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 978-7-108-08016-5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4月

定价：88元

一句话广告：

何为现代中国？何以可大可久？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一本书，回答时代最深的追问。

思想背后的光芒，化作一座桥梁，连接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三千年文明史为视野，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为中心，提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政治制度是继分封制、郡县制之后中国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将开千年新局。作者系统分析回答了何为中国、何为现代中国、何以可大可久，如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如何建构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源及其三重主体性，揭示了中国文明为塑造世界文明新秩序提供新想象的内在逻辑。

作者简介

谢茂松，1970 年 11 月生，江西寻乌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专业委员会主任，白鹿洞书院院长，江西财经大学人文经济与国家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浙江合丛产业创新研究院创始院长，《城市观察》杂志特邀主编，科技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战略专家组成员。

研究领域：船山学与经学，中国文明与哲学，中国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治术思维及实践；中国文明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制、国家战略研究；数字文明与中国科技新型举国体制研究，海洋文明与海洋战略研究。

主持多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提出“数字文明”“文明型政党”“中道社会主义”“可大可久之道”“‘子张之问’的‘文明连续性之问’”“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政治制度是中国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它将开中国千年新局”等概念、说法，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的关系、新型举国体制等方面的研究受到关注。著有《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等专著。

编辑推荐

本书构建了完整的原创理论体系，首次提出“中国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中道社会主义”“子张之问”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的关系提供了全新阐释框架；同时以大历史观的通识思维，从三千年文明连续性出发彻底贯通古今中西马，不仅回应了经典的“黄炎培之问”，更深入追问了“文明连续性之问”；在此基础上，本书直面时代难题，系统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结构、国家困境的破解路径以及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的重建等紧迫命题。作者谢茂松研究员兼具经学、史学与战略研究专长，长期参与国家重大课题研究，理论与实践并重，使本书成为一部既有深厚学理支撑又具现实关怀的文明论力作。

专家推荐

谢茂松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关系研究，着眼于中国文明连续性以及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建构，提出与“黄炎培之问”相对的“子张之问”的“文明连续性之问”，中国社会主义是中道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是文明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明史上的第三次伟大创制并将开中国未来千年新局等富有启发意义的新观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源与天下文明如何可能等重要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思考。本书充分显示了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文明诠释上的系统思考与理论贡献。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这本《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以中国文明史的大视野，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破除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三重困境，建构了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的文明根基，剖析了中国文明传统及“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全球文明新秩序的影响，展示了天下文明何以可能共融共生的底层逻辑与未来图景。作者发人之所未发，解时之所亟需，值得期待。

姚 洋
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目录

导　论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一、两千五百多年前“子张之问”的文明之问：从孔夫子到毛泽东

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个重要历史时刻

三、全面性文明大国的全面创制与全面巩固

四、“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彻底贯通的思维与开中国千年新局

五、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

第一章 何为中国，何以可大可久？

一、道统与中国文化价值观显现的三个层次

（一）中国德性价值观对西方“经济人”的超越

（二）礼：中国文化的最底层结构

（三）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价值观高、中、低三个层次

二、治统与政治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一）对士大夫的政治不成熟的批评

（二）政治之伟大与大臣之道

（三）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

（四）党的建设与新内圣外王之道

三、学统与理势、常变

（一）王阳明等大儒为何受困而研读作为五经之首的《易经》？

（二）《易》道之广大：尽天下之变化

（三）精义致用与知几乘时

（四）学《易》而立命

（五）文明大国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之贯通

第二章 如何破解近代以来的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三重困境

二、中国革命：“组织起来”及其战略、方法、作风

（一）中国革命的组织与社会问题

（二）中国革命的战略与方法问题

（三）中国革命的作风问题

（四）中国革命及其经典的千年意义：中国革命是新文明的起点，《毛泽东选集》关乎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

三、中国治理：社会主义中道

（一）走一条最艰难的道路：“两个彻底性”带来的文明品质

（二）“执两用中”：中国社会主义中道与大国政治、大国经济

（三）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数字文明的举国体制

（四）统筹陆海、东西南北的文明意义

四、中国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文明型政党

（一）现代政治的两大基石：文官考试制度与政党制度

（二）“混合政治”与中国当代政党政治学的建立

（三）中国共产党的三重文明意义：文明型政党、形塑新文明、成为新文明

（四）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中国文明的三重普遍性

五、中国新政治学与中国政治新老传统

（一）政治之为实践知识：治道与治术一体

（二）“政治”与“权力”的现象学还原：区分政治道德与个人道德

（三）政治行为传统是细节化知识：经学政治学、史学政治学与政治智慧之养成

（四）如一般的“活着的传统”：政治的累积性与中国政治的新老传统

（五）基于中国政治实践建立中国政治学：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与政治文化建构

（六）克服书本政治学之弊病：相对于西方“旋转门”的挂职制度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为何要与中国文明传统相结合？

