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故事法则》

作  者：施爱东

ISBN：9787108071972

定  价：69.00

出版日期：2021年10月

字  数：198千字

施爱东，196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故事学、谣言学、民俗学学术史等。代表性著作有《中国龙的发明：16-19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民俗学立场的文化批评》等。

民间故事是一种结构稳定的功能组合、一个自组织系统，一棵生命树。故事一旦开始其生命进程，就会自己生长、自己嫁接、自己开花、自己结果，也会随时空的改变而变异，随生命熵的增加而消亡。在故事中，英雄具备什么样的性格、离开家乡时需要哪些装备、神奇助手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叛徒为什么总是英雄的叔父、误会为什么总是不能避免，所有情节都有一套相对稳定的结构或套路，而所有的套路，都是特定功能相互制约的最优结果。

故事的结构既是稳定的，又是生长的，貌似无序的生长中，总是有一些最优配置、最优结局。特定的难题，总是对应着特定的解题方式。每一则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都是特定语言游戏中的最优玩法。

史诗英雄塑造对武侠小说的影响

本章试图通过对金庸小说与英雄史诗中若干英雄母题的对照分析，探讨塑造传奇英雄所惯用的手法以及金庸对这些母题的创造性运用。

讨论的文本，限于我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以及金庸代表作中的三部：《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如果没有特指，文中“英雄”一词泛指史诗英雄和小说中的武林英豪。

一、英雄史诗与武侠小说的相似性

（一）两者的人物和背景具有相似的特征。

学界几乎从未停止过对三大史诗英雄身份、原形，以及活动时间、地点的争论，这种争论尽可以持续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有共识。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都不是实指；讲唱史诗的年代可以追寻，但史诗讲唱的年代却永远无法指实；英雄的活动背景有可以追溯的原形，但本质上只是适合英雄活动的虚拟世界；英雄本身，则是超历史、超地域、超能力的箭垛式人物。

武侠世界同样是一个虚拟的、超现实的世界，一个活动在人间，又游离于现实社会制度之外的江湖世界。正是在这样一个亦真亦幻的江湖世界中，“活动着一个个替天行道的布衣大侠，表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救世绝活。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75页。]。尽管金庸常常把故事设定在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上，却并没有依据历史的本来面貌演绎故事，只是把它当作一种虚化的背景，以拉近江湖与现实、小说与读者的距离。作为江湖世界的活动主体，侠客同样是具有非凡武功的超人。

（二）两者的叙事方式相似。

站在叙事的角度来说，书写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种线性的排列过程，正如托多罗夫所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法］兹维坦·托多罗夫：《叙事作为话语》（朱毅译），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94页。]欧洲英雄史诗如《伊利亚特》《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等，基本上是以事件作为中心来结构的，为了表现同时发生的事件及因由，必须打破自然时序进行叙事，而中国英雄史诗则清一色以人物为中心进行叙事，相应的多采用顺时的连贯叙事方式，它符合中国人了解事物要知头知尾的习惯。

金庸小说也无不围绕人生主线展开叙事，虽然在表现技巧上缺少些变化，却容易将故事叙述得线索分明、结构紧凑、内容丰富而不失控，易于展现英雄的成长和功业，叙述行为的可操作性强，老百姓也爱看。

二、史诗英雄与小说英雄的叙事要素及功能

民间文学都是模式化的叙事，而大凡通俗化、市场化的文学创作，则往往化用民间叙事模式，实行“有限变异”。我们在对叙事展开分析的时候，“不得不首先假设一个描述的模式，然后从这个模式出发逐步深入到诸种类，诸种类既是模式的一部分又与模式有差别。只有从既一致又有差别这个角度，拥有了统一的描述方法的叙述的分析，才会发现多种多样的叙事作品及其历史、地理、文化上的不同”[［法］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0页。]。

史诗集口头文学之大成，借助史诗艺人的表述，集中体现了普遍性的民族意志、公众愿望和审美理想，其英雄塑造和人物关系都已形成固定模式。金庸小说同样有一定的模式，一些可以反复使用、不断改良、不断赋予新鲜意义的模式。

作为英雄的人生主线，无论史诗英雄还是武林英雄，其成长大都会经历“特异诞生——苦难童年——迅速成长的少年时代——成功求婚——遭遇重大挫折——建功立业大团圆”这样一些过程。我们试着从这个模式出发对三大史诗和金庸小说进行比较。

