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全，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同年8月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主要从事基础教育比较研究、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教师教育研究等。近年来特别关注基础教育国际化这一领域，在学术界较早提出基础教育国际化这一研究课题，并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主要国家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取向与实践路径比较研究”等课题。著有《革新的课程实践者》《课程概论》《国际视野下的STS课程研究》《课程论》《当代课程话语比较研究》等，并在《教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本书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聚焦全球化语境中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对主要国家的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了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本质和实践路径。

《基础教育国际化政策与实践：比较研究的视角》一书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聚焦全球化语境中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对主要国家的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了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本质和实践路径。本书的主体内容涉及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理论依据、主要国家基础教育国际化政策比较、国际课程的本质与实践路径、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基础教育领域的人文交流与国际交往、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成效与评估等。本书主要面向基础教育领域和比较教育领域的教育教学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包括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和基础教育领域的教研人员及中小学教师。

目 录

第一章 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研究及其意义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文献综述

第三节 研究设计

第二章 教育国际化的理论依据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与教育国际化

第二节 多元文化主义与教育国际化

第三节 国际理解教育思潮与教育国际化

第三章 主要国际组织的教育国际化与教育合作政策比较

第一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国际化与教育合作政策

第二节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教育国际化政策

第三节  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教育国际化政策

第四章 美国、英国、德国的基础教育国际化政策比较

第一节 美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及实践

第二节 英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及实践

第三节 德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及实践

第五章 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三国基础教育国际化政策比较

第一节 新加坡基础教育国际化政策及实践

第二节 印度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及实践

第三节 澳大利亚基础教育国际化政策及实践

第六章 基础教育课程的国际化实践

第一节 基础教育国际课程的内涵与类型

第二节 关于国际课程的两个认识误区

第三节 国际课程的本土化抉择

第七章 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留学生教育

第一节 世界主要国家留学生教育概况及发展趋势

第二节 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现状与趋势

第三节 中国接收来华留学生的现状与趋势

第四节 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出国留学教育

第八章 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国际教育援助

第一节 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特征

第二节 主要国家教育援助的政策与实践

第三节 基础教育领域的国际援助现状及启示

第九章 主要国家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节 美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经验

第二节 德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经验

第三节 日本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经验

第四节 主要国家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启示

第十章 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政策实践及展望

第一节 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政策演变

第二节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与趋势

第三节 我国基础教育境外办学的政策与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前 言

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学校教育领域明确提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成为当下教育发展的时代课题。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我国的学校教育改革进入了“快车道”，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发布和实施。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要求充分发挥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进一步提升综合育人水平，更好地促进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全面发展。2016年9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发布，提出了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的目标，明确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八大基本理念。201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坚持“立德树人”、坚持“五育并举”、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深化关键领域改革等举措。同样在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统筹推进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和高考综合改革，全面提高普通高中教育质量，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

可以说，我国当下的学校教育改革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所以作出这一判断，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都体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基本格局：横向来看，学校教育改革正在全面提速，一步跟不上就会落伍，似乎转瞬间，教育的图景已经沧海桑田；纵向来看，学校教育改革已经触及教育教学的深层次问题，其核心在于围绕人的培养而推动教育要素的调整与重构。在这一变局之下，我国学校教育无疑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千千万万所学校正在以不同于以往的精神状态展示其存在，绽放其精彩。总体而言，今天我们对教育改革的任何描述都不能忽视以下日趋凸显的三大特征：一是注重价值引领，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教育价值观指向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核心素养和五育并举是实现价值引领的直接抓手。二是崇尚文化重塑，表现为各种教育思潮、观点和术语不断涌现，这是一个大浪淘沙、去伪存真的过程，说明中国教育正在经历一系列思想涵养和文化启蒙，从而逐步形塑适合自身的新型教育文化。三是呼唤内涵发展，在发展素质教育的背景下，过去那种大投入、粗放式、集约化的发展思路已经难以满足未来人才培养的要求，学校这片沃土需要的是深耕细作和定向灌溉，学校只有确立自身的发展特色，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语境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的学校教育正在走向深刻的变革，并谋求对传统发达国家的超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无不如此。这种发展的底气，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积淀下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的国际化其实也是我们的主动选择，是未来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一趋势在高等教育领域已经非常明显，我国高水平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认可，无论是世界大学排名、留学生来华学习的数量，还是国际化的其他指标要素，都体现出我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取得的成就。在基础教育领域，特别是在高中教育阶段，国际化的元素也日趋彰显，如国际课程的引入、中外学校之间的沟通交流等。基础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大课题，不管是否愿意，我们已经处在往前发展的道路上，如何回应世界基础教育发展的挑战，并借助国际化的浪潮推动我国基础教育迈上一个新台阶，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意义重大。

二

基础教育是造就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在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罗毕召开的高级教育计划官员讨论会议指出，基础教育是向每个人提供并为一切人所共有的最低限度的知识、观点、社会准则和经验的教育，它的目的是使每一个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创造性和批判精神，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获得幸福，并成为一个有益的公民和生产者，为所属的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如果说人才培养是一座大厦，那么基础教育无疑就是这个大厦的地基，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在我国，基础教育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它在整个教育系统内部具有独立的、独特的价值。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决定了各国在推进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关注基础教育领域的国际化问题，通过借鉴他国的先进理念和办学经验来改进本国的教育。

