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 坡州图书奖（Paju Book Awards）著作奖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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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讨论思想史认识论的书。但是，与通行的哲学认识论著作不同，本书并非在抽象层面推进认识论讨论，而是在具体个案之中寻找那些具有原理性启示的环节，并且在具体脉络中对它们进行分析。
本书第1部讨论的，是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结构，特别是他在经验研究中折射出来的原理性假说；第二部讨论的，是发生在日本五十年代后期的昭和史论争。通过对上述两个个案的研究，提出了关于如何破除静态的知识感觉，建立把握动态过程的认识论课题。在形而下层面建立多元的普遍性，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相似性进入差异，并进而在差异状态中理解差异。为此，不仅需要哲学认识论的翻转，而且需要对经验的重新认知。破除旧形而上学的干扰，把世界视为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事物的集合体，这个恩格斯留下的思想课题，需要通过对形而下之理的探讨激发出新的理论能量。
[编辑推荐]
在思想史的视野里，“人类”并不是统合地球上所有人群的抽象概念。当日本和中国不再仅仅意味着“他们”和“我们”的时候，当自我有意识地以他者的眼光感知世界的时候，人类这个范畴，才拥有了真实的内涵。
或许发掘不为人知的新鲜史料，是历史学*重视的的工作方式；而在熟视无睹中重新发现既成的经验，却是思想史不可或缺的训练。那些被常识磨平了棱角的经验事实，在经历了这种重新发现之后，才突然呈现出陌生的意义，在那样的时刻，我们面对了新鲜的世界。
[作者简介]
孙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专业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文学的位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三联书店2011）等。
[媒体推荐]
[目录]
目录
第1部 探寻历史的“基体”/001
上篇 在中国的历史脉动中求真/003
一、饥饿感与窘迫感： 跃动着生命感觉的明末/005
二、“不容已”： 无法妥协的观念感觉/013
三、童心说： 沟口雄三的思考方式/022
四、不立论： 必要的思想史修炼/033
五、“形而下之理”： 探寻另一种普遍性原理/041
六、作为方法的中国： 经验深处的结构性想象力/060
下篇 中国历史的“向量”/081
一、“自然”与“作为”的契合/083
二、内在于人生的形而下之理/094
三、中国的公与私/107
四、被分有的法则： 中国历史的基体/123
五、乡里空间与乡治运动/141
第二部 历史与人/161
上篇 现代史书写与“国民体验”/163
一、昭和史论争的缘起/165
二、昭和史论争的基本对立结构/178
三、战争责任与国民生活体验的错位/196
四、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科学性”与“客观性”/211
五、破除伪命题： 走出历史与文学关系的预设/223
六、互补的对立关系： 《昭和的精神史》的出现/235
下篇 现代史书写的认识论转换/247
一、建立日本历史学的工作伦理/247
二、整体化判断与人格化分析： 斯大林批判引发的思考/265
三、重新“发现”唯物史观/278
四、偶然与必然，一般与特殊/295
五、学术史与思想史中的昭和史论争/315
后记/336
[精彩书摘]
一、 饥饿感与窘迫感： 跃动着生命感觉的明末
沟口雄三的处女作《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以下均简称《屈折与展开》)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于1980年，这本并不按照常规写作因而有些难读的著作虽然没有引起他后来著述那么广泛的反响，却是他一生中*重要的著作。他关于中国思想史内在机理的结构性思考，他对于思想观念的历史性和状况性解读，更重要的是，他为思想史研究注入的具有高度人文精神的洞察力，都在这本著作中集中地呈现出来，这些构成沟口学术基本品质的要素，不是作为结论和观点，而是作为看问题的视角，作为推进问题的方式，潜在于他整个的分析论述过程中。
当沟口攻读硕士的时候，开始对李卓吾发生了兴趣。据说他阅读了当时日本学界对李卓吾的研究之后，询问导师入矢义高： 如果研究李卓吾，应该读些什么。入矢的回答是： 当然是李卓吾的原著。于是沟口买来了当时能够买到的所有李卓吾的原著，开始日以继夜地攻读。为了准确地理解李卓吾，他甚至逐字逐句地翻译了《焚书》。
