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作为学术论文集，本书本着贯通文史哲艺各人文学科的原则，不分畛域，广收并蓄，体现了编纂者的时代意识及学术理想。

文稿作者覆盖面广，照顾到学术大家与学术后进的平衡；文稿不限篇幅，使作者可以充分表达观点。

文稿选目极注重前沿问题，很多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中期成果，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辑设有三个专题：“20世纪中国旧诗”专题、红学专题和道家专题，但每一栏目内容都不作宽泛之论，好似编辑、作者与学界师友的会心之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学术论文集，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编辑出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术文章。

文学领域，本书以专题的形式对《红楼梦》的版本差异及署名问题，20世纪在新文化运动冲击下“退居一隅”的旧诗创作进行了研讨；此外，王培军阅读《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22条札记，潘建伟对于新诗用韵问题的再考察，也都言之有物。

哲学领域，魏常海对“东方哲学”的学科建设进行了回顾和展望，张朋等则分析、评价了前人从儒学、佛学及中西会通等角度对《庄子》的诠释，而甘祥满对《周易》空间观作了新颖的解读。

史学领域，张雪松等分别探讨了古史中的姓名制度、禘祫年月以及中外交流中的器物、历法，这些文章均以考证见长，能够做到以小见大。此外，张强以大量的图片示例讲解了僧安道壹的“古意书体”。

在“学人述忆”栏目，王景琳、翟奎凤、张辉三位学者在本期分享了他们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的经历，尤其是那些令人终身受益的教诲、终身难忘的老师和终生追求的人文理想。

【作者简介】

乐黛云，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著有《比较文学原理》《跨文化之桥》等，主编有《中西比较文学教程》《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等。

潘静如，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著有《民国诗学》，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胡士颍，哲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资料室副研究馆员，著有《易学简史》，发表学术论文、翻译三十余篇。

【目录】

学者演讲

关于东方哲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魏常海）

“二十世纪中国旧诗”专题研讨

“退向未来”

——20世纪中国旧诗的叙事与抒情（潘静如）

“诗者，荒寒之路” （郭文仪）

二十世纪旧体诗的现代性要素思考（张芬）

如何进入历史（冯庆）

隐微写作的传统 （李科）

“退向现代”与文学转型 （谷卿）

红学专题

雪芹原笔费思量

——从甲戌本《石头记》“秋流到冬尽”说起 （陈传坤）

论《红楼梦》作者署名与版本校理之百年嬗变 （欧阳健）

道家专题

“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献疑（张朋）

华严宗师判摄老庄的思想理路（师瑞）

反向格义，以西释中

——严复道家经典诠释学 （李智福）

人文新论

《周易》伦理的空间化构造 （甘祥满、贺拥军）

僧安道壹的“古意书体”及书刊实践

——入隋后的僧安道壹研究系列之三 （张强）

读《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札记（王培军）

新诗用韵问题再考察

——以民国时期关于诗的用韵之争为讨论中心 （潘建伟）

姓名制度

——文史研究的一把重要“钥匙” （张雪松）

史籍所见中古（汉—宋）宗庙禘祫年月校理 （马清源）

张燮《自鸣钟铭》及其历史意义 （刘涛）

传教士来华与明清历法改革 （臧勇）

学人述忆

三尺讲台的风采

——记北大中文系的四位老师 （王景琳）

大哉一诚天下动

——难忘南大哲学系三年（翟奎凤）

既为经师，又为人师

——我所了解的李景林老师（张辉）

著作介述

《王船山体用思想研究》书评 （杨莉）

论文摘要

CONTENTS

编后记

【精彩书摘】

传教士来华与明清历法改革

三、中西合作

——《崇祯历书》与《时宪历》的诞生

上文已经提到，1629年9月，在崇祯皇帝支持下，历局正式开始办事。徐光启（1633年去世，后由李天经继任）亲自督领挑选人员、制造仪器，征召官员李之藻入局，并先后聘请西方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人参加编译天文学书籍和修订历法。