一、圣人孔子与现代中国

（一）毛泽东的“圣人观”的演变

（二）毛泽东对《论语》的用

（三）毛泽东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以及现代改造

二、儒家现代新形态及其全体大用

（一）周公“制礼作乐”之文明意义、政教意义

（二）重建礼乐文明与儒家之现代新形态

三、“第二个结合”与新道统的建立

（一）建设新文明、新道统，开中国千年新局的文明意义

（二）“第二个结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新的政治成熟

四、贯通传统、现代、革命与社会主义

第四章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源及其三重主体性

一、中国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历史”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体性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坚持独立自主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现代化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近现代中国现代化的各种尝试及失败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早期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不同要素做出长时段历史准备

（五）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武器”在精神上超越资本主义世界

（六）“中国式”新道路对“西方式”旧道路之超越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结构与文明原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主体性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文明结构：西周礼乐文明

（二）继承家国天下一体、天地人一体的共同体意识以及“止于至善”的价值理想

（三）中国式现代化大本大源的文明原理：“可大可久之道”

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性

（一）传统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之火淬炼

（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性

（三）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可大可久

四、新的“可大可久之道”：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主体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
逻辑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开未来中国千年新局

第五章 建构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政治制度是中国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

（一）以三千年文明史的视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创制

（二）新政治制度作用中国千年与世界下一个五百年

二、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政治制度开中国未来千年新局，新时代是千年制度头一百年全面定型的完备阶段

（一）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全面创制”与“典章制度自觉”的文明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稳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拉锯、反复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拉锯、反复与稳固

三、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的建立与完善

（一）党的全面领导的“新治统”（“新政治”）的建立与完善

（二）党的政治文化的“新道统”（“新思想”）的建立与完善

（三）文明大国知识体系的“新学统”（“新学术”）的建立与完善

（四）开中国未来千年新局的新制度对中国文明“可大可久之道”的继承与发展

第六章 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中国文明传统与世界文明新秩序

一、天下文明如何由理而成势

二、东方文明古国与西方年轻帝国的长程博弈

（一）对中美贸易战短期结果的几点预测

（二）中美关系的“变革”：美国对中国的两面性

（三）“执两用中”：应对大国博弈的战略思维

（四）未来四十年大国国运之展望

三、从中国之为天下到世界之为天下的“大国心量”扩展

（一）大国战略思维

（二）大国文明底蕴

（三）大国人才锻造

（四）大国文化自信

（五）大国科技自立

（六）大国学术支撑

（七）大国外交之道

（八）大国海洋战略

（九）大国防御思想

四、“壁立千仞，只争一线”：为世界下一个五百年提供新文明想象

（一）两种文明观的抉择

（二）中国文明观的精微“辩证法”

（三）中国“仁爱观”的世界意义

（四）下一个五百年的新文明想象

（五）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与世界文明新秩序

（六）天下文明何以可能：新文明想象力与新文明创造力

结 论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对中国文明新老传统的通贯性解释

参考文献

后 记 为了“充实而有光辉”的中国

导论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一、两千五百多年前“子张之问”的文明之问：从孔夫子到毛泽东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们对于孔子这句话的理解，往往是说孔子感叹时光流逝，自己不为世所用。这种解释是对孔子人生态度的一种消极性解释，其实圣人孔子这句话既非伤感个人，其态度亦非消极，而是非常积极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象，传达的乃是孔子相信代表文明普遍性的中国文明如流水、如大江大河一样永远相续不断。这也是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原典“五经”之首的《周易》的坎卦卦辞“习坎”所示之象。坎卦象征水，其上、下卦皆为坎卦，故为“习坎”，表示流水的相续不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传达的是孔子对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自信，这是大本大源的文化自信。今日中国的文化自信从哪里而来？毫无疑问它是从新时代而来，同时在本源上也从孔子代表的中国文明传统而来。孔子对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自信，更集中体现在孔子对于弟子子张之问的回答上——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因”按今天的说法就是传承，传承的是礼乐文明背后的“道”，即文化精神、文化价值。如果说“因”是传承，“损益”就是发展，是因时而做调整的“时中之道”，即《礼记·礼器》所说的“礼，时为大”。礼与任何制度一样，行之长久，不可避免地会生弊，“损益”就是因时而对具体制度做出调整，但调整的依据还是礼乐文明背后的文化精神、文化价值。