（一）英雄的身世具有神秘性。

传奇性同时拥有神秘性和现实性，太实则无味，太虚则不信，唯传奇使人既觉真实可信，又感惊心动魄、不同凡响，并乐于向后传播。神奇出生是英雄塑造的惯用模式。

格萨尔王本是天国白梵天王的三神子，投胎于森伦王家，乳名觉如，出生时全尕岭下了一场空前的大雪，森伦的弟弟超同（又译做“晁通”）见觉如不凡，几欲加害，未遂；江格尔原是一位大汗的后裔，因为部落被异族莽古斯袭击，沦为孤儿，当时才两岁；玛纳斯的父亲是个有钱的汗王，因为久不得子，便要妻子绮依尔迪到密林深处独处，让她在那里受孕（野合，神秘生父退隐），然后住在那里等待孩子出生，婴儿出生时一手握着油，一手握着血块，展开右掌，上有“玛纳斯”字样。

萧峰、段誉、虚竹、令狐冲，都具有这一特性。萧峰、虚竹的身世很长时间都是一个谜，萧峰一出生，胸口就被刺上了一个凶恶无比的大狼头，标明了他的身世，埋下了悲剧的伏笔，但萧峰却只知其养父，不知其生父；虚竹从小无父无母，一直以为自己是孤儿，却不知道是天下武林至尊少林寺玄慈方丈与“无恶不作”叶二娘的私生子；段誉似乎没有问题，但到最后，居然得知自己是“恶贯满盈”段延庆野合而生的王子；令狐冲则干脆彻底没有来历，只有一个著名的伪君子养父。

所不同的是，史诗采用平铺直叙的手法，先讲出生，然后创业，而金庸是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逐渐揭开英雄身世之谜的，可复述性降低，但多了悬念，可读性大大加强。

（二）英雄从小缺少父爱。

英雄天赋异禀是一个普遍的命题，在此命题的基础上，英雄的父亲也必有非凡的能力，因为老百姓普遍认同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账儿混蛋”。但是，英雄如果成长在非凡父亲的庇佑下，就很难独立自主地创建一番丰功伟绩。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父亲退隐，以便给儿子腾出发展空间，正如一本《江格尔》唱道：“在他上面，没有抬举他的父兄，/在他下面，没有辅佐他的亲人。/在家族中他是独生子，/在阳光灿烂的大地上他是孤儿。”[ 仁钦道尔吉《〈江格尔〉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47页。]                                            

英雄父亲退隐的方式各不相同。格萨尔王的真正父亲不在人间；江格尔的父亲被害；玛纳斯是母亲森林野合所生，不知其父。在金庸小说中，郭靖是梁山好汉郭盛的后代，是个遗腹子；萧峰刚满周岁，亲生父母即遭追杀失散；虚竹从小与父母失散，如同孤儿；令狐冲更是不知其所自，是个真孤儿。

真父退隐之后，另有一个替代性的父亲出现，但是，代父能力有限，能给予英雄的帮助不大，如格萨尔王的代父森伦、玛纳斯的代父加克普汗、郭靖的代父江南七怪、萧峰的代父乔三槐、段誉的代父段正淳、令狐冲的代父岳不群。相反，有的代父甚至会利用“父亲”的这一特殊身份，成为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害英雄的反面人物，如加克普汗陷害玛纳斯，岳不群陷害令狐冲。

    于是，英雄寻找根源（身世）和归属（父亲），就成为英雄行为的一个原始动机。他们自觉不自觉的，总会找到一个可依赖的长者（在幻想故事中往往是以“神奇助手”的角色出现），在他们的创业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格萨尔王》的绒察查根、《江格尔》的阿拉谭策吉、《玛纳斯》的巴卡依老人，都是惊人相似的智慧长者。这种文化积淀也深深地烙在了金庸小说的英雄身上，洪七公、无崖子、风清扬均属于这一类长者，他们神龙见首不见尾，但总是在关键时刻给予英雄莫大的帮助。

没有父爱的英雄一般都有着苦难的童年，他们从小寄人篱下，受人虐待，被人抛弃，孤苦伶仃。唯一家庭幸福、父母双全的是段誉，可书到结尾，却是发现这个父亲也是假的。他们往后的英雄行为，或者说侠路历程，都或多或少与他们的离奇身世有着某种关联。