历局成立后，徐光启主持工作，首先拟定了历法修正十事，包括岁差岁实、日月五星的实行与视行、黄赤交角、周天经度和地球经纬度的测定等，作为历法改革的总体目标，其次制定历法的总体框架，划分为“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两个方面，并提出了融汇中西的指导思想，“会通中西历法归一”，将“西方历法的材质”融入大统历的“型模”，避免当年《大统历》与《回回历》的并行现象。而来华传教士受聘入局后，都积极参与历法改革工作。邓玉函在来华传教士中最为博学，通晓多国语言，在历局中参与了历书的总体设计，进入历局半年时间内编著了《测天约说》《大测》等著作，编写各种换算表十卷，和历局人员指导合作，制造了诸多重要天文仪器，包括七政象限大仪两座，测量纪限大仪一座。 这些工作为历法的修订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邓玉函去世后，徐光启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又上疏崇祯皇帝《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称赞汤若望罗雅谷与水平相仿，推荐他们入局有助于历法的继续修订，崇祯皇帝批准了两人参与修历。而汤若望和罗雅谷也没有辜负众人期望，在历局历积极从事历书的编译，制造各种天文仪器，计算日月五星交食躔度，并承担教学工作，培养历局人才，使得很多中国士人迅速掌握了最新的天文学理论。继徐光启之后主持历局和历书编译工作的李天经对这些人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们“融通度分时刻于数万里外，讲解躔度食于四五载中，可谓劳苦功高矣”。

从1629到1634年，在这批人的努力下，历时五年，历局五次进呈书稿，终于完成了《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大规模地引进欧洲天文学，最终编撰出了《崇祯历书》这样一部大型天文学百科全书。

《崇祯历书》围绕明朝天文历法机构在天体运动计算以及历书编修方面的实际需要，针对中国本土历法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不足和差误，以欧洲天文学家第谷及其弟子的《新编天文学初阶》为基础，同时参考了托勒密、哥白尼、开普勒等人的著作，形成了一套以第谷天文学体系为框架、带有中国特色的天文学体系。它既有天文学理论与天文表，又有基本的三角学与测量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天文仪器知识，涵盖了日月五星和恒星运动的观测、数学处理与具体计算，是中国天文学史和西学东渐史上的里程碑。

1633年徐光启去世，他去世一年后1634年《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宣告完成，李天经接手历局工作，将编纂成果进呈给崇祯皇帝。但此时却发生了东西历局的争论，保守派势力的阻挠声音，让崇祯延缓了对该历法的颁布实施。何谓东局西局？西局即徐光启所带领的历局，而东局的设立则缘起保守派势力的阻挠。崇祯四年（1631）河北布衣魏文魁向礼部进呈历书《历测》《历元》，认为自己历书正确请求采用，而不必用西人之法变革华夏历法。崇祯七年（1634）魏文魁参与钦天监组织的一次日食预测，这次预测的成功更加增添了他的底气，崇祯皇帝试图令魏文魁参与徐光启的历局工作，显然双方都不愿合作，崇祯无奈，便令魏文魁在京城东部设立历局，时人称为东局，徐光启在宣武门所设历局，称为西局。东局在后面几次星象日月食观测对垒中都败给了西局，崇祯便在1638年下令解散西局。但这场争论却使崇祯犹豫不决，加上钦天监官员也在其中作梗，延缓迟滞了颁布《崇祯历书》的进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崇祯皇帝本人一直主张“中西法会通不可偏执、务求划一”，但徐光启虽主张会通，实际大量采用西法，在诸多内容上直接翻译接受了西方天文学和历法成果，使得崇祯并不放心，也因此搁置了对新历法成果的颁布推行。

而明末李自成起义爆发，《崇祯历书》完成后不久，明末朝廷也已陷入动荡，经过新旧两派势力的斗争后，崇祯皇帝终于在1644年决定颁行新历，可惜这一决定还未实施，李自成即攻入北京，推行新法之事功败垂成，在明朝未能实施。清军1644年入关，一年多后，参与明朝历法修订的汤若望，将他改编过的《崇祯历书》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呈报清廷。