沉潜于李卓吾的结果，使沟口对日本学界前辈的李卓吾研究发生了怀疑。他发现，这些便于理解的李卓吾研究，基本上依靠的是在日本学界通行无阻的西方现代性理论，它们可以很快被读者接受，却似乎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他所阅读的那个李卓吾的思想世界，也无法有效地揭示李卓吾所在那个时代的历史特征。仅仅从这个朴素的怀疑出发，他开始了自己的学术旅程。
李卓吾在明末是个特异的思想家，甚至他作为思想家是否能够成立这一点都是个疑问。这是因为，他并没有如同其他思想家那样提出可以称之为思想命题的关键概念，而且他的很多论点看上去似乎还存在着严重的相互矛盾。然而，沟口却在明末思想人物中选择了他，并试图借助李卓吾来理解明末清初处于时代巨变中的中国社会。这当然意味着，在学术生涯的起点，沟口就选择了一种有别于既定学术习惯的思考方式。
《屈折与展开》第1章从一个看似平常的掌故说起： 游历北方的李卓吾因过度饥饿而不分稻粱黍稷之别，而给他黍稷充饥的主人则说：“子今以往，不做稻粱想，不做黍稷想矣。”李卓吾对此发出感慨道：“使余之于道若今之望食，则孔、老暇择乎？”李卓吾： 《焚书·卷三·子由解老序》，中华书局1975，110页。这是李卓吾关于“饥饿状态”的表述，以思想上的饥饿状态为原点，他引申出打破既定的孔、老、佛等一切教义的界限、否定既定道统观念的外在规范、深入自家性命的“生命之道”。沟口指出： 这个掌故的关键不在于它的真伪，而在于它所表达的那份强烈的“饥饿感”足以使人失去辨别各种事物界限的从容。值得注意的是，在书稿开篇之处，沟口就似乎不经意地带出两种绝不会被学术概念所容纳的日常生活感觉： 饥饿感与失掉从容之后的窘迫感。而恰恰是这两种感觉，建构了沟口对于明清转折期思想史的解释基调。在明末李卓吾的时代，这种思想上的饥饿感并不仅仅是他的个人体验。沟口援引与他同时代的周汝登、焦竑、耿定向的相关言论，指出在明末时期因无法满足于既定的脱离现实的道统观念，已然出现了一种探索真正意义上的天则之自然的思想潮流。因此，这时的思想人物往往使用关于“饥饿”的比喻。
于是沟口的探讨从这里开始。作为一种时代潮流，这种饥饿感的内涵是什么？那种打破儒、释、道界限的求道态度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样的主体意识？
[自序]
序：在形而下层面结构原理
这是一本违反常识的书。构成本书的两个部分，原本可以分别独立成书，它们分别处理两个不相关联的个案，彼此之间在资料和论述对象方面并无直接关系： 第1部讨论日本的中国思想史家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基本结构，并以此为媒介探讨重新认识中国的可能性；第二部讨论日本学界20世纪50年代的一场论争，并以此为媒介探讨历史书写的基本原则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承问题。事实上，本书的日文版就将作为两本单独的著述出版，而本书的第1部承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慷慨允诺，也已经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单独出版中文繁体字版。
但是，我仍然希望进行一种有勇无谋的尝试，把这两个可以独立成书的论题组合成一个更大的结构，让它们承担更多的功能。
关于思想史的认识论问题，学界并不缺少抽象的学理论述；但是，任何抽象的论述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个难题，即如何向经验研究开放。事实上，正如哲学教人思考却不提供面对具体经验的分析工具一样，抽象层面的认识论不经过必要的转换，无法直接承担具体分析的责任。我们经常看到抽象层面上的严整论述被原样照搬到具体分析中去的失败尝试——学院里常常看到初学者们把各种流行理论的结论套用到经验分析中去，不言而喻，这种知识生产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功能可言。更常看到的是，人们不假思索地把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截然分为两个门类，让它们井水不犯河水。这个区分有一个*大的弊端，就是让理论脱离经验任其天马行空，于是，大理论和大叙事面临空泛和似是而非的危险，而经验研究则往往失之于就事论事，依靠直观的常识处理材料。