基础教育国际化是近年来我国教育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它是21世纪人类社会全球化发展的产物，也是我国深化教育改革，不断融入国际教育潮流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下，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与教育、科技发展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国际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在教育领域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做强中国教育，推进人文交流，不断提升我国教育质量、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文件提出了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六个方面：加快留学事业发展，提高留学教育质量；完善体制机制，提升涉外办学水平；加强高端引领，提升我国教育实力和创新能力；丰富中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促进教育领域合作共赢；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促进沿线国家教育合作。这一文件的颁布意味着推动教育领域的国际化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工程”，是我国面向未来的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在基础教育领域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推进基础教育领域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STEM教育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2006年，美国政府发布了“美国竞争力计划”（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简称ACI），提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目标之一是培养具有STEM素养的人才，并称其为全球竞争力的关键。2008年，奥巴马政府在STEM教育方面不断加大投入，鼓励学生主修STEM，培养科技素养。2009年1

月，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发布致奥巴马的一封公开信，主题是“改善所有美国学生STEM教育”。信中指出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安全要求美国保持科学和技术的世界领先和主导地位，敦促政府抓住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动员全国力量支持所有学生发展高水平的STEM知识和技能。这启发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而科技创新人才是这种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基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教育规划的关注点，没有一流的科技人才，就没有一流的科学技术，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我国比较教育界及时关注发达国家基础教育问题和发展动向，引介前沿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经验，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办学水平。近几年来我国中小学校在STEM教育领域也开展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体现了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

三

当前，国际化已经成为各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不管是否愿意接受，国际化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已经席卷全球。因此，在21世纪，比较教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能否跟得上国际化的步伐。根据美国比较教育学家鲁斯特（V. D. Rust）的观点，比较教育学界对待国际化的态度可以归纳为三种：接受，即积极主动地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抵制，即保持自身文化、语言、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性；修正，即在迎合国际化的同时，致力于保护和提升自身的地方知识。这三种心态的存在说明，人们对国际化进程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也说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好迎接国际化的准备。

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教育中的“同质性”与“差异性”及其关系问题。显然，“国际化”强调教育实践的国际性，突出的是将具有差异性的地方教育纳入具有相对统一性的发展框架。与此相对的是“地域性”，也就是特定国家或地区在教育实践中所体现出的独特的一面，突出历史传承、地方特色与教育的国家主权。“国际化”的力量如此强大，必然影响到地方性的教育实践，它是一种“静悄悄”的变革力量。相对而言，“地域性”则具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发展惯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抵制“国际性”的步伐，固守既有的教育传统。

任何研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必须提出问题、致力于解决问题并服务于本国教育的发展。在当今时代，能够影响教育决策并服务于教育实践的改进，是比较教育获得生命力的根基。因此，当代各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转向“本土化”，在以“国际化”视野考察外部教育问题的同时，立足于解决本土实际问题。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美国参与国际教育研究的重要原因在于提升对其自身教育体制的理解，也就是拓展和完善其本国的教育研究。由于不存在绝对的教育成就标准，比较研究对于决策者确立现实的标准并监督教育体制的成功运行具有重要作用。美国的比较教育研究总是与其国内教育问题交织在一起，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美国比较教育界热衷于对PISA这一国际性教育测评进行跨国比较研究，这个研究主题显然与美国本土高度关注的“高利害测试”（high stake testing）密切相关。为了提升学校教育的质量，美国积极推行“绩效责任”和“高利害测试”，这些测试本身对学生的未来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还会把学生测试的结果与对教师和校长的评价挂钩，进一步左右了他们的发展前景。这种“高利害测试”目前在美国引起广泛争论，在这个领域推进国际性的比较研究，显然有助于美国在该领域的教育决策。

应该说，在教育国际化的实践中，各国在高等教育领域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合作办学、学历互认、留学教育、人员交流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基础教育毕竟不同于高等教育，相对而言，基础教育领域的国际化变革与发展明显落后于高等教育阶段，这也是由基础教育阶段的特殊性决定的。因此，基础教育领域如何推动国际化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对我国来说，基础教育国际化显得更加复杂，因此在推动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实践中也尤为谨慎。这说明基础教育国际化领域尚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规律，通过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来推动我国的基础教育国际化改革与发展，应该是一条基本的路径。为此，我们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主要国家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取向与实践路径比较研究”（课题批准号BDA170024），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聚焦全球化语境中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对主要国家的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研究，侧重阐述主要国家在推进基础教育国际化方面采取的政策举措和实践路径，以期揭示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本质和实践路径，为我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提供思路和参考。

本书是这一研究的成果。鉴于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领域的系统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在实践中尽管有学校已开始探索，但并没有形成成熟的经验；既有的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厚，某些数据和资料也不容易获得。书中不妥甚至错讹的地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杨明全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