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再版校正了旧版的一些笔误及编排错误。另增补先生为邓之诚师墓茔所拟碑文《五石先生小传》，及与邓嗣禹、周一良先生共撰之《邓之诚先生评传》，以明先生于学脉之传承与光大师门之志趣；并添补《王锺翰先生传略》及论著目录，以飨读者。

本书作为“大家说历史”系列丛书的一种，为著名清史、民族史研究专家王锺翰所撰。本书分为总说和分说，首先讲述了清朝的历史地位、满族的历史和形成、清史和满族史研究的关系等，进而对明清之际的袁崇焕和皇太极、钱谦益和柳如是等历史人物进行研究。剖析了顺康之际的几个历史问题，考证了关于雍正篡位的历史谜团，研究剖析了康乾盛世的光芒和黑暗，介绍了嘉庆中衰与白莲教起义等，是一部既具学术严谨性又较为通俗的清史入门书籍。

王锺翰（1913—2007），清史、民族史研究专家。历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族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兼任历史系名誉主任，满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市历史学会顾问和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著有《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余考》等，主编《中国民族史》《四库禁毁书丛刊》，参与点校《清史稿》。

清史和满族史研究的关系

清史就是从顺治元年(1644)清朝入关起，到宣统三年(1911)为止，经历有清一代共267年的历史。而满族史应该从努尔哈赤创建后金国的天命元年(1616)那一年开始算起，因此，满族史直到现在，至少已存几百年的历史了。

我们知道，清朝社稷已亡，而满族平民老百姓与清朝满洲贵族统治者皇帝与王公大臣不能混为一谈。虽然民国初年改朝换代之际，满族平民老百姓也遭受过大汉族主义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权的不幸遭遇，除了满洲贵族的头面人物如溥仪、载淘等极少数人以外，大多数满族平民老百姓都改名换姓，或冒充汉姓汉名的也不在少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领导下，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满族人民也同样得到进步发展。到今天为止，满族总人口数早已超过1000万。

再说清史与满族史研究的关系问题，两者本为一体，内部联系极为密切，但毕竟清史为断代史，满族史为民族史，各有不同之处，融会贯通，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尤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完成。然对满族史的理解和研究，应该是研究清史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独特的社会性质和文化生活的深入钻研，就难以把握清朝统治集团的特性，难以探讨有清一代封建王朝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军事生活的底蕴。反之亦然，不懂得清朝一代的行政措施和地方建制，亦无法跨进深入研究满族史的堂奥。举例而言，风行一时的《康熙传》（蒋兆成、王根著，人民出版社，1998年；高阳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冯国超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邱东平编著，远方出版社，2002年）、《雍正传》（冯尔康著，人民出版社1985年；冯尔康著，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冯国超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乾隆传》（唐文基、罗泗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冯国超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是清史专著抑或是满族史专著呢？答之曰：从清史一代断代史来写的话，即是清史专著；从民族史的角度来写，即是满族史专著。

我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转向满族史研究领域，使我的清史研究未能继续进行下去，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种损失。但从对满族史经历过一番探索研讨之后，我又觉得清史与满族史皆非各自孤立存在，二者之间的联系和相通之处竟然密不可分。不懂得清史，满族史上的许多问题未必能求得真解；同样，不懂得满族史，清史上的许多问题也未必能求得明晰，甚至在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各民族史的意义，也将不能全盘展示出来。昔者顾颉刚师提出过“累层构造”的古史说，开辟了研究古史社会的新途径，但对于近古以来的历史，尤其是各民族各国家各种文化互相交融彼此渗透，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互相作用和反作用日益加强加剧的近现代，必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和分析，才能从主体上把握时代的特征和一些重大事件所包含的丰富内容。

历史学研究的必然趋势就是如此，即使对于古代史的研究恐怕也不例外。其实不论是由表及里的层层剥除，还是由里及表地从抽象扩展到丰富的具体，都需要历史研究工作者具有多方面的知识修养，不但是语言学、文字学，还有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等都应该为我们所吸收和应用。21世纪的历史研究要有重大的突破，从人才培养和提高方面来说，这也应该是一个重要方向问题。

