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重量级在世哲学家“与时俱进”的理论力作。
哈贝马斯是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产生重大影响的20世纪西方哲学家，批判学派中流砥柱，西马代表人物，协商/慎议民主理论家。上世纪90年代率先研究和引进哈贝马斯的学者，后来颇有在政治领域和教育领域功成名就的优秀人物。
如今95岁高龄的哈贝马斯，延续60年前的社会转型分析，在新媒体时代继续探讨一种可能的“公共领域”和“协商政治”，对于当今时代的政治哲学讨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在大众舆论和文化传播的实践层面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本书对新媒体时代的道德与立法，以及人文知识分子的职业操守的讨论，彰显宏大的理论格局和深挚的人文情怀。
对技术尤其是数字、网络技术的反思，在哲学、传播学乃至技术哲学层面上来讲，思路比较清晰，观点比较确定，但从政治学/政治哲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情况就会比较复杂。
哈贝马斯在本书中强调道德、立法在新媒体时代的指导和监护作用，体现了一位政治哲学家、一位社会理论家的长远眼光和宏大格局。同时强调传统媒体编辑对于公共空间的把关作用，以及在公共舆论和决策的形成过程中的引导作用，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
在目前缺少监督和监管的信息和流量社会里，无论对于社会舆论和共同信念的形成，还是对于个人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提升来说，一个有规则秩序、有责任担当的，基于商谈伦理和民主决策的公共领域，都是一个可期的愿景。

（3）本书在数字信息时代考察一种公共空间是否可能，以及民主政治和商谈伦理面临的新挑战。
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的严重恶果就是信息冗余；数字产品的广泛普及造成的重要影响就是在工作、生活、情感各领域的时空交叠，而人们越来越深陷于一人一机的隔世界，以及缺少共同意志和行动的数字回音室/数字蜂巢。在缺少指导性和监督性的力量时，个体的意见表达和共同体的观念形成都遇到大障碍。
本书提到传统新闻媒体编辑的公共意义，负责监督和引导社会共识的形成，虽然较为传统和老派作风，但对于反思我们身处其中的智能技术大潮和数字产品世界，犹如醍醐灌顶；对于提倡一种理性地社会观察和自我表达的方式，具有启发意义。
【本书内容简介】
本书是哈贝马斯在1962年出版的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续篇。在该书中，哈贝马斯从社会史和概念史的角度定义了公共领域的概念，并认为公私划分是公共领域存在与运行的一前提。
但公共领域从近代以来一直在衰退，新媒体的兴起是病源所在。电视和报纸的泛滥使得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公域和私域之间不再有明显划分。这在如今监护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一方面导致公共领域的包容性特征正在消失，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声音的日益不和谐以及挑战性话题和意见内容的复杂性，使得越来越多的媒体消费者利用数字平台，退回到志同道合者的屏蔽式回声室。
哈贝马斯详细论述了新媒体及其平台特性，它们正日益将传统大众媒体这一旧的结构转型的决定性驱动力推向后台。新的传播形式损害了政治公众的自我认知，导致了公共领域的新的结构转型，对民主进程和协商政治产生了严重影响，甚至对人类的未来世代产生不良影响。对此，哈贝马斯给出的建议是通过完善法律来保持一个媒体结构，使公共领域具有包容性，并使公众舆论和意愿的形成具有协商性。
【七星哲人文库书目】
《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
Ein neuer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d die deliberative Politik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著/蓝江 译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What World Is This?
[美]朱迪斯·巴特勒 著/蓝江 译

《自由是一种没治的病》
Freedom: A Disease Without Cure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蓝江 译

《自然与心灵》
Natural: mente
[巴西]威廉·弗卢塞尔 著/蓝江 译

《收容所》
Asylums
[美]欧文·戈夫曼 著/刘海龙、黄雅兰、方惠 译
前 言
一部分 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
第二部分协商民主——访谈
第三部分 协商民主是什么意思？——反对意见和误解
从公共领域到数字界面：
哈贝马斯与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转型——代译后记 蓝江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作者简介】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德国当代重要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之一，继阿多诺、霍克海默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坚人物。知识渊博，学术兴趣广泛，并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通过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以交往行为理论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以其庞杂而深刻的思想，宏大而完备的体系，被认为是“当代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后工业革命的伟大的哲学家”，在学术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著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理论与实践》（1963）、《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1968）、《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6）、《交往行为理论》（1981）、《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后形而上学思想》（1992），以及《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4）等，被译为40余种语言，对哲学、法学及社会理论领域贡献巨大。