孔子从商、周礼乐文明都是对之前文明的继承、发展的这一历史文明逻辑来预言后世继承西周礼乐文明者，不要说三百年后的中国，就是三千年后的中国都是可以预知的。孔子距今两千五百多年，面对弟子子张之问，孔子的回答何以如此自信？三千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可以预知吗？

子张之问在两千五百多年后，毛泽东的一段话可以提供答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对于学习中华民族历史的小学生态度，强调我们要总结、继承从古代孔子到现代孙中山的珍贵遗产，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因”与“损益”吗？毛泽东更说到了“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的答案吗？

针对黄炎培之问，即窑洞之问、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笔者提出一个新说法，即子张之问的“文明之问”，“子张之问”乃是文明之问、文明连续性之问、文明传承发展之问。从孔子说的“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到毛泽东说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都蕴含一种无比深厚的文明意识、文明连续性意识，是文明史的大历史观，这也是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所独有的。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弟子子张之问的“文明之问”，恰好也是针对今天中国文明的走向、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中国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新论断从文明史视野来看，正是对子张之问的历史呼应。

黄炎培之问，即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与两千五百多年前子张之问的文明之问、文明连续性之问形成历史对话与张力。中国历史上王朝有兴衰，但中国文明却在历史上一次次经受内外各种挑战、冲击而始终能剥极而复、衰而复兴，保持文明连续性，并在传承的基础上做出因革损益而创新发展，历久弥新，始终保持文明创造的生机、活力。

中国文明之连续性，乃是“道”，即文化价值、文化精神的连续，乃是德性文明的连续，即德性政治、德性社会的连续，即《礼记·大传》所说“亲亲”“尊尊”之为礼乐文明背后不可变的文化价值观。“亲亲”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宗族、家庭为基础社会单元，强调孝的文化价值观；“尊尊”就是中国传统政治以“设官分职，任贤使能”的贤能政治、士大夫官僚政治为政治支撑，强调“忠”，即忠于国家、朝廷，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天下共同体意识，强调修己治人的内圣外王之道。中国古代在世界史上最具社会向上流动性，士可以通过科举考试，从占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最大人口规模的农民中产生。所谓“耕读传家”，即实现政治与社会高度融合。德性政治、德性社会及其二者的高度融合，是中国文明保持连续性的奥秘所在。

黄炎培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乃是在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入侵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脉络下才会产生的现代问题。中国古代的统一王朝较之欧洲中世纪的很多封建王国为期更长，政治上都更加稳定。近代中国第一次落后于西方，才有“古今中西之争”以及在“古今中西之争”下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

孔子对于弟子子张之问的回答，就是文明论的回答，针对的是中国文明的继承、发展、创新的根本问题。西周文明是对夏商礼乐文明的集大成。一世为三十年，百世为三千年，孔子距今两千五百多年，之所以自信地说出“百世可知”，正在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在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的连续性，也就是“道”与“道统”的连续性，即“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意识的连续性。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往上由商代对于夏代礼乐文明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来理解商代礼乐文明，再立足于当时，看其置身的周代对于夏商文明的集大成来深刻理解周代礼乐文明，进而往后展望、预知未来三千年中国文明。孔子所说百世之三千年，其实是虚数，不止于三千年，百世代表的是其后世世代代的中国。

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时跟毛泽东说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针对黄炎培之问，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为延安完全不同于重庆的风气以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一席话所感召，从延安回到重庆后，写下了《延安归来》，其立场由原来的中立而转向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黄炎培在旧中国不愿从政，他于1921年被委任为教育总长，却不愿就职。蒋介石好几次请他做官，他也没答应。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晚年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其子黄大能对此不解，黄炎培解释了缘由：“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呵！”

黄炎培、毛泽东二人对话时的身份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黄炎培早年是革命志士，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问毛泽东时，他的身份是教育家，尤其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毛泽东的身份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政治家。两人的对话可谓是教与政之间的对话，而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也乐意完成由从教转向从政的身份与心态的转化。正如他回答其子的疑惑，他完全是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所感召，所以他才自豪地对其子说：“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呵！”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与子张的身份是师、生，代表着“教”，而中国文明早在西周就已是人文性文明，且政教一体，而此教非宗教，乃是文教、教化。在中国文明传统里，政治的根本保障在于文教，所谓“政者，正也”。三千年前周公制礼作乐，确立西周礼乐文明，而西周礼乐文明根本上是集夏商文明之大成，并奠定了中国文明包括制度、价值在内的文明基础，影响中国后世三千年。正因为西周文明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础，晚清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才会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惊呼。孔子所处春秋时代，西周礼乐文明受到冲击、挑战，一方面是内部出现礼崩乐坏即文明失序；另一方面是外部四夷交侵，“中国不绝若线”（《春秋公羊传》），孔子由此表彰齐桓公、管仲的“尊王攘夷”口号在军事、政治上保护中国文明之功绩。但保护中国文明光有军事、政治还是不够的，需要在军事、政治与文化即政、教两端同时用力。孔子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则是一方面揭明西周礼乐文明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即“仁”，另一方面是系统整理、诠释“五经”，并以“仁”之文化价值观一以贯之其中。孔子通过经学诠释稳固了中国文明的文明意识，从而凝聚大一统国家意识。“中国之为中国”，乃是文化认同、文明认同。其后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及其弟子员，儒家以及“五经”由此成为历代的指导思想，并在隋唐以降通过科举考试将政治与社会全然贯通。