搞清史研究离不开史料，亦即民族文字古籍。仅就位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馆藏明清档案而言就有1000多万件（册），其中满文档案至少有160万件（册）。满文档案的内容涉及清代三百年间的方方面面，是搞清史研究的人不可或缺，几乎是须臾不可离的一个最重要史料，也可以说，没有档案，就写不出高质量的专题论文来。李一氓说得好：“在史籍整理与历史研究上，我以为更应该注重清史。”（《再论古籍和古籍整理》，见《解放日报》，1983年5月4日）那么，清史研究方面首先要注意民族文字古籍，这里即是指用满文书写的满文档案。众所周知，一史馆的前身故宫博物院文献部从1925年10月成立之日算起，到今天已经有八十多年了，对档案保管、整理、修复、缩微、编目、翻译、出版、利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7年《五体清文鉴》（国内仅存2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精写本与雍和宫抄本，大英图书馆另有一部）36卷3巨册，为满、汉、蒙、维、藏5种文字对照的大型辞书，是为正式出版的满文古籍的第一部。此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简明满汉词典》（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满汉大辞典》（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与《新满汉大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相继出版，这些辞书是清史研究工作者使用满文原始档案非常有帮助的工具书。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先后出版满文档案文献的翻译专著近20种，如《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编，2册，主要选译自一史馆所藏顺治十年至雍正十二年（1653—1734）满文俄罗斯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4年）共收入乾隆六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741—1906）间的档案文件178件；《盛京刑部原档》（群众出版社，1985年），共收入崇德三年至四年(1638—1639)中的盛京刑部档案72件；《镶红旗档》（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收入雍正朝的部分档案共54件；《雍乾两朝镶红旗档》（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收入雍乾两朝档册共180件；《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共选人明万历二十一年至清宣统二年(1593—1910)档案389件，全2册；《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1册，足补《满文老档》之缺失；《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共收入顺治三年至十三年（1646—1656）的满文档案共1116件；《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收入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771—1775)满文档案史料共145件；《锡伯族档案史料》汉文版（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共收入明万历二十一年至清宣统二年（1593—1910）档册742件；《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上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共收入顺、康、雍三朝满文题本62件；《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全3册，共收入天聪七年至顺治十八年(1633—1661)档册121件；新译《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全2册，明万历三十五年至清崇德元年（1607—1636）；《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81—）已出近20辑。而一史馆从1989年已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和《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作为重点项目，现已翻译出版；还有编辑出版《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5册、《历史档案目录索引》1册和《明清档案工作标准文献汇编》1册。现在还不断有新的满文档案出版问世。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提的是，满文档案中基本上用老满文撰写的编年体清开国史《旧满洲档》（一作《老满文原档》），10巨册，1968年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卷首有台湾清史学者陈捷先撰写的长达56页的《旧满洲档述略》；此外广禄、李学智合写了《清太祖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较研究》；日本学者松村润著有《清太宗朝的旧满洲档与满文老档对照表》；北京一史馆关孝廉著有《旧满洲档谕册秘要全译》和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刘厚生亦著有《旧满洲档研究》。大家知道，《旧满洲档》的出版面世，

对满族的族源、社会性质与经济文化及其历史时代背景各个方面的深入探讨，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和历史价值的。

依前所述，清史研究（包括在满学之内）之所以能成为目前世界学术界中国学（亦称汉学）三大学科（另有蒙古学、藏学）之一，是有其在国际上无与伦比的丰富满文档案资料和海内外众多卓越的清史研究工作者作为强大后盾的。我国的这种优势，近一二十年来尤其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支持，一大批清史研究所和满学研究中心先后成立，清史研究与满学方面各种专刊杂志相继出版发行，经常举办有关清史与满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海外各国和港台地区学术文化交流访问日益增多和加强，表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气势。

这里我想提出一点意见，请大家特别加以注意，研究历史问题有材料特别是有档案材料比没有材料特别是没有档案材料不知要好多少倍。古人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不注意米的质量好坏或发霉掺砂与否，是做不出好饭来的。同样，不问材料或档案文书的来源和真伪，就轻易相信你所用的材料是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来证明什么也是徒劳的。现在举一个例子：清朝第三位皇帝雍正（胤禛）篡位的问题，自来国内外清史学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于20世纪40年代末写了一篇《清世宗夺嫡考实》（见拙著《清史杂考》，中华书局再版，1963年，第147—193页）的文章，大概有四五万字，从各方面综合研究证明康熙一死，雍正登上皇帝宝座，是阴谋篡夺而来的。1972年秋，中美关系刚刚开始解冻，一位年轻美籍华裔学者一到北京，就专门到学校来找我，问我：“雍正篡位是用什么手段谋害他父亲康熙的？你知道雍正继位得到当时满朝王公文武大臣承认，是合乎国际法的！”当然，他说的国际法是指现在的国际法，意思是说雍正做上皇帝是与现在的国际法相符合的。我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回答他问的雍正采取什么手段夺位的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根据一史馆提供馆藏的两份康熙遗诏：一份是满汉合璧的，一份是纯汉文的，又写了一篇题为《清圣祖遗诏考辨》（见拙著《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09—332页）的文章，考证了上述两份“遗诏”取材的来源所从出，证实了“遗诏”是雍正即位后一手伪造的。“遗诏”既是伪造的，当然不合法，谈不上什么国际法，只是说明雍正继位是篡夺来的。这里我要说明一点，伪造的档案材料是帮不了解决问题什么忙的，反而往往适得其反。“尽信档不如无档”（见韦庆远著《档房论史文编》，中华书局，1984年），旨哉斯言！

以上所述，仅就利用文献资料方面而言，若就研究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思想方法而论，我们固然不能就事论事，或先入为主，或想当然，即轻下断语，甚至人云亦云，辗转贩卖，以自欺欺人为能事。殊不知从事研究工作者，必须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搜集资料，具体分析概括，尽可能地搜集有关大量资料（包括地面的和地下的）是首先必须下的一番苦工夫，至少用几个月或几年时间深思熟虑，反复推敲，或许能形成一种新认识和一种新见解，但仍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算数。即以研究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例，必须将历史人物和事件本身作为这一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或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加以条分缕析，一定要从问题发展的必然联系来考虑才成。失掉了问题的重要线索，孤立地、从各种偶然性巧合上进行推测，自然会导致各执一词，异说纷纭，永无终止地争论下去，是很难求得大家共识的结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