蓝江，译，【译者简介】
蓝江，湖北荆州人。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欧陆激进左翼思想、数字资本主义。著有《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2024）《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2022）、《忠于事件本身》（2018）等。译有阿甘本《王国与荣耀》《什么是哲学？》《语言的圣礼》《宁芙》《品味》等，巴迪欧《存在与事件》《存在与事件2：世界的逻辑》等。

哈贝马斯可能是当代西方为重要的思想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受到欧洲知识界的高度关注，被视为战后德国年轻一代社会理论家的领袖人物。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哈贝马斯矢志不移地、广泛而系统地对现代性展开建设性的批判，力图在揭示启蒙传统内在困境的基础上开辟新路，以继续现代性这项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被人称作“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哈贝马斯是当今整个欧洲大陆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也是令人敬畏的哲学家，他对社会和政治理论、宪法学、历史社会学、哲学史和语言哲学（仅举几个他频繁涉足的领域）的造诣之高令人惊讶……他对社会和政治理论的重大贡献证明了他惊人的学问深度和深刻的洞察力。
——彼得·戈登（Peter Gordon），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没有感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说，他都是一位建树甚丰的师。
——托马斯•麦卡锡（Thomas McCarthy），美国西北大学讲座教授
一部分 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
第6节
将平台描述为“在任意范围内联网传播内容的媒体服务（Medienangebot）”，即便不是脱离现实，也是不够全面的，因为以Facebook、YouTube、Instagram或Twitter等形式存在的算法驱动的平台，其表现从不是中立的。这些真正存在的新媒体服从于资本获利指令的公司，并且以其股票市场价值来衡量，它们也是全世界“有价值”的公司。他们的利润来源于数据的利用，他们为广告目的或以其他方式作为商品出售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包括作为他们面向用户的服务的副产品所积累的信息，这是他们的客户在网络上留下的个人数据（现在已正式得到同意）。报纸也通常是私营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广告收入为自己融资。但是，虽然传统媒体本身就是广告载体，但那种引发对“监控资本主义”（überwachungskapitalismus）[ 参见：S.?Zuboff, Das Zeitalter des überwachungskapitalismus, Frankfurt / M. 2018.]的批评的价值创造，是以商业上可利用的信息为基础的，这些信息随意地“粘贴”在其他服务上，反过来又使个性化的广告策略成为可能[ 参见：C.?Fuchs, ?Soziale Medien und ?ffentlichkeit?, in: ders., Das digitale Kapital.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onomie des 21.?Jahrhunderts, Wien 2021, 235-272.]。这样一来，在算法的控制下，社交媒体也促进了生活世界背景中各类关系（lebensweltliche Zusammenh?nge）的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我对另一个方面感兴趣，即新媒体就使用逻辑而言对传统媒体施加的适应性方面的压力。后者只有在其“节目”即其内容成功的情况下，才适合作为广告媒体。然而，就其本身而言，它本质上服从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逻辑，即对文本和节目的要求，其形式和内容须满足认知、规范或审美标准。从生活世界分析的哲学角度来看，当我们意识到媒体的导向性功能在日益混乱的“媒体社会”中的重要性时，读者根据这种广泛的认识论标准来判断新闻功效（Leistung）的事实就会一目了然。鉴于社会的复杂性，媒体是一个中介，它在社会状况和文化生活形式的多样性视角中，在对世界的竞争性解释之间，磨炼出一个主体间共同的核心，并确保它被普遍地、理性地接受。当然，日报或周报有着典的三分法，将内容分为政治版、经济版和文艺专栏，但在涉及个别声明的真实性或准确性，或对事实背景的威性解释及一般评估的合理性，甚至判断标准或程序的合理性时，永远不是终的裁决者。但是，随着他们每天更新的信息和解释的不断涌现，媒体不断证实、纠正和补充被认为是客观的世界的模糊的日常形象，几乎有当代人都认为其他人也一样以为这是“正常的”或有效的。
