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类似出版物不同的是，《年评》不直接收录论文，而是发表一线学者撰写的综述性文章，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易于让读者了解一个领域的研究全貌和新进展。同时，重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并展示方法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的应用。相信这样的取向将推动中国经济学在规范化和科学化方面的进步。
本系列图书重在介绍当年的国际学术前沿与国内重要的经济学论题、经济学重大进展，反映国内学者在国际学术前沿上展开的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新成果，或者是基于研究成果对国内经济学学术研究方向、方法和焦点的思考。包括国际前沿文献综述、研究综述，体现中国经济前沿问题的研究成果。
本卷的五篇文章，有的研讨银行体系、地方债务等改革深水区的重大权衡，有的聚焦数字经济、气候变化、零工经济等高质量发展的前沿议题，其真知灼见将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序一 新常态下的经济学研究创新
序二 深入中国现实、做对中国有用的研究

短期工资波动下的劳动供给行为：来自灵活就业的证据与思考
张丹丹 付欲晓 俞涵歌

数字时代的经济增长
谢丹夏

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隐性担保：以包商银行破产事件为例
周臻 黄鹏 王先爽

财政金融视角下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
胡佳胤

从碳中和迈向全温室气体治理
曹静 刘庆丰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四任院长、教授。
姚洋，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平台经济的广泛渗透，新型的就业形态正在重塑传统的劳动组织方式。自工业革命以来逐步建立的“固定工时—雇主—稳定收入”的“正规就业”主导的就业模式，逐渐被“平台化”“任务化”“零工化”等“新就业形态”所取代。以中国为例，作为全球平台经济发展为迅速的国家之一，人社部数据显示，截止2022年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已达两亿，占城镇就业总量的43.5%。从外卖骑手、快递员到短视频内容创作者，这些平台造就的新就业形态已逐渐演化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构成。据阿里研究院预测，到2036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将达到四亿。可见新的就业模式将逐渐居于劳动力市场中的主导地位，挑战了既有的劳动关系的构建，进而深刻影响了与劳动关系建构绑定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维系。
传统的“正规就业”和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新就业形态”本质区别在哪些方面呢？国际劳动统计与研究实践中将“正规就业”界定为同时满足以下五项条件的工作：（1）具有工资性收入、（2）受到劳动法律保障、（3）具备一定的工作稳定性、（4）工作安排具有可预测性，以及（5）由雇主直接监督（ILO，2018）。而“灵活就业”则意味着上述特征在不同程度上的缺失，其显著特征是劳动关系的非正规化与工作安排的高度自主性，而“新就业形态”特指灵活就业中的平台就业部分。“正规就业”提供的“保障”与“灵活就业”提供的“灵活”成为两类就业模式不可兼容的重要矛盾点，也是劳动力市场治理与社会保障政策调整的核心挑战。
在灵活就业模式下，劳动经济学需要新的研究与理论，以理解劳动力市场与劳动者行为的转型。新就业形态的大规模涌现重塑了劳动供给的组织形式，重构了个体的劳动决策逻辑：是否从事工作、何时工作、工作强度等决策，均由劳动者自主决定，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关系更趋于任务契约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突破了传统劳动供给模型的关键假设。以外卖骑手为例，其劳动收入由接单量与每单价格共同决定，而平台算法根据即时供需状况实时浮动单价，导致“工资”不再是稳定信号而成为高频波动变量。骑手在不同时间段所面临的单价振动可达300%以上，这种剧烈波动对劳动供给决策带来显著影响，该群体的日工作时长可以从1小时到14小时不等，反映出劳动供给行为的高度异质性特征。
因此一个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面对剧烈的工资（单价）波动，平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如何做出劳动供给行为选择？具体而言，劳动经济学研究者应重新审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供给行为的外延与内涵（extensive与intensive margin），厘清其劳动供给弹性变化的机制，从而分析短期单价变化如何影响其当日的劳动供给决策。同时，劳动供给弹性的准确估计对政府制定税收、转移支付等政策，乃至数字平台设计激励机制，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围绕灵活就业背景下的劳动供给行为，系统梳理了劳动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发展脉络，旨在为理解平台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决策机制提供新的解释框架和系统的分析依据。本文第二部分重点回顾了关于劳动供给弹性“之谜”的学术争议，聚焦于新古典劳动供给理论与“参照点依赖偏好”（reference-dependent preferences）理论之间的分歧。新古典理论认为，劳动者在面对短期工资波动时只存在替代效应，因此劳动供给弹性应为正。然而，Camerer 等（1997）基于出租车司机数据发现的负弹性现象对该理论提出挑战，进而引出参照点依赖偏好理论，即劳动者并非基于绝对收入水平进行决策，而是围绕内生或外部形成的目标收入做出劳动供给选择。Farber（2005）则通过对同类数据的再分析，质疑上述结论，并倾向于支持新古典框架。
第三部分对参照点依赖偏好理论在劳动供给领域的扩展与应用进行系统梳理。该理论假定效用函数在参照点附近存在凹凸性突变，并认为劳动者对工资波动的反应受其可预期性影响：若工资波动可预期，劳动行为应符合新古典模型；若工资波动不可预期，则可能表现出参照点依赖行为。Farber（2008）在其后续研究中对该理论进行修正，尝试引入结构估计方法加以实证检验，尽管未得出明确结论。Crawford 和 Meng（2011）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在实证策略上引入理性预期参照点，采用样本均值作为参照点代理变量，并指出司机可能同时存在收入和工时两个参照点。他们的估计结果表明，只有在有效控制工资波动中可预期与不可预期部分后，参照点依赖行为才会显现，并在不同的收入状态（“好日子”与“坏日子”）下表现出明显异质性。此外，其基于结构估计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参照点模型在解释司机劳动供给行为方面的预测能力优于新古典模型。
