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世紀——從晚明至晚清的歷史斷想（第二版）》

基本信息

作者：朱維錚

ISBN：9789888694549

版次：第二版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年9月

尺寸：32開（130 X 185 X 22mm）

圖書分類：歷史>>中國歷史>>中國古代史

裝幀：精裝

頁數：224頁

出版地：中國香港

（页面参数仅供参考，具体以实物为准）

內容簡介

蜚聲中外的一流學者——朱維錚教授力作，氣盛文暢，理據充足，最能見出其治史的卓識與功力，影響持久不衰。

本書講述作為蜚聲中外的一流學者朱維錚教授，以其扎實深厚的學術功底、敏銳多元的探索視野和妙語連珠的流暢文字，在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理念的基礎上，通過系統連貫的發掘探討和發人深省的研究思辨，對中國及中國傳統文化如何走出中世紀的過程，作出了獨到地闡述，從而充分顯示其不僅把握中國歷史昨天、前天的學術修養，更體現其關懷人類社會今天、明天的人文精神。

本書特色

1.    由復旦大學資深教授撰寫的歷史陳述的典要之作

2.    從接而相續的長文《走出中世紀——從晚明至晚清的歷史斷想》中發現歷史的實相

作者簡介

朱維錚（1936-2012）

中國史學家。復旦大學資深教授。

治學嚴謹、功力深湛，是中國經學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學術史、中國史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國近代史等多個領域的著名歷史學家，在海內外享有很高聲譽。主要著作有《走出中世紀》(增訂本)、《走出中世紀二集》、《求索真文明》、《馬相伯傳略》、《中國經學史十講》等。主編《馬相伯集》、《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徐光啟全集》等。

內文試閱

走出中世紀

從晚明至晚清的歷史斷想 （一）

中世紀是從粗野的原始狀態發展而來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律一掃光，以便一切都從頭做起。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那麼多一度繁榮過的文明都已消逝不見了。它們所經過的「死亡之門」是甚麼呢？

——湯因比《歷史研究》

一

中國有過漫長的中世紀。形容它漫長，很有用語模糊的嫌疑。但如果熟悉學術界關於古史分期問題的爭論， 那就可知對於中世紀的時間開端，西周封建說同魏晉封建說的兩種估計，差距竟達千年以上。不過，即使承認公元三世紀中國社會才開始步入封建主義歷史時期，那麼中國的中世紀的開端，也早於西歐兩百年以上，而下至中國學術界通行的終端說法，即上個世紀的初期，也長達一千五百年。在人類文明史上，這個時間界域，豈不算漫長麼？自然，在我看來， 中世紀的開端還要早些，應該從公元前二二一年秦朝統一諸國時正式起算。理由呢？這裡不是討論的地方，好在那是一種相當流行的見解，早經反覆論說。

二

然而，中世紀並非單純的時間界定，還是一種空間界定，更恰當地說，它屬於時空連續性的相對論界定。以往在中世紀始於何時問題上所以長期分歧，乃至爭論變成拉鋸戰，原因固然很多，但至少在方法論上有個通病，那就是牛頓式的時空概念，程度不等地籠罩著我們的討論。時間是線性的，因而說起時代特性，總是非「進步」即「倒退」。空間是歐氏幾何的，因而忽視歷史的區域特性，總把只是帝都王畿的時代現象無限制地拓展為此時中國的空間共性。當然也注意到民族特性，卻往往忽視這種特性只有從時空連續性的角度才能獲得合理性的說明。因而， 用漢族某一區域的時代現象，作為衡量同時異族「先進」抑或「後進」的參照系，不見得比「漢化」抑或「胡化」之類舊尺度更正確，後者其實也是把同時性絕對化的結果。我們過去完全否定地理環境決定論，不好說是全錯，但因此而不敢承認或者不想探討歷史運動的時空連續性，那就中邪了。當年首先批判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這一點上恰好體現了作者只會在對立面不相容性的「非此即彼」的僵硬框架中思維，而恩格斯早就明白批評過這種思維方法的謬誤。

三

那麼，要從時空連續性的角度探討中世紀的歷史，難道沒有可能妨礙人們對歷史的整體認知麼？難道沒有可能導致人們對中世紀的普遍存在發生懷疑麼？可能的，假如忘記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所作的方法論啟示的話。馬克思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理論的闡述上，總是用英國作為主要的例證，「因為已經發育的身體，比身體的細胞，是更容易研究的。並且，在經濟形態的分析上，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反應劑。那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二者。」 就是說，因為英國那時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所在，是資產階級社會已經發育的身體，是更適宜於用抽象力進行分析的經濟形態。可是，馬克思否定過經濟的細胞形態的研究麼？沒有，《資本論》恰是從對它進行的顯微鏡下的解剖結果說起的。馬克思否定過歐洲其他國度和民族存在著特殊的歷史發展麼？也沒有，《資本論》的序跋恰好都強調了這一點，而在實際研究中，作者討論資本主義早期的社會對抗，總用法國作為主要例證；討論農村公社的遺留形態， 又總在注意俄國的例證。他這樣重視同一時代的不同空間的各種典型，難道不是對我們研究中國中世紀史的一種啟迪麼？這種啟迪，我以為對於中世紀文化的考察更加重要。因為相對於政治史、經濟史和哲學、文學等專門史而言，文化史的研究中斷已久，許多門類的分解式研究都有待於從頭做起，而文化無論怎樣界定，都屬於某種整體意義的抽象，所以在這裡更容易發生無視時空連續性的毛病。比如說，關於「孔孟之道」在中世紀地位作用的某些估計，在我看來就既不顧歷史的時間進程，也不顧歷史的空間差異，用自我的臆想代替科學的抽象。

四

就文化史的研究來說，考察中國文化如何走出中世紀，似乎更加煩難。五四運動前夕，魯迅曾描述道：「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屍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以後毛澤東也作過類似的描述。他們都覺察到同時性的相對性，覺察到空間諸種差異的客觀存在，也覺察到改造中國不能忽視中世紀的乃至前封建主義的各種文化的矛盾衝突。然而，同樣不能否認，空間差異所顯示的不同時性，並非始於清朝滅亡以後，早在清朝建立以前，就已屬於事實。假定把「近代」定義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出現以後的時代，那麼在中國的若干地區早有它的萌芽形態，便很難予以否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