孔子在两千五百多年前面临着当时的“古今之变”，他所做的工作是在春秋礼崩乐坏也就是文明失序时，重建文明秩序、价值秩序，为秦汉以下的郡县制大一统确立了新文明秩序、新价值秩序、新政治秩序、新社会秩序。孔子所做的工作关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中国文明的连续乃是“道”的连续，而由“五经”形成的经学，正是通过经学文献及其诠释来承载“道”“道统”。

八十多年前，毛泽东回答黄炎培之问，说到的人民监督、人人都负起责任，为解决“有治人，无治法”问题，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个答案。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则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了第二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与党的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完全是一体的。一方面，二者共同构成内外约束；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本身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新政治秩序。代表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人民，就无法以其先进性、以其高度觉悟来组织动员人民，也就没有了代表性，而不成其为共产党，正如孔子所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同样，中国人民如果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成为如旧中国一样的一盘散沙，也不成其政治学意义上组织动员起来的人民。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代表的是社会，第二个答案代表的是政治，涵括社会与政治之两端，而中国文明保持连续性的奥秘，正在于德性社会、德性政治的连续。人民监督、人人都负起责任，正是中国德性社会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传承、发展。党的自我革命则是中国德性政治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传承、发展。中国共产党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党纪严于国法，强调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强调共产党人的心学，强调共产党人的修养，这些就是新的“内圣外王”之道。共产党人的心学之“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共产党人的心学之“学”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学。

跳出历史周期率，也就是保持中国文明传统所说的“可大可久”，其中有中国现代的新的“可大可久之道”。中国文明连续性背后是德性政治、德性社会高度融合的“可大可久之道”。黄炎培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关乎政治秩序的问题；两千五百多年前子张之问的文明之问、文明连续性之问，关乎文明秩序的问题，而政治秩序的根本保障与底层支撑在于文明秩序。所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底层支撑是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由此，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产生的黄炎培之问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子张之问，获得了内在统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古今中西之争得到破解。

孔子回答子张之问，解读周代文明是对夏商文明的传承发展。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温故而知新，需要有子张之问、孔子之答的对文明连续性的自觉意识，来真正整全性地深刻理解今天的中国，理解新时代。为此，需要全面、通贯地理解七十多年新中国史、百余年党史，还要理解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史；进而再往上理解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史、三千多年前的西周礼乐文明；还要溯源而上理解五千多年前的中国文明，以至八千年前中国文明之起源。这就是通史之为通史的上下节节贯通的“通识”所在。今天的中国道路是从五千多年的中国文明传统中走出来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

解读孔子与毛泽东的关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说法是一篇绝大的文章，这篇大文章首先要从新中国说起，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个重要历史时刻，以及缔造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在重要历史时刻的论述说起。

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个重要历史时刻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上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为重大的历史时刻，而在这个重大历史时刻前后，还有与之紧密相关的另外两个时刻也属于重要历史时刻。

一个重要历史时刻是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并将其改为北京、《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毛泽东的开幕词庄严宣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是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的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具有文明史、世界史的深远历史意义。

毛泽东自信新中国将出现经济建设的高潮，“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放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高度，显示了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对文明意识、文化意识的高度自觉。

1949年6月15日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的任务就是为“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而“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在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和世界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其意义是同一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时具有中国的与世界的双重意义。

另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是1954年9月15日至28日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充满自信地宣告：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

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这个重大历史时刻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将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社会主义这一“我们的共同事业”是正义的，是“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有巩固的过程，毛泽东在1957年3月1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后巩固需要在经济、政治、思想三条战线上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他说：“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经济、政治、文化是制度巩固的铁三角，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是对于中国革命精神的全面继承，革命并不是过去式，中国革命的精神完整地保留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之中。