（三）复仇是英雄人生的一大使命。

英雄的苦难身世必然引出复仇主题。英雄史诗和武侠小说都产生于百姓（民族）受到欺压，人民有冤无处伸张，有怨无从诉说的社会环境之中，人民幻想有一些英雄人物出来振兴民族、伸张正义，拯万民于苦海。而英雄要具备救万民于水火的能力，首先得证明有能力解决自己的血海深仇。

英雄复仇，是大快人心的史诗母题，冤有头、债有主，英雄的仇恨英雄报，人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替甲擦报仇的，只能是他的弟弟格萨尔王；打败莽古斯的，只能是阿拉达尔汗的儿子江格尔；杀死昆吾尔的，只能是玛纳斯的儿子麦赛台依。

武林英雄，往往因为自己的仇人被别人杀死而痛苦不堪。金庸旗下的英雄主人公，大都能实现亲手杀死仇人的愿望，即使不能亲手杀死，也能亲眼看着仇人死，这是金庸对英雄的眷顾，也是读者所乐意看到的。郭靖的复仇经历最是典型，段天德是杀害郭靖父亲郭啸天的直接凶手，江南七怪当年万里追凶不可得，郭靖却能陆家庄得来全不费工夫，还能从段的口中挖出元凶完颜洪烈，而抓住完颜洪烈的又是郭靖的爱人黄蓉。一切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读来大快朵颐。这一母题基本都能遵循“父亲含冤受害——儿子复仇历险——成功杀死仇人”的模式。

不同的是，史诗英雄往往采取面对面的单纯的法和力的较量，金庸则把复仇历程编织得曲折离奇，山重水复，更加富于情趣。

（四）英雄有惊人的成长速度。

传奇英雄尽管少年苦难，却总是能在青年时期就建功立业。觉如11岁赛马得胜，获格萨尔王称号；江格尔3岁攻克3个城堡，4岁攻克4个城堡，5岁活捉5个恶魔，7岁建立宝木巴国；玛纳斯长到9岁，便能策马征战。同样，我们可以看到金庸笔下的武林英雄们也在遵循这一模式。尽管金庸在小说中没有明确标明英雄的实际年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几乎每位英雄走到事业巅峰，故事行将结束的时候，都还处在订婚阶段。

老百姓的情感总是爱憎分明，中国民间不仅极少关于“谅解”的故事，而且对复仇的时间也有较高要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另一层意思是，十年以后就太晚了。英雄要报深仇大恨，非得速成不可，不论具体方法如何，目的总是一样：不能让敌人舒服太长时间，要让英雄早日过上幸福生活。如果英雄成长太慢，埋没太久，错过了婚龄，还很难找到理想的对象。所谓“大器晚成”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在上策之选。

（五）英雄周围有众多美女，英雄宠爱最出色的那一位。

一夫多妻是男权社会的标志之一，史诗的传承和讲唱者基本都是男性，英雄身上寄托着男人的趣味和理想，众星捧月也就成为必然。受到英雄宠爱和人民爱戴的，总是德、才、色三者兼备的理想女性。格萨尔王先后纳妃十数位，高贵、美貌、坚贞的珠牡是他的至爱；关于江格尔的夫人，主要有两个，一个最美貌，一个最智慧；玛纳斯有三位妻子，其中卡妮凯拥有所有的优点，最受柯尔克孜人民爱戴。

金庸是个现代知识分子，小说中大致坚持了一夫一妻制原则，但还是喜欢讲述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故事（女性作家琼瑶则最喜欢讲述几个男人争一个女人的故事）,以此取悦自己和读者。不同的是，史诗婚姻多是征战、赌赛的结果，是史诗年代的产物，而金庸则以现代人的观念，将这种男女故事处理成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关于自由恋爱的故事。华筝的率直、黄蓉的精明，阿朱的善解人意、阿紫的刁钻古怪、康敏的阴险狠毒，任盈盈的雍容大度、岳灵珊的移情别恋、仪琳师妹的一往情深，甚至灵鹫宫的侍女给虚竹换衣服的细节，都被金庸处理得妙趣横生、柳暗花明。