在此基础上，Farber（2015）结合纽约出租车电子行程单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大样本数据资源，采用简约式（reduced form）方法进一步验证参照点依赖偏好理论。他发现，该偏好确实存在，但其影响仅在小时工资处于特定区间内显著，多数情况下劳动供给仍符合新古典理论预期。随后，Thakral 和 Tô（2021）提出了参照点日内动态调整的理论框架，并通过结构估计验证参照点主要受决策临近时段的收入变化所影响，从而为解释不同研究结论之间的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
此外，在本部分的后介绍了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的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方法在该领域的应用。相较于传统研究依赖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来识别参照点影响，RCT通过引入外生冲击，更有效地区分工资波动的可预期性与不可预期性，为参照点偏好理论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实证支持。相关研究通过在新加坡、美国、上海和印度等地的实地实验，利用订单取消、小费激励、信息提示或直接补贴等手段，识别劳动者在面对短期收入波动时的行为反应。这些实验发现虽在具体机制上尚存分歧，但整体上凸显出个体异质性、制度环境差异与实验设计对劳动供给决策的重要影响，也进一步揭示了短期劳动供给行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本文第四部分将研究视角拓展至中国的外卖平台骑手群体。已有文献多集中于欧美地区的出租车或网约车司机，较少关注其他平台行业及发展中国家背景下的灵活就业群体。而中国外卖骑手作为全球规模大的零工劳动者群体，其劳动供给行为受平台管理制度、接单机制及收入波动等多重因素影响，具有显著的研究价值。基于“饿了么”平台的微观订单大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相关研究发现：当骑手面临可预期的负向收入冲击时，会理性减少当日工时，符合新古典跨期优模型；而在遭遇突发性的非预期冲击时，则倾向于延长工作时间以“追回”损失，表现出明显的参照点依赖偏好。此外，不同类型骑手（如专送、优选众包、普通众包）在制度约束与激励结构上的差异，进一步影响其对收入冲击的反应模式，展现出显著的行为异质性。该研究不仅拓展了参照点理论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应用边界，也为理解平台劳动者的决策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微观实证依据。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理论架构方面，当前关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供给研究尚缺乏统一的理论指导框架。平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显著改变了劳动供给的结构特征，个体的劳动参与呈现出远超传统就业形态的高度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不仅体现在是否参与劳动（extensive margin），更体现在劳动强度与工作时间选择（intensive margin）等多维度行为上。同时，与传统工作相比，平台工作中的工资波动剧烈、高频变化，难以适用以稳定边际工资为核心变量的新古典劳动供给模型。因此，亟需对短期工资波动与劳动供给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澄清。本文通过对“新古典动态劳动供给”理论与“参照点依赖偏好”理论的系统梳理，理清了学界围绕“劳动供给弹性之谜”的核心分歧，明确了两类理论在处理工资波动可预期性及行为反应机制上的基本假设与演进路径，为后续分析灵活就业下劳动供给行为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基础。
其次，在方法论方面，目前关于灵活就业劳动供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研究对象多为出租车或网约车平台司机；这些研究不仅推动了理论的发展，也在方法论上积累了宝贵经验。本文对现有主流计量模型进行了系统整理，涵盖新古典框架下的劳动供给模型、Farber（2005, 2008）提出的离散选择—停止模型，以及Thakral 和 Tô（2021）提出的日内动态参照点模型。同时，本文对近年来快速发展的随机对照实验（RCT）方法在该领域中的应用进行了详尽评述，指出其在识别“非预期收入冲击”方面的优势，并深入分析了RCT方法如何与上述理论模型实现有机结合，从而更有效地识别行为机制，提升研究的解释力与因果识别能力。
再次，本文次将已有理论框架与方法体系应用于中国外卖骑手的劳动供给行为研究。当前国际主流文献多基于发达国家经验，尚缺乏面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数字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的实证研究。本文基于“饿了么”平台骑手微观订单数据与线上调研问卷，构建了平台骑手日内劳动行为的高频面板数据，识别了不同类型骑手（专送、优选众包、普通众包）在面对预期内与非预期收入冲击时的行为异质性。研究发现，众包骑手在遭遇突发性负向冲击时会显著延长工作时间，表现出参照点依赖偏好；而在面临可预期的低收入时，则更倾向于理性减少工时，符合新古典的跨期优决策。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参照点理论在发展中经济体的适用场景，也为理解平台制度设计与个体行为之间的互动机制提供了微观依据。
后，在政策启示方面，随着中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不断扩大，对现有劳动力市场制度带来了所有的挑战。平台劳动者是否存在过度劳动现象？其劳动行为是否受到算法强控制或诱导？是否存在内卷式竞争？这些问题日益成为学界与政策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严谨的理论分析和扎实的微观数据为基础，对骑手劳动供给行为的变化模式进行了识别与分类，有助于厘清平台劳动背后的激励逻辑与制度约束，为制定更具适应性的劳动保护、社会保障与平台治理政策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参考。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有要首先回顾劳动供给弹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演进路径，厘清现有经济学文献在解释短期工资波动与劳动供给行为方面的主要观点与分歧。下面，我们将从劳动供给弹性“之谜”出发，系统梳理新古典劳动供给理论与参照点依赖偏好理论之间的争论及其经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