奥特弗里德·雅伦（Otfried Jarren）和雷娜特·费舍（Renate Fischer）解释了为什么对“公共领域的平台化”的推动会使传统媒体陷入困境，无论经济上的困顿，还是新闻影响力的下降，以及专业标准遭到削弱。[ O.?Jarren, R.?Fischer, ?Die Plattformisierung von ?ffentlichkeit und der Relevanzverlust des Journalismus als demokratische Herausforderung?, in: Seeliger, Sevignani(2021), 365-384.
]由于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存在关联，对印刷报纸和杂志的需求下降会危及新闻界的经济基础；面对数字化的商业销售，新闻界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业模式，因为它在互联网上与那些免费向用户提供相应信息的供应商竞争。其结果是不得不裁员，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影响了编辑工作的质量和范围。然而，不仅仅是广告和受众市场的损失削弱了新闻的相关性和解释力。要适应互联网上的竞争，记者就需要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即使“受众转向”，即受众更多参与和对读者反应更敏感不一定是不利因素，但非职业化趋势，以及将新闻工作理解为一种中立的、非政治化的服务的趋势正在加强。当数据和注意力管理取代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和精确的解释时，“编辑部，以前是政治辩论的地方，更多地转变为采购、控制生产和分发内容的协调中心”[ O.?Jarren, R.?Fischer, ?Die Plattformisierung von ?ffentlichkeit und der Relevanzverlust des Journalismus als demokratische Herausforderung?, in: Seeliger, Sevignani (2021), 370.]。专业标准的变化反映了新闻界对平台商业服务的适应能力，而新闻本质上是公众的公共舆论和意愿形成的商谈性质十分相近，不同平台也竞相争夺消费者注意力。随着注意力经济的拓展，街头小报和大众传媒中早已熟悉的政治公共领域中的娱乐化、情感化和个性化倾向，在新媒体中也日益泛滥。
随着政治节目数量与公民作为消费者所要求的的娱乐和消费节目数量达到平衡，我们触及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媒体研究中观察到的去政治化趋势，但现在，由于社交媒体的出现，这种趋势似乎正在更加明显。只有当我们把注意力从扩大的媒体结构及其变化的经济基础的客观方面，转向接收者（Empf?nger）及其变化的接收（Rezeption）模式时，我们才会触及社交媒体是否正在改变其用户对政治公共领域的看法这一核心问题。当然，商业平台的技术优势，甚至像Twitter这样让用户制作简洁信息的媒介平台，为用户提供政治、专业和私人用途有着毋庸置疑的优势。这些进步并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问题是，这些平台是否也鼓励一种关于隐含或明确的政治观点的交流，这也可能通过改变使用模式，从而影响人们对政治公共领域的感知（Wahrnehmung）。关于使用新媒体的主观方面，菲利普·斯塔布（Philipp Staab）和托尔斯滕·蒂尔（Thorsten Thiel）提到了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的“独异性社会”（Gesellschaft der Singularit?ten）理论，特别是激活平台（aktivierenden Plattformen）为其用户提供的自恋式自我介绍和“独异性展示”（Inszenierung von Einzigartigkeit）的激励。[ 参见：Staab, Thiel (2021); A.?Reckwitz, Die Gesellschaft der Singularit?ten. Zum Strukturwandel der Moderne, Berlin 2017.]如果人们将“个性化”与“独异化”（Singularisierung）明确区分开来，即一个人通过生活历史获得的独特性（Unverwechselbarkeit）与公众能见度，以及这个人通过在网络上的自发出现而获得的区别，“独异化特征”可能是对那些为自己的节目和声誉争取追随者认可的影响者的正确说法。尽管如此，关于社交媒体对政治公共领域的舆论和意愿形成的贡献，在我看来，接收的另一方面似乎更重要。正如人们经常看到的，在那些自发的、自我指涉的（selbstbezüglich）、碎片化的、从编辑性的（redaktionellen）或官方的公共领域中分离出来的，以及相互分离的公共领域中，有一种对解释和意见的自我参照的相互承认的张力。然而，如果参与这些环境的人对迄今为止所谓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的经验和感知（Wahrnehmung）发生变化，如果迄今为止习惯性的私人和公共领域的概念区分受到影响，这然会对互联网消费者作为公民的自我理解产生深远影响。目前，还缺乏数据来检验这一假设，但促成这一假设的迹象足以令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