英雄最后得到的，总是最符合读者审美理想、最适合英雄事业生活的那一位。美貌自不必说，黄蓉的精灵古怪最能弥补郭靖的木讷，任盈盈的包容最适合令狐冲的自由散漫。读者在阅读中很容易就能得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

（六）一女两男的婚姻赌赛。

婚姻赌赛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母题，据日本学者伊藤清司考证，早在尧舜禅让传说中就包含着“难题求婚型故事”的因子，舜在尧的两位女儿的帮助下，顺利通过了父瞽叟和弟象的三次致命迫害（也即三道试题），取得了尧的政权和两位帝女的爱情。

理想女性不仅是男人迷恋的对象，而且是需要男人用自己的实力去争取的对象。到远方通过斗争赢取美女和通过战争获取战利品，都是英雄所必须进行的冒险活动，而且大部分的美女争夺战，最终都体现为两强相争。

觉如赛马称王的奖赏之一，就是美女珠牡，而他的主要对手，也只有超同的长子东赞。《江格尔》英雄洪古尔为了娶得美丽的卓莉赞丹，不得不完成岳父交给的三项有生命危险的任务，杀死三大猛兽，还要与上天的著名勇士铁木耳布斯进行赛马、射箭、摔跤好汉三项比赛。金庸小说中最典型的婚姻赌赛是桃花岛上郭靖与欧阳克之争，作为岳父的黄药师同样出了三道题目，其中两道也有生命危险。不同的是史诗英雄往往三战三胜，而金门英雄一胜一负又一胜，峰回路转，更加扣人心弦。

史诗赌赛是单纯的武赌，金庸小说还有奇妙的文赌。西夏公主招亲，志在必得的慕容复和其他招亲者一样，根本无法回答公主提出的三个问题，虚竹结结巴巴的几句话，却正是公主所要的答案。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赌赛中英雄一定会得到女方的事先或暗中帮助。觉如赛马之前，珠牡帮他擒获了赤兔马，为他配备了最好的马鞍和马鞭；洪古尔在卓莉赞丹的帮助下才杀死了三头凶恶的猛兽。同样，没有黄蓉的帮助，郭靖不可能战胜欧阳克；西夏公主的招亲试题，就只为虚竹而来。赌赛婚姻本质上带有上古掠夺婚和服役婚的遗俗，女方的帮助，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原始母题中两情相悦的不足，以缓解男女双方在赌赛中的矛盾和冲突，为将来的幸福婚姻埋下伏笔，这一情节很可能是史诗中后起的改良母题。

（七）英雄的装备非常齐全。

对于史诗英雄，美人宝马缺一不可。英雄的宝马均有神奇的感应能力。格萨尔王的赤兔马神骏无比，甚至能遨游蓝天，与人交谈，它帮助觉如成功赌赛称王；在蒙古族，骏马更是英雄浪迹中时刻不能分离的唯一可靠的助手，骏马的出生往往是勇士诞生的先兆，神马阿兰扎就比江格尔年长一岁；玛纳斯除了拥有骏马，还有巴里塔老人送给的金枪、宝剑、长矛、利斧，借以征战，无往而不胜。

金庸较早期的作品也有宝马宝剑宝物情结。以郭靖为例，未出世时即已获得丘处机馈赠“剑刃锋利之极”的小短剑，剑上刻名“郭靖”，后来用它杀了铜尸陈玄风。在大漠中，先是马钰为他抓来一对神雕，后来又遇小红马（传说中的汗血宝马），治马大师韩宝驹一筹莫展，却被郭靖一举擒伏，这不是金庸安排的“天意”是什么？一马双雕，感应神奇，跟随郭靖行侠仗义，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

但在金庸后期作品中，宝马宝剑这些外在的硬件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内置的软件。最典型的是段誉的“六脉神剑”，随手一指，就有莫大威力；其他如洪七公传给郭靖的降龙十八掌、逍遥子传给虚竹的逍遥神功、风清扬传给令狐冲的剑宗剑术。这一改良，使英雄有可能摆脱累赘装备的束缚，大大提高冒险活动的自由度，为他们孤身探险、混迹人群、装疯卖傻、飞檐走壁等活动提供方便。