抽象的理论生产和具体的经验研究，作为两种不同的知识方式，各自有它们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毫无交集。平心而论，把理论和经验对立起来，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在现实的知识生产中，这种二元对立不仅是虚假的，而且是有害的。不即物的理论容易变成逻辑游戏，没有理论想象力的经验研究仅止于追随直观表象。对于这两者而言，恐怕创造性的发现是有难度的吧。有质量的知识积累需要理论想象力与现实经验的交汇融合，这是一种把现实的复杂能量注入理论，把理论的穿透力导入经验的双向过程。那些可以对我们的判断力有所帮助的理论思考，那些能把直观表象背后的深厚内涵揭示出来的经验分析，永远是同一个思维过程的两个重要的部分，说它们是“两个”，仅仅是在表现形式上的区分，实际上，它们在思考中通常交错在一起，难分彼此。至于zui后是以抽象的理论形式还是以具体的经验研究来呈现这个思维过程，那不过是研究者选择的形式而已。
在理论中感觉，在经验中思考，这意味着需要调整我们对于知识与思想的既定想象。这个调整的起点在于打破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这两种知识生产方式对立起来的二元思维，让这二者成为浑然一体的思维过程；从这个起点推进，接下去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普遍性的问题。在今天的知识界，普遍性就是从无数个别性中抽象出来的命题，它要求众多个别性舍弃自己的特殊状态，提供那些可以被整合的要素，通过抽象过程，产生相对自足的理论命题，并反过来应用于众多个别性的解释。之所以理论与经验被对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对普遍性的通行感觉方式有关。今天，这个未被质疑过的普遍性感觉虽然已经在少数敏锐的哲学家中受到了质疑，并被视为多种普遍性中zui为初步的一种，陈嘉映主编： 《普遍性种种》，华夏出版社2013。但是对于多数人而言，即使在理论上承认抽象出同质性(即共通性)的普遍性生产是比较简单的认知方式，不应该赋予其绝对的价值，也很难真正在知识习惯中把这种根深蒂固的知识感觉相对化。事实上，改变论述很容易，改变知识感觉的习惯本身，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的那样： 在口头上改变论述很容易，而把口头上承认了的论述运用于具体的研究领域却远为艰难。恩格斯要改变的知识习惯是旧形而上学： 它认为世界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新的知识习惯即唯物辩证法，则认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240页。恩格斯所警惕的知识习惯的稳固性，也同样存在于对于普遍性的感觉之中——追根寻源，把单一的共通性抽象出来并使其绝对化的知识生产方式，正是恩格斯当年所批判的旧形而上学。
本书是一本讨论思想史认识论的书。但是，与通行的哲学认识论著作不同，本书并非在抽象层面推进认识论讨论，而是在具体个案之中寻找那些具有原理性启示的环节，并且在具体脉络中对它们进行分析。
本书第1部讨论的，是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结构，特别是他在经验研究中折射出来的原理性假说；第二部讨论的，是发生在日本五十年代后期的昭和史论争。通过对上述两个个案的研究，提出了关于如何破除静态的知识感觉，建立把握动态过程的认识论课题。在形而下层面建立多元的普遍性，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相似性进入差异，并进而在差异状态中理解差异。为此，不仅需要哲学认识论的翻转，而且需要对经验的重新认知。破除旧形而上学的干扰，把世界视为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事物的集合体，这个恩格斯留下的思想课题，需要通过对形而下之理的探讨激发出新的理论能量。
[编辑推荐]
在思想史的视野里，“人类”并不是统合地球上所有人群的抽象概念。当日本和中国不再仅仅意味着“他们”和“我们”的时候，当自我有意识地以他者的眼光感知世界的时候，人类这个范畴，才拥有了真实的内涵。
或许发掘不为人知的新鲜史料，是历史学*重视的的工作方式；而在熟视无睹中重新发现既成的经验，却是思想史不可或缺的训练。那些被常识磨平了棱角的经验事实，在经历了这种重新发现之后，才突然呈现出陌生的意义，在那样的时刻，我们面对了新鲜的世界。
[作者简介]
孙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专业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文学的位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三联书店2011）等。
[媒体推荐]
[目录]
目录
第1部 探寻历史的“基体”/001
上篇 在中国的历史脉动中求真/003
一、饥饿感与窘迫感： 跃动着生命感觉的明末/005
二、“不容已”： 无法妥协的观念感觉/013
三、童心说： 沟口雄三的思考方式/022
四、不立论： 必要的思想史修炼/033
五、“形而下之理”： 探寻另一种普遍性原理/041
