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雁过留声：我的青葱岁月

出版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3113195

版次：1

商品编码：12844140

品牌：其他品牌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20-04-01

用纸：轻型纸

字数：165000

正文语种：中文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者金雁的散文集，既是个人生活记忆，也是对一段历史时期的记录。

书中主要回顾了20世纪60—70年代，即作者的童年和青春阶段。通过翔实生动的文字，作者回忆了擅长持家且头脑清明的姥姥；伴随着饥饿和干旱环境的童年生活；被打落社会底层而早早承担起生活重担的经历；从知青插队到就业“供销社”的谋生岁月；恢复高考后考取研究生的一段拼搏过程；等等。字里行间充满令人唏嘘的故事、果敢顽强的人生态度，以及独立深刻的反思。

同时收入了一些回忆成家后与秦晖共同生活的文章，幽默戏谑，趣味盎然；以及访问东欧的一段独特经历与见闻。

书中收入珍贵照片及作者绘画作品。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主要著作有：《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与秦晖合著）、《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与秦晖合著）、《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与秦晖合著）、《新饿乡纪程》、《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火凤凰与猫头鹰》等。

自序：沉淀在记忆中的片段 / 001

我姥姥 / 001

我的1960年 / 025

“黑帮子女”的下放生活 / 042

“铁道游击队式”串联 / 063

“唯成分论”年代的经历 / 076

插队的日子 / 091

水的故事 / 103

穿衣的故事 / 113

供销春秋 / 127

“五朵金花”的命运 / 151

“黄埔一期”考研记 / 182

“魅力导师”赵俪生 / 198

“秦老爹”记趣 / 213

“秦老爹”在农村过大年 / 249

自行车的故事 / 258

东欧见闻 / 270

我的1960年

关于1960年，历史学家已有大量的权威性论著，但我想每个个体都有自己不同的体验。“我的1960年”就是从一个六岁的城里儿童的视角折射出当时时代的背景。其实关于1960年的很多记忆我都已经模糊，但好在父亲的日记比较完整，可以帮助我“复原”那段已经淡忘的岁月。

失败的“生产自救”

1960年我六岁，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我们上的是“保小”（保育院+小学），是那种全托的住校生。按说这种干部子弟学校已经算有特殊待遇的，比平民的条件好多了。可是那个年月也不过如此：我只记得学校的伙食十分糟糕，经常早上是一小碗杂豆稀饭，中午是一碗烂糊面，晚上有半块被热过几次泡得软塌塌的玉米发糕，虽然极端难吃但尚能果腹。我们都指望星期日回家能改善一下。

那时候我父母在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也就是后来的“西北局党校”）工作。当时一般的双职工家庭除了礼拜日平时都在食堂吃饭，大食堂的饭菜和我们学校小食堂的饭菜没什么两样，都是“瓜菜代”，一碗里我数出来最多时是十一根面条，最少的时候只有四根（父亲把这两个数字记在了日记，还说“金雁是个有心人”，这个儿时记忆于是被保存了下来），所以星期日自己动手的“家庭餐”往往是最令人期待的“大事”。母亲终归会想出一些办法来，以满足我们永远填不满的胃，比如三月份吃榆钱饭、五月份吃槐花饭、六月份吃麦粒饭，或者南瓜饭、“双蒸饭”什么的。经常是星期一刚过，我就开始“回家倒计时”了。我也曾帮助大人采购食品，拿着购物本和票证到处排队，那时候是“短缺经济”，所有的食品都是定量凭票供应。小寨食品店对我们是最有诱惑力的地方，后来商店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凭本凭票的“高价食品”，贵得令人咋舌。我翻看父亲的日记知道，江米条是七元一斤，水果糖八元一斤，糕点九元一斤，而那时的人均月收入还不到十元，橱窗里令人垂涎欲滴的食品对我们而言也只能望梅止渴罢了。弟弟还敢嘬着手指嘟囔两句，我连想都不敢想，知道这种“高价”食品是拿来看的不是拿来吃的，即便嚷嚷着要，也只会遭到大人的一顿训斥。

那时单位为了解决饥荒问题，允许职工在房前屋后空闲地开荒种菜，饲养家禽，大家都热火朝天地投入生产自救。虽然按大人人数平均只分得一二分地，面积有限，但是为了决定种什么，我们家里还专门进行过一番“论证”。我们还小，实际上是大人说了算。父亲的论据很充分：第一，我们都缺少油水，应该种一点油料作物，芝麻最合适；第二，块茎作物的产量高，吃了又很容易产生“饱腹感”，可以种土豆。农活不等人，全家立即行动起来，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到那一小块“自留地”里劳作，从小小的秧苗里我们似乎看见了热腾腾的蒸土豆蘸白糖、焦黄的芝麻烙饼。忙活了好几个月，到了收获季节，不知是大人疏于管理还是书生坐而论道不懂农活，没有考虑到土壤、气候以及作物的适应性，反正我们家种的庄稼明显比别家的差。别人又是筐又是麻袋地忙碌在收获的喜悦中，有人种的南瓜大到两个小孩都抬不起来。后勤处专门在办公院的空地上放了一个大台秤，让大家过磅，并记录下来。我们兄妹三人拿着面口袋去挖土豆，结果挖出的土豆们大都只有扣子大小，果实和种子的比例大约是1∶1，总共收获了大约一碗土豆；芝麻的收成稍强一些，也好不到哪去，有大半簸箕。回家的路上因为不好意思，也羞于过秤，怕别人问起收成怎样，我们捡了几块石头装在面口袋里以充分量。很多年以后，这一次“生产自救”的经历成了我们时常提起的笑料。

种地的试验失败以后，懊丧了没几天，父亲从山东老家用鸟笼子给我们带回来十只小花鸡，我们欢呼雀跃地立马忘掉了沮丧，兴趣转移到这几个滚来滚去的小圆球上，即便自己吃不饱，也要省出一点来喂小鸡。有一次母亲还没有吃饭，弟弟就刮了锅底去喂鸡，父亲让我们评理：是妈妈重要还是鸡重要？我说当然是妈妈重要。哥哥要显示他的与众不同，正话歪说地表示，“鸡重要”。弟弟两边都不得罪，说妈妈和鸡都重要。这些小生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生活，牵动着我们的喜怒哀乐，但是没几天，半数以上的小鸡都相继惨遭厄运。第一只惨死在爸爸的脚后跟。因为小鸡有跟脚的习性，只要有人走动小家伙们就会跟成一串，有一只小鸡跟得太紧，爸爸没注意倒退了半步，踩死了。还有一只刮风时被门夹死了，一只跳进洗脚盆里淹死了。有一只小鸡死得最惨，是被我们邻居的两位绰号“厌死狗”的秃瓢小子抓去当烧烤吃了，为此哥哥去和他们打架，我和弟弟伤心得哭了一鼻子。最后长大的只有四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