再到后来，连这些内置的软件都不用了，比如韦小宝，“人脉”就是他的最大法宝。但无论是硬件、软件，还是人脉，英雄拥有常人不具备的行侠资源，这是肯定的。这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在固定的模式和套路之下，依然有不断创新的想象空间，实现有限变异。

（八）英雄体内，积聚了自然的精华。

绮依尔迪怀上玛纳斯的时候，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想吃神鸟的眼珠、老虎的心、狮子的舌头。弗雷泽认为这是一种顺势巫术：“野蛮人大都认为吃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肉，他就不仅获得了该动物或人的体质特性，而且获得了动物或人的道德和智力的特性。所以，如果认为某生物是有灵性的，我们简单的野蛮人自然希望吸收它的体质的特性同时也吸收它的一部分灵性。”[［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05页。] 这种观念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中国民间有“吃什么补什么”的说法，所以作者往往调动各种吃的方式，对英雄的体质进行“恶补”。

梁子翁“照方采集药材，又费了千辛万苦，在深山密林中捕到了一条奇毒的大蝮蛇，以各种珍奇的药物饲养”[ 金庸：《射雕英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336页。]，本望蛇血能帮他增大功力，却非常意外地全被郭靖给吸了去。段誉身中剧毒，全身僵硬，只是等死，没想到却有一个号称万毒之王的莽牯朱蛤自己爬进了他的胃里，不仅攻下了段誉体内的毒，更让他从此百毒不侵。这些离奇的机缘巧合，完全可以看作是金庸施与英雄的顺势巫术。

金庸的聪明在于绝不会将某一种招数用到老，甚至会在下一部作品中故意将这一招反过来用。到《笑傲江湖》，令狐冲重伤以后，各种各样的武林人物争相为他疗伤，大家想尽办法用尽天下的名贵药材对他狂轰滥炸，没想到全都火上浇油适得其反，巫术至此失灵。正如朱子柳用来大显神威的书法武功，到了秃笔翁手里，就被令狐冲破得没有还手之力。当然，随后金庸一定会施以一招奇妙的武功，再次化险为夷，将所有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条件。表面上反用，实质上还是变异的化用。

（九）英雄结义和兄弟背叛。

结义和背叛，是同一层关系中的正负两极。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海希西教授认为，英雄结义母题是氏族社会瓦解、部落联盟建立的社会发展进程在英雄史诗中的投影。[ 参见郎樱《〈玛纳斯〉论析》，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3页。]无论部落还是个体，联盟是一种将有限力量无穷扩大的有效方式，结义是孤立无援的少年英雄相互寻求支持的需要。在弱肉强食的暴力世界中，结义是一种相互的心理依托，激励斗志的力量源泉，是英雄征战时的精神根据地。

任何形式的结义，总会凸显一个主要英雄人物，这是因为英雄的阳刚精神和男性的自我意识、英雄气概，必须在一个同龄的男性团体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和肯定，而团体需要一个能凝聚人心的核心成员。

江格尔是个非常出色的组织者，他周围“聚集着雄狮般的最壮的好汉”，他与英雄洪古尔5岁结为兄弟，两人同生死共命运，共同创立了宝木巴国；玛纳斯结义阿里曼别特之前，还梦见一把锋利的宝剑变成一只猛虎来到自己的身边，又变成一只雄鹰落到自己的臂上。段誉未见萧峰之前就已心向往之，虚竹更是未见萧峰时，已然将之称作“大哥”，三人在少林寺前、众敌环侍之时，旁若无人地义结金兰、痛饮烈酒，着实豪气干云。令狐冲小凉亭中偶遇向问天，虽说心态不同，但形势凶险并无二致，独孤求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念头也如出一辙。结义对于个体来说，是强强联合，放在大敌当前的背景中，则是以弱势对抗强敌的需要。

有正就有负，有结义就会有背叛，兄弟背叛也是英雄故事中常见的母题。这是私有制产生，财产分割过程中必然产生的话题。背叛的理由只有两种：嫉妒和私欲。

《格萨尔王》中，超同是个类型化、典型化的阴谋家，先与兄长森伦争权夺利，后又出卖国家机密；《玛纳斯》中，父子、叔侄、兄弟、夫妇之间，处处充满背叛，最著名的如勇士坎巧绕对赛麦台依的背叛，尤为惊心动魄，令人震撼。金庸作品中，杨康为了荣华富贵，不惜背叛自己的父亲、兄弟，多次加害郭靖；段延庆为了与兄弟争夺王位，恶贯满盈；全冠清为了一己之私，不惜置萧峰于死地；东方不败为了教主之位，无期囚禁任我行；劳德诺为了偷取武功秘籍，诬蔑构陷令狐冲。当然，他们的下场也是一样的，若非自取灭亡，就是身败名裂。