六、作为方法的中国： 经验深处的结构性想象力/060
下篇 中国历史的“向量”/081
一、“自然”与“作为”的契合/083
二、内在于人生的形而下之理/094
三、中国的公与私/107
四、被分有的法则： 中国历史的基体/123
五、乡里空间与乡治运动/141
第二部 历史与人/161
上篇 现代史书写与“国民体验”/163
一、昭和史论争的缘起/165
二、昭和史论争的基本对立结构/178
三、战争责任与国民生活体验的错位/196
四、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科学性”与“客观性”/211
五、破除伪命题： 走出历史与文学关系的预设/223
六、互补的对立关系： 《昭和的精神史》的出现/235
下篇 现代史书写的认识论转换/247
一、建立日本历史学的工作伦理/247
二、整体化判断与人格化分析： 斯大林批判引发的思考/265
三、重新“发现”唯物史观/278
四、偶然与必然，一般与特殊/295
五、学术史与思想史中的昭和史论争/315
后记/336
[精彩书摘]
一、 饥饿感与窘迫感： 跃动着生命感觉的明末
沟口雄三的处女作《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以下均简称《屈折与展开》)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于1980年，这本并不按照常规写作因而有些难读的著作虽然没有引起他后来著述那么广泛的反响，却是他一生中*重要的著作。他关于中国思想史内在机理的结构性思考，他对于思想观念的历史性和状况性解读，更重要的是，他为思想史研究注入的具有高度人文精神的洞察力，都在这本著作中集中地呈现出来，这些构成沟口学术基本品质的要素，不是作为结论和观点，而是作为看问题的视角，作为推进问题的方式，潜在于他整个的分析论述过程中。
当沟口攻读硕士的时候，开始对李卓吾发生了兴趣。据说他阅读了当时日本学界对李卓吾的研究之后，询问导师入矢义高： 如果研究李卓吾，应该读些什么。入矢的回答是： 当然是李卓吾的原著。于是沟口买来了当时能够买到的所有李卓吾的原著，开始日以继夜地攻读。为了准确地理解李卓吾，他甚至逐字逐句地翻译了《焚书》。
沉潜于李卓吾的结果，使沟口对日本学界前辈的李卓吾研究发生了怀疑。他发现，这些便于理解的李卓吾研究，基本上依靠的是在日本学界通行无阻的西方现代性理论，它们可以很快被读者接受，却似乎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他所阅读的那个李卓吾的思想世界，也无法有效地揭示李卓吾所在那个时代的历史特征。仅仅从这个朴素的怀疑出发，他开始了自己的学术旅程。
李卓吾在明末是个特异的思想家，甚至他作为思想家是否能够成立这一点都是个疑问。这是因为，他并没有如同其他思想家那样提出可以称之为思想命题的关键概念，而且他的很多论点看上去似乎还存在着严重的相互矛盾。然而，沟口却在明末思想人物中选择了他，并试图借助李卓吾来理解明末清初处于时代巨变中的中国社会。这当然意味着，在学术生涯的起点，沟口就选择了一种有别于既定学术习惯的思考方式。
《屈折与展开》第1章从一个看似平常的掌故说起： 游历北方的李卓吾因过度饥饿而不分稻粱黍稷之别，而给他黍稷充饥的主人则说：“子今以往，不做稻粱想，不做黍稷想矣。”李卓吾对此发出感慨道：“使余之于道若今之望食，则孔、老暇择乎？”李卓吾： 《焚书·卷三·子由解老序》，中华书局1975，110页。这是李卓吾关于“饥饿状态”的表述，以思想上的饥饿状态为原点，他引申出打破既定的孔、老、佛等一切教义的界限、否定既定道统观念的外在规范、深入自家性命的“生命之道”。沟口指出： 这个掌故的关键不在于它的真伪，而在于它所表达的那份强烈的“饥饿感”足以使人失去辨别各种事物界限的从容。值得注意的是，在书稿开篇之处，沟口就似乎不经意地带出两种绝不会被学术概念所容纳的日常生活感觉： 饥饿感与失掉从容之后的窘迫感。而恰恰是这两种感觉，建构了沟口对于明清转折期思想史的解释基调。在明末李卓吾的时代，这种思想上的饥饿感并不仅仅是他的个人体验。沟口援引与他同时代的周汝登、焦竑、耿定向的相关言论，指出在明末时期因无法满足于既定的脱离现实的道统观念，已然出现了一种探索真正意义上的天则之自然的思想潮流。因此，这时的思想人物往往使用关于“饥饿”的比喻。
于是沟口的探讨从这里开始。作为一种时代潮流，这种饥饿感的内涵是什么？那种打破儒、释、道界限的求道态度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样的主体意识？
[自序]
序：在形而下层面结构原理