毛泽东强调在政治、思想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并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具有经常性、艰苦性的特点。毛泽东在此深刻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政教”的重大问题。

三、全面性文明大国的全面创制与全面巩固

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7·26”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意味着中国从政治大国到经济大国再到文化大国、文明大国的发展历程。其中，“强起来”意味着成为“文化大国”，此“文化”乃是统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为一体的大文化概念，即体现了文明的整全性。

中国正在成为合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为一体的全面性的文明大国，正在实现毛泽东当年提出的社会主义这一新制度的“最后巩固”，即“最后巩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体现。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全面创制与全面巩固，从大历史与中国文明的典章制度传统来看，是对毛泽东提出的新制度“最后巩固”问题的全面回答、全面解决与全面完成。

中国文明素有推己及人、成己成人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3月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同年9月、10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他在2021年、2022年、2023年又连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在2025年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四大全球倡议全面涵盖经济、安全、文化、政治。中国向世界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也是中国文明“天下一家”的天下观以及“止于至善”的德性理念在现代世界的延伸。“止于至善”，乃是说不达至善则永不停止，所以对于至善的追求是永不停息的，这就是《周易》首卦乾卦之“自强不息”与最后一卦“未济”卦之顾名思义。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的永不停息，与“止于至善”是一样的。

四、“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彻底贯通的思维与开中国千年新局

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从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到文化大国，再经由内及外、成己成人之推扩，而有同样统合经济、安全、文化、政治的四大全球倡议，以《易》道言之，可谓乾卦九二爻之“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乾卦代表天、天道。乾卦为纯阳之卦，才能代表天地纯然无私、生生不息之大德。《易》道为天人相应之道，人道取法天道。龙代表生生不息的阳气之动，“见龙在田”意味着龙从潜藏于大地之下不可见，到跃升大地之上，带来“天下文明”。文明就是人间正道，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事业、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间正道，代表着“止于至善”的人类进步的方向，合乎天道人心。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当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中国从鸦片战争爆发，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到彻底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可谓是从《周易》地火明夷卦、剥卦到剥极而复的一阳来复，从乾卦初爻的阳气潜藏、潜龙勿用到乾卦九二爻的不懈奋斗才出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光辉前景。

中国文明为何对龙情有独钟？龙代表阳气、天地之正气。孔子《文言传》解释乾卦九二爻：“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龙之德既正且中，而中国之为中国的“中”意谓天下之中。天之为天乃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在中国文明传统中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价值，作为天下之中的中国同样是具有超越性价值的，代表中正之普遍大道。中国之为中国，因其具备中正之道，而中国社会主义同样具有中道性，即社会主义中道。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优先的原则，另一方面对市场、资本在善加利用、充分发展经济的同时加以必要的规制，中国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是“以阳化阴”来涵摄、超越资本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对于中国自身而言，是开中国下一个千年新局，对于世界而言，是针对过去五百年西方资本主义给世界带来的不公平、不合理的世界秩序，给世界下一个五百年带来更加公平、正义的世界文明新秩序，这就是“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最本质意义。

“天下”在中国文明传统中一方面与“家国”相对，另一方面其本身就可视为“文明”，“天下”之为“天下”乃意味着具有超越性的天道的德性价值存在。这也是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之“因”与“继周”之“继”在于中国之为中国乃是超越性的德性价值，故而中国、天下、文明具有同一性。

当中国有一天重新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央，回到历史的中国的荣光中，“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在近代历劫而重生、复兴，将以其伟大文明传统的“大中至正之道”给世界文明带来新秩序。中国越是发展，越是居于世界舞台中央，就越是成为代表世界正义、和平、发展、文明的力量，越可发挥“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即致力于尊重独立自主、利益天下、天下“太和”的文明大国使命。

龙之德变化无方而引领变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需要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与斗争精神，方能“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五、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成为可能，不仅需要以文明史的大历史观解释清楚今天的中国何以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并且还要解释清楚：何为中国，何为现代中国之中国，现代新中国何以立国规模弘远、何以可大可久？如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如何破解近代以来的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如何建立中国新政治学？马克思主义为何要与中国文明传统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结构是什么？如何重建现代中国的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天下文明何以可能？我们是否做好了重新成为世界大国、文明大国的准备？要解释清楚这些问题，就要有中国伟大史学传统强调的“通识”，即彻底贯通的思维——在所有的关键点上，彻底贯通“古今中西马”，彻底贯通传统、现代、革命与社会主义，通向“充实而有光辉”的中国，开中国下一个千年新局。

要解释清楚以上诸多问题，根本上是要解释清楚中国共产党及其与中国文明传统的最深层关系，这就是圣人孔子两千五百多年前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

 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