汤若望献书，得到了清廷的重视，而清朝恰好取代明朝，正有顺应天命修改历法的政治需要，因此顺治皇帝决定采用这一历法，礼部上疏请为此历法定名，睿亲王多尔衮称“宜名‘时宪’，以称朝廷宪天乂民至意”（《清史稿·时宪志一》），由此清廷将其定名为《时宪历》（清乾隆时避讳改称《时宪书》）。《时宪历》脱胎于《崇祯历书》，吸收了近代天文学的最新成果，采用了西方的最新几何模型和算法，准确程度一举超越了大统历及之前的中国历代历法。

汤若望向清廷呈献历法的当年，清朝政府就对此历法进行校验，史书记载“八月丙辰朔午时，日食二分四十八秒，大学士冯铨，同若望赴观象台测验覆奏，惟新法一一菂合，大统、回回二历俱差时刻”（《清史稿·志·卷二十·时宪一》），可见《时宪历》之精准，胜于大统历和回回历等旧历法。顺治皇帝对德国传教士汤若望非常崇信，采用了这一历法成果，并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正，尊其为“玛法”（满语意为爷爷），赐“通玄教师”尊号。

然而这一系列动作引起了守旧派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以大臣杨光先等人为代表，开始对此进行阻挠。顺治十七年他向礼部呈《正国体呈》，表达对汤若望以西法取代中法的不满。顺治皇帝在文化上没有强烈的本土主义观念，所以他在位时对这些指控没有理会。康熙执政后，1664年7月杨光先在鳌拜等人支持下，又向礼部呈书《请诛邪教案》，指责《时宪历》封面不当题“依西洋新法”五字，时宪历写“依西洋新法”五字，这表示汤若望企图“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朝，来毁灭中国正教，而惟天主教独尊。并称大清王朝无疆历祚，而《时宪历》只编了200年，这是让大清短祚。此时鳌拜集团执政，康熙权力不稳，康熙三年（1664）11月，鳌拜集团下令逮捕汤若望及其助手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同时将赞成西历的李祖白等名５名中国官员下狱。康熙四年（1665）３月，辅政大臣鳌拜等支持杨光先，定汤若望死罪，钦天监五位部门负责官员被处死，《时宪历》被废止。恰好此时天上出现彗星，地上发生地震，朝野上下人心恐慌，以为狱诉不公、天象示警，而孝庄太后认为汤若望为先帝顺治信任之臣，判处死刑实在过分，命令速行释放。史书记载：

汤若望本拟处死，其余教士俱杖充。但次日地震，又连日地震五次，辅臣要求清狱。南怀仁等获赦出狱……皇太后谕令释放。

因此传教士幸免于死，南怀仁等被关押教士得以释放。但李祖白、宋可成等中国科学家官员仍被斩决，新历仍被废除，大统历被重新启用，杨光先升为钦天监副，不久又升为钦天监正。次年康熙五年（1666）７月，汤若望死于寓所。

这场保守与维新、科学与愚昧的中西历法之争， 一直延续到康熙亲政之后。而杨光先主持的钦天监先后采用落后过时的大统历、回回历，错误百出。虽然他借政治斗争担任了钦天监最高官员，但他并不能胜任天文数学的研究和实测。

康熙皇帝对新旧两派的争论采取了开明立场，让双方公开辩论，事实上这也表示出他对新法的一种支持。康熙多次召杨光先与南怀仁到宫中当众测验，结果每次都证明南怀仁测算正确，而杨光先并不会计算。康熙七年（1668）大臣会议，请皇帝裁决。康熙决定以实验的方法检测双方观点正谬。他谕令双方“勿怀夙仇”，允许双方“各执己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竞争”，宣布“孰者为是，即当遵行，非者更改。无需事先，将天文历算详定，以成至善之法”。康熙命代表大统历的杨光先、代表回回历的吴明烜、代表西历的南怀仁，分别用各自的算法推算正午日影所指之处。三次实地测验，杨、吴有误，南怀仁均无误。康熙又令测立春、雨水二节气及月、火、木星之运行。杨、吴“逐款不合”，南怀仁“逐款皆符”。

但杨光先固守旧观念，痛斥道：

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今南怀仁，乃天主教之人。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奉天主教之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废也！