这是一本违反常识的书。构成本书的两个部分，原本可以分别独立成书，它们分别处理两个不相关联的个案，彼此之间在资料和论述对象方面并无直接关系： 第1部讨论日本的中国思想史家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基本结构，并以此为媒介探讨重新认识中国的可能性；第二部讨论日本学界20世纪50年代的一场论争，并以此为媒介探讨历史书写的基本原则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承问题。事实上，本书的日文版就将作为两本单独的著述出版，而本书的第1部承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慷慨允诺，也已经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单独出版中文繁体字版。
但是，我仍然希望进行一种有勇无谋的尝试，把这两个可以独立成书的论题组合成一个更大的结构，让它们承担更多的功能。
关于思想史的认识论问题，学界并不缺少抽象的学理论述；但是，任何抽象的论述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个难题，即如何向经验研究开放。事实上，正如哲学教人思考却不提供面对具体经验的分析工具一样，抽象层面的认识论不经过必要的转换，无法直接承担具体分析的责任。我们经常看到抽象层面上的严整论述被原样照搬到具体分析中去的失败尝试——学院里常常看到初学者们把各种流行理论的结论套用到经验分析中去，不言而喻，这种知识生产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功能可言。更常看到的是，人们不假思索地把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截然分为两个门类，让它们井水不犯河水。这个区分有一个*大的弊端，就是让理论脱离经验任其天马行空，于是，大理论和大叙事面临空泛和似是而非的危险，而经验研究则往往失之于就事论事，依靠直观的常识处理材料。
抽象的理论生产和具体的经验研究，作为两种不同的知识方式，各自有它们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毫无交集。平心而论，把理论和经验对立起来，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在现实的知识生产中，这种二元对立不仅是虚假的，而且是有害的。不即物的理论容易变成逻辑游戏，没有理论想象力的经验研究仅止于追随直观表象。对于这两者而言，恐怕创造性的发现是有难度的吧。有质量的知识积累需要理论想象力与现实经验的交汇融合，这是一种把现实的复杂能量注入理论，把理论的穿透力导入经验的双向过程。那些可以对我们的判断力有所帮助的理论思考，那些能把直观表象背后的深厚内涵揭示出来的经验分析，永远是同一个思维过程的两个重要的部分，说它们是“两个”，仅仅是在表现形式上的区分，实际上，它们在思考中通常交错在一起，难分彼此。至于zui后是以抽象的理论形式还是以具体的经验研究来呈现这个思维过程，那不过是研究者选择的形式而已。
在理论中感觉，在经验中思考，这意味着需要调整我们对于知识与思想的既定想象。这个调整的起点在于打破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这两种知识生产方式对立起来的二元思维，让这二者成为浑然一体的思维过程；从这个起点推进，接下去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普遍性的问题。在今天的知识界，普遍性就是从无数个别性中抽象出来的命题，它要求众多个别性舍弃自己的特殊状态，提供那些可以被整合的要素，通过抽象过程，产生相对自足的理论命题，并反过来应用于众多个别性的解释。之所以理论与经验被对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对普遍性的通行感觉方式有关。今天，这个未被质疑过的普遍性感觉虽然已经在少数敏锐的哲学家中受到了质疑，并被视为多种普遍性中zui为初步的一种，陈嘉映主编： 《普遍性种种》，华夏出版社2013。但是对于多数人而言，即使在理论上承认抽象出同质性(即共通性)的普遍性生产是比较简单的认知方式，不应该赋予其绝对的价值，也很难真正在知识习惯中把这种根深蒂固的知识感觉相对化。事实上，改变论述很容易，改变知识感觉的习惯本身，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的那样： 在口头上改变论述很容易，而把口头上承认了的论述运用于具体的研究领域却远为艰难。恩格斯要改变的知识习惯是旧形而上学： 它认为世界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新的知识习惯即唯物辩证法，则认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240页。恩格斯所警惕的知识习惯的稳固性，也同样存在于对于普遍性的感觉之中——追根寻源，把单一的共通性抽象出来并使其绝对化的知识生产方式，正是恩格斯当年所批判的旧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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