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之主事们——殖民主义下的  fo  jiao 研究（守望者）                    

关于本书 
本书是西方佛教研究领域的第一部批评史，也是将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文化研究的深刻见解应用于佛教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作品。在对19世纪早期佛教研究的起源作了一个概述后，本书将焦点放在斯坦因（Ａ.Stein）、铃木大拙（D.T.Suzuki），以及荣格（C.G.Jung）等重要的“佛之主事们”上。他们创造并维系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从而对佛教在西方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本书按年代顺序记录了在帝国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学院式佛教研究在美洲和欧洲的诞生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佛教研究领域期盼已久的系谱，并为我们对佛教研究的长远再构想探明了道路。本书复活了很多重要而未经研究的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状况——一个多世纪以来是它们影响了佛教研究的发展过程，而且常常决定了人们对一系列复杂传统的理解。 

关于编者 

唐纳德•S.洛佩兹（Ｄonald s.Lopez,Jr.），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化系的佛学和藏学教授。美国当代最知名的佛教学者之一，其最著名的著作有《香格里拉的囚徒》（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心经诠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疯子的中道》（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7）、《佛教与科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0）等，还主编有《佛教诠释学》（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2）、《佛教研究关键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5）等，同时他还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普林斯顿宗教读物”（Princeton Readings of Religion）丛书的总主编。 

导论 
唐纳德·S洛佩兹（Donald SLopez，Jr） 
上座部佛教研究中已取和未取的道路 
查尔斯·哈里希（Charles Hallisey） 
奇迹屋中：佛教艺术与西方世界 
阿部贤次(Stanley KAbe) 
日本民族主义中的禅宗 
罗伯特·H夏夫（Robert HSharf） 
朱塞佩·图齐与法西斯时代的佛学 
古斯塔沃·贝纳维德斯（Gustavo Benavides） 
东方的智慧和灵魂的治疗：荣格与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 
路易斯·O戈梅斯（Luis OGómez） 
拜倒在喇嘛脚下的外国人 
唐纳德·S洛佩兹（Donald SLopez，Jr）

导论


唐纳德•S洛佩兹（Donald SLopez，Jr）
魏寅 译李婵娜 校

这本论文集里的六篇论文可以视为1一部尚未写就的西方佛教研究文化史中的六个章节。每篇论文都采用对一些特定被普遍接受的观点（idée reu）加以系谱学解读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重新认识佛教研究的历史做出了贡献。这些观点包括：禅宗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体验；藏传佛教要么是被腐蚀污染了的，要么是原始而纯洁的；佛像艺术起源自古希腊或者古罗马；亚洲人性格偏于内向；古典语文文献取代了地方土语文献；抄本手稿取代了本地人的口耳相传。各篇论文详细地考察了形成上述那些持久存在的观念的历史条件。总体来说，它们通过挖掘建立佛教研究的富有争议的基础，给这一学科成为学术性学科的建立过程提供了崭新的深刻见解。

论文集考察了一些最为重要的“佛之主事们”——在西方世界将佛教作为学习和学术追求的对象而建立并维持下来的过程中，他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人包括：李斯•戴维斯（Thomas WRhys Davids）、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荣格（CGJung）、奥里尔•斯坦因（Aurel Stein）、劳伦斯•奥斯汀•瓦德尔（Laurence Austine Waddell）以及铃木大拙。这些学者著书立说时，正是欧洲殖民势力统治大部分“佛教亚洲”的时期。2但是，相对于指明“佛教研究是在这种殖民主义影响下产生并繁盛起来的”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本书的副标题“殖民主义下的佛教研究”更着意于提出在更为宏大的殖民和后殖民文化研究范畴内来理解西方佛教研究史的重要性，从而在观察帝国意识形态的语境中佛教的学术性研究在欧洲和美国的兴起。
作为西方知识的对象的佛教诞生自“东方复兴”（the Oriental Renaissance）——雷蒙•史华伯（Raymond Schwab）注明该时段是1680年到1880年——的晚期。从1837年布莱恩•霍顿•荷吉森（Brian Houghton Hodgson）把装有梵文写本的包裹寄到尤金•布赫诺夫（Eugène Burnouf）手中的那一刻起，对佛教文本的持续性研究才在欧洲真正开始。那时，施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已经宣称“一切事物，是的，一切事物无一例外地都源于印度”［1］。但是，由于1784年卫金斯（Charles Wilkins）的英译本《薄伽梵歌》（Gītā）和1786年安克迭都培龙（Abraham 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译自波斯语的四《奥义书》［Oupnekhat（Upanis•ad）］的缘故，佛教在很大程度上仍旧被排除在对印度智慧的热情之外。布赫诺夫直到1844年才出版了《印度佛教史序说》（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Buddhisme indien），而《妙法莲华经》（Lotus Sūtra）译本则在他去世的1852年才面世。当这些以及其他著作终于流传开来的时候，欧洲（特别是英、法两国）对于印度事物（things Indian）的狂热已经基本上冷却下来，尽管这波潮流在德国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2］印度取代埃及成为人们假定的文明起源的短暂时段就这样结束了；到19世纪中叶，这两种文明起源说都因对希腊的热衷而被忽视。于是，佛教研究作为浪漫主义东方学（Romantic Orientalism）的后来者，在印度学不再流行时成为其分支。在1839年鸦片战争和1857年印度兵变之前的1800年左右，将中国和印度分别描述为理性居所和精神家园——该观点曾经流行于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时期——的做法已经开始变迁。［3］如今印度和中国被视为腐坏的、衰微的文明，这种看法在欧洲势力进行征服的时期里盛极一时。就是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佛学”在欧洲被创造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