许有自己的政治俱乐部，不过拉韦洛参议员的例子表明这并不总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这种有保障的支持为候选人提供了政治力量的基础。它使那些尚未决定支持谁的人相信，他有着获胜的机会，而且，无论结果如何，他都是一个足以给他们带来好处的重要人物。这还为他提供了许多心甘情愿的政治工作者。
竞选的目的是在已经肯定会提供支持的核心之外，增加新的投票者集团。为此，政治家力图争取那些在社会组织中的位置能影响全局的人。
他首先争取那些有着广泛的个人影响的大人物。在科纳维尔和这一城市毗邻的地区，这些大人物主要是政治家和非法团伙成员。
当乔治·拉韦洛决定在1937年秋季竞选国会议员时，他首先寻求和争取埃德·墨菲和约翰·菲尼的支持。墨菲以前当过州长，拉韦洛曾一向支持他的竞选，两个人是好朋友。拉韦洛还曾支持菲尼成功地竞选司法部长。由于选举区包括四、五、六、七区以及马克斯顿城和贝尔弗里城，而在这次竞选以前，拉韦洛只在四区、五区和六区参加过竞选，所以对他来说，在那些对他不大了解的地区里获得有影响的人的支持就很重要。杰克·弗拉纳根是七区（安斯伯里）的一位颇有名气的政治家，曾被墨菲任命为官员，所以出于对其上司的忠诚而全力支持拉韦洛。汤姆·弗利在六区是个很得人心的人物，墨菲曾任命他在州政府担任要职。弗利和拉韦洛是多年的好友，所以从一开始他就肯定会支持他。乔·肯尼，即后来遭到谋杀的那位韦尔波特的非法团伙成员，发誓会在选举中支持拉韦洛。克利夫兰俱乐部过去一直反对拉韦洛，但是拉韦洛在与约瑟夫·马洛尼进行长时间的谈判之后，终于赢得了该俱乐部的支持。‘阿特·波塞拉议员、迪安吉利斯前议员和五区的卡皮萨前市政委员会委员都已提出自荐提名文件。如果拉韦洛要击败最有势力的爱尔兰人候选人，这些人就必须退出竞选。由于拉韦洛答应（但没有办成）给卡皮萨在联邦司法部长手下谋个职务，卡皮萨被说服退出竞选。后来在东城最大的一家饭店里举行了一次会议，目的在于“促进意大利人整体的事业”。有6人到会。他们是拉韦洛，、波塞拉、迪安吉利斯、T.S.（科纳维尔的非法团伙头头儿）、阿尔·丹东（五区的非法团伙的头头儿）和市法院的弗朗吉洛法官。迪安吉利斯坚决不肯退出竞选.不过与会者还是达成了协议，让波塞拉为了对拉韦洛有利而退出竞选，而拉韦洛则答应在下一年里支持波塞拉竞选州议员。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因为它不仅在两个政治死敌之间达成了协议，而且在拉韦洛的生涯中首次赢得了T.S.的支持。
争取大人物是很要紧的，但是不能指望他们去拉选票。众所周知，一个政治家自己得到的选票可以多于他为别人拉的选票。当一个政治家本人竞选选区内的官职时，他与那些他希望能支持他的群体直接接触。他欠了它们的人情，它们也期待他提供恩惠来作为回报。如果这同一个政治家要求这些群体去支持另一个人，小伙子们距离提供恩惠的人就远了一步。当他们寻求恩惠时，他们必须去找那位曾直接游说他们的政治家，并指望他把他们的请求反映给他支持的那个人。
还有一个困难，即一个政治家支持另一个政治家时，可能是出于某些与街角青年并无特殊关系的原因。在1939年的市参议员竞选中，乔治·拉韦洛支持约瑟夫·马洛尼，是“因为我欠他一份人情——因为在我竞选国会议员时，他支持过我”。人们普遍认为，拉韦洛个人欠马洛尼的人情债，但是只有那些与拉韦洛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才感到他们自己有义务投拉韦洛的候选人一票。
凯利_马洛尼_菲乌马拉竞选还表明，当一名意大利人政治家或非法团伙成员想动员人们去支持一名爱尔兰人时，种族的力量就会把他的影响削弱到最低限度。一个人能影响多少张选票取决于形势如何，也取决于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前言/序言 我最初接触中国社会学是在1942年秋，当时我刚开始在俄克拉荷马大学任教。有一位政治学系的教授组织了一门关于“太平洋地区民族”的课程。这门课需要有两个讲座，分别讲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原来讲这两讲的教授均在战争中去军中服役，于是这门课的组织者问我能否接替这项工作。我对他说，我对中国或日本从无研究，但他恳求我即席讲点儿什么。
我曾读过约翰·恩布里介绍一个日本乡村的《须惠村》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鉴于我认为自己对这两个国家均无力作出全面的论述，我决定把力量集中放在农村生活方面，而那两篇杰出的研究反映的正是这方面的情况。
通过我的儿子马丁·金·怀特，我也间接地与中国有了联系。在美国的中国研究方面，马丁已成为居领先地位的学者之一。他曾在密歇根大学参加过对底特律市及其周围地区的调查。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他与其中国同行们一道，对几个中国城市里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开展了一系列调查。他还和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其他同事，与四川大学师生一起对成都进行调查（1987），与北京大学师生一起对北京和保定进行调查（1991）。
这些项目有着几个彼此相关的目的：增进对于我们两国内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的了解，有助于在参加调查的大学之间发展有关研究方法和理论的知识。
费博士访问加拿大时，我和马丁·怀特曾在多伦多的一次研讨会上见到了他。在他访问美国的大学时，他说明宁愿住在教授家里，而不愿住宾馆。在密歇根大学，他与马丁一家住在一起。在科奈尔，凯瑟琳和我则很高兴地请他住在我家。与他的交谈重又激起了我们对中国的兴趣。
1982年春，凯瑟琳和我受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访问了中国。我在北京、西安和上海作了关于美国社会学的演讲，并与大学里社会学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师生进行了讨论。我们在中国过得很愉快。假如我没有退休，我一定会被吸引着去开始一个新的研究生涯，即中国研究。
1993年出版的《街角社会》50周年版中文译本的问世，将成为我对中国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直至不久前，社会学界似乎有一种普遍的想法，认为我曾使用的参与观察法与其他定性方法一样，已经过时，正在被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排挤到一旁。人们认为定量社会学才是未来的大势所趋。
这种趋势在美国社会学中似乎已经改变。社会学家们并不是要摈弃调查研究，而是逐渐认识到，仅凭调查，你的理解无法达到你通过已发展得十分纯熟的定性研究所能达到的深度。最近，国家科学基金会正向定性社会学研究提供资助。看来，人们已日益认识到，社会学的前途将越来越多地有赖于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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