并称“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这些观点折射出改革变法时保守力量的复古与顽固。

在这新旧力量斗争时刻，处于关键地位的康熙没有拘泥于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选择尊重科学实证主义精神，站到了传教士南怀仁一边，对杨光先的错误予以了否定和驳斥。1669年初康熙下令“将杨光先革职，交与刑部，从重议罪可也”，并于同年二月授予南怀仁钦天监副职务，虽然南怀仁坚辞不就，但康熙仍让南怀仁领取俸禄，主管钦天监事务。这是继汤若望之后，中国历史上再次由外国传教士主管中国天文最高机构。康熙八年（1669）五月除掉鳌拜，南怀仁等借此时机，指控杨光先、吴明烜是鳌拜党羽，请求将杨光先“即行处斩，妻子流徙宁古塔”，为死去的汤若望昭雪。康熙赦免了杨光先，但准许为汤若望平反昭雪。1669年12月8日，康熙帝赐地重新埋葬汤若望，御赐祭文一篇，镌刻在汤若望墓碑的上，称赞他“鞠躬尽瘁，恤死报勤，国之盛典”，这一祭文体现出中国官方对这一来自德国的传教士高度的评价和认同，充分认可了他在中国历法改革中的贡献和地位，至此《时宪历》得到顺利推行，改革派取得了最终胜利，明清历法改革也完成了使命，中西文化交流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如果以实证和科学精神作为判别历法优劣和选择何种历法的标准，答案不言而喻，然而为何这一变更却要历经近百年才得以实现？究其根源，是本土文化中心主义面对外来文化时的陌生不适感而引发身份认同危机，从而进行顽强的排他与抵抗，这点在明末东局西局的历局之争，和清初杨光先南怀仁两派对峙中都可以看到。明末东西历局之争时，代表东局的魏文魁在批驳徐光启的历法成果时，指责对方所用技术是“外夷之历学，非中国之历学也，魁不可得而知也”，对于这种民族主义压倒科学实证主义的行为，徐光启感慨“争气者勿与言”“不直者道不见”，魏文魁隐退后代替他接管东局的郭正中称“自尧舜以来，迄今四千二百七十年，其间修改七十余次，创法十有四家，未有端用西法者”，而称“中法不可尽废，西法不可专行”，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取代了科学理性的态度，传统夷夏之防的观念根深蒂固，成为历法变革的根本阻力。清初政权更替，但文化保守主义观念依然牢固，成为很多官员士大夫头脑中难以剥离的意识形态，杨光先即是典型代表，他以旧有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皇帝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为理由拒绝变革，认为南怀仁等是“以西洋之仪器”毁坏“尧舜之仪器”，破坏祖宗制度文章，这种以夷变夏行为绝不可接受。诸如此类种种行为，反映出当时精英阶层里普遍存在的一种身份焦虑，当他们面对西方外来文明中的优秀成果时，原有的文化自尊感遭到了冲击，对陌生异己的不同质文化产生出一种本能的排斥，试图拒绝自卑但又进退失据，而如果放弃原有观念、接受异域文化，自我的身份归属认同又会面临挑战，个体是夷是夏成为一个难题，如何缓解身份认同与身份焦虑，成为这批士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产生了两种路径，一种路径是继续维护本土中心论，提出西学中源说，王锡阐、梅文鼎、戴震等属于前者，一种是开放包容，支持引入西学思想，徐光启李之藻等属于后者。清朝取代明朝后以华夏自居，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成为统治者同样要考量的事情，康熙看到“西学中源”说有利于缓解当时精英层身份焦虑，于是在自己文章《御制三角论》中加以提倡，并得到梅文鼎的极力称赞：

《御制三角论》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

这一说法巧妙地化解了夷夏之防和以夷变夏的担忧，把原来的文化自卑转身一变成为一种文化自豪，虽然此说并无充足论据，却使得很多士大夫不再对西学先进理论抱有敌意和排斥态度，从而能积极学习最新的天文历法思想，客观上它促进了西学的推广传播。但无论何种路径，对西学的容纳吸收已经成为难以阻挡的历史大势，而现代科学思想和理念，也渐进在中国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