（十）英雄事业未竟时死而复生，大势既定时死或退隐。

再生母题源自上古神话。这一母题存在于各民族英雄史诗,也存在于金庸作品之中，尽管表现各异，但都遵循着“英雄——被害——出现搭救者——寻找搭救方法——死而复生”这一基本模式。

江格尔5岁时曾身中毒箭，是丹娜夫人敷神药，施神术，退出毒剑，使他死而复生；玛纳斯也曾误饮毒酒，是卡妮凯施用神药，使丈夫死而复生（一说仙女救活）；格萨尔王虽然未死，但曾误饮迷魂药，把过去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其清醒过程，也可视作一次再生。在此，女性作为施救者的反复出现，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文化学的观点认为，古人认为女性是生命的创造者，她们既然能孕育生命，也必定拥有使人再生的能力，所以说这是母系社会女性崇拜观念的遗留；但从故事学的角度看，亲近女性最适合担任男性身体方面“神奇助手”的角色，帮助男主人公摆脱生理困境（包括摆脱死亡威胁），是她们应尽的义务，而男性与男性过于亲近的生理治疗是令人不适的。

在现代小说中，金庸不可能真的让英雄死去，但也不能少了英雄这一劫，一般会让英雄受几次重伤，或是患上一次不治之症，然后置之死地而后生，而治病疗伤的过程中，总有一些亲近的女性不离不弃地呵护着他，为他奔波忙碌。比如令狐冲重伤以后，仪琳师妹、任盈盈、蓝凤凰，个个不辞劳苦，殚精竭虑。

“肉体再生”反映的是人对死亡的恐惧和征服欲望，为了让英雄不死成为可能，金庸还特意塑造了一些像平一指这样的神医形象，类似于《水浒传》的安道全。

在金庸小说中，我们还可分析出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神再生”母题，这是一种类似凤凰自焚自新的境界。萧峰遭逢丐帮内讧之后，接连受到连串打击，这一含冤受屈的过程，也是他重新确立自己民族观的过程；同样，令狐冲介于正邪两派中的所见所闻，最终导致了他退隐的念头。英雄历经磨难，也在思想上重塑了一个自我。这种精神再生的母题是史诗所不具备的。

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要最终成为英雄，就必须在既定的时空中完成既定的任务。假若“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无法保证故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这一要求也决定了英雄在这一时空中必须一直活跃在既定的舞台上，不得中途退出。只有当雨过天晴，大局已定的时候，英雄才有退出的可能。

英雄的退出有两种方式：作为主动退出的归隐和作为被动退出的死亡。

民间文学的悲剧意识不强，人们更愿意英雄以归隐的方式退出。格萨尔王功德圆满之后，传位给甲擦之子扎拉王子，便被神族接回了天界；《笑傲江湖》结束之时，令狐冲把恒山派掌门之位交给了仪清，任盈盈把日月教教主之位交给了向问天，夫妇俩散仙云游去了。

但在这种以武力解决矛盾的暴力世界中，死亡最终不可避免。而且，唯有死亡，才具有真正悲剧的意义。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我们深深同情斗争中牺牲的或胜利中死亡的英雄，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这个牺牲或死亡，他就不成其为英雄，便不能以自己个人为代价实现永恒的本体的力量，实现世界的不可逾越的生存法则了。”[［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莎士比亚》（李邦媛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卷一），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543页。]

英雄必须是胜利者，如果同时又要成为悲剧人物，唯一的死亡方式是让英雄死于自己无法克服的缺点。玛纳斯与昆吾尔之战大获全胜，由于玛纳斯乐而忘返，以至被埋伏在路边的败将昆吾尔用毒斧击中头部而死。萧峰成功完成“西安事变”之后，以其刚烈个性，自觉开罪于辽主，又不愿苟活于大宋，最终自杀于两军阵前。萧峰之死，悲怆壮烈，最终成就了他金门英雄第一人的崇高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