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是一本在瞬息万变的技术世界中，给普通人的生存策略书。生存策略+行动指南，让你免于被AI取代。对决策和管理者来说，这本书能够帮你更好地理解自动化和AI的效率，并用更人性化的方式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普通打工人和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本书能够缓解迷茫与焦虑，帮助你掌控不确定时代的生存策略，成为不惧怕未来的人。
2. 作者提供了现代人应对智能时代的九大生存法则，包括：成为意外的、社会化的和稀缺的人，抵抗机器漂移，降级你的设备，留下手印，不要成为端点，等等。时效性和实操性兼备，助你开启离线生活。
3.《纽约时报》知名记者新作。清华大学教授陈劲、“孤独大脑”主理人喻颖正、普利策奖得主查尔斯·都希格鼎力荐。


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迅猛发展，人们一方面因科技的进步而享受到便利，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可能被机器取代，尤其在“后疫情时代”，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疫情变化，远程办公与居家办公越来越多，害怕“被取代”的人不在少数。
一些人认为，为了保住工作，人类须尽可能地变得像机器一样高效，去适应一种度优化的工作和生活，谨小慎微、分秒争。对此，这本书的作者凯文·鲁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人类无须将自己训练得像机器一样，而是应该另辟蹊径，去探索、深挖“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和能力，由此在不确定的时代，走出迷茫困境，成为更有人性的人！
这本书提出了我们在智能时代的九大生存法则，包括成为意外的、社会化的和稀缺的人，抵抗机器漂移，降级你的设备，留下手印，不要成为端点等。作者把这些法则与前沿的趋势、研究和实际案例相结合，探讨九大生存法则背后更加深入的道理。
这是一本在瞬息万变的技术世界中，给普通人的生存策略书，它试图告诉读者，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浪潮中，社会网络中的个体应如何看待技术进步、适应技术进步，如何为未来做好准备，使自己成为面向未来、不惧怕未来的人。

前 言
一部分 机 器
1. 一位“次乐观主义者”的诞生
2. 无惧机器人的工作
3. 机器如何真正取代我们
4. 算法管理者
5. 小心无聊的机器人
第二部分 法 则
法则1 成为意外的、社会化的和稀缺的人
法则2 抵抗机器漂移
法则3 降级你的设备
法则4 留下手印
法则5 不要成为端点
法则6 像对待一群黑猩猩一样对待人工智能
法则7 创建大网络和小网络
法则8 学习机器时代的人文学科
法则9 支持反抗者

附 录 制订一份面向未来的计划
注 释


凯文·鲁斯，《纽约时报》知名记者、科技播客主理人，系列纪录片《真实未来》（Real Future）的执行制片人和主持人。他出版过《年轻资本》（Young Money）等书，并且经常就科技和商业话题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涉及的领域包括人工智能、自动化、社交媒体和虚假信息等。


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日益增强的时代，人类要同步增强技能，变得更富创造性、更有同理心，特别要不断提升数字识别能力，明辨信息的真伪，同时，要不断增强积极思考和调节自我情绪的能力。这就是这本书给出的在新时代有效实现人机协同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建议。
陈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管理评论》执行主编

此生，我们面临的大悬念之一是：全面超越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会不会诞生？对此，即使尖的专家们也各执一词。第二个悬念是：假如通用人工智能来临，我们是否要么登上那辆飞驰而来的列车，要么被碾轧、被抛弃？这本书并非一个关于未来的遥远预测，而是我们对当下自我深层次的拷问。
喻颖正
未来春藤教育科技创始人，公众号“孤独大脑”主理人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本身可能是可怕的，但凯文·鲁斯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令人信服的战略，让我们在下一波技术浪潮中生存下来，并保持工作和灵魂的完整。无论你是对未来的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这本书都是你需要的生存指南。
查尔斯·都希格（Charles Duhigg）
《习惯的力量》作者


前 言

近，我在旧金山参加聚会时遇到一个人，他介绍自己是一家小型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的创始人。

这位创始人在知道我是《纽约时报》的科技专栏作家之后，就开始推销自己的公司，他说他们正在尝试采用一种叫“深度强化学习”的人工智能新技术来革新制造业。

他解释说，现代化工厂正在费力地实施所谓的“生产规划”，即一种计算哪些机器应该在哪几天生产哪些产品的复杂技术。他说，现在大多数工厂雇用人工来查看堆积如山的数据和客户订单资料，以确定塑料成型机是否应该在星期二制作“X战警”雕像、在星期四制作电视遥控器，或者反过来。这是一项枯燥但不可少的工作，如果缺少了这项工作，那么现代资本主义可能会停滞不前。生产制造公司每年要花费几十亿美元来做好这项工作。这位创始人介绍说，他们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任何特定的工厂运行数百万个虚拟模拟，终得出确切的工艺顺序，使得生产效率达到高。他说，这种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让工厂替换掉整个人工的生产规划团队，以及他们所依赖的大多数过时的软件。

“我们称之为‘婴儿潮一代清理器’。”他说。

“婴儿潮一代……清理器？”我问。

“是的，”他说，“我是说，这当然不是官方的名称。但是，我们的客户公司中有太多年龄偏大、薪酬过高的中层管理人员，而这些公司已经不再需要那些人了。它们可以使用我们的平台来取代那些人。”

这位创始人似乎多喝了几杯，他接着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客户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一种方法，以摆脱某位特定的生产规划人员，但始终无法想出如何将他的工作完全自动化。但是，在安装了这位创始人的公司的软件仅仅几天之后，该客户就能够在不牺牲效率的情况下取消生产规划岗了。

我微微感到有些惊讶，问创始人知不知道这位生产规划人员后来怎么样了。公司给他在内部重新安排工作了吗？他被随随便便地解雇了吗？他知道自己的板们一直在密谋用机器人来代替他吗？

创始人咯咯地笑了。“那不是我的问题。”他说，然后走向吧台，想再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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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喜欢技术，那时我把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了搭建网站和为新的电脑部件攒零花钱上。多年来，每当有人暗示计算机会破坏就业、破坏社会稳定或把我们引入反乌托邦的未来时，我都会翻白眼。我特别鄙视那些认为人工智能有一天会将人类淘汰的人。这些惊慌的技术恐惧者不是曾经警告过我们，任天堂游戏会毁掉我们的大脑吗？他们的恐惧不是总会被夸大吗？

几年前，当我开始在《纽约时报》担任科技专栏作家时，我听到的关于人工智能的大多数说法都反映了我自己的乐观看法。我见过一些硅谷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和工程师，他们向我展示了深度学习等领域的新进展如何帮助他们构建各种改善世界的工具：可以提高农作物产量的算法、可以帮助医院更高效地运行的软件、可以在我们打盹儿时或在网飞上看大片时接送我们出行的自动驾驶汽车。

这是人工智能炒作周期的高潮，当时有的美国科技巨头，包括谷歌、Facebook（脸书）、苹果、亚马逊、微软等，都投入了几十亿美元来开发新的人工智能产品，并将机器学习算法尽可能多地应用到它们的应用程序之中。它们给自己的人工智能研究团队开了一堆空白支票，并从级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挖走了一批教授和研究生，提供了各种坦率来讲很滑稽的工作机会。（一位教授小声地告诉我，某科技公司刚刚给他的一位同事提供了一份年薪100万美元的工作合同，仅要求他在周五工作。）无论你往哪里看，初创公司都在筹集巨额资金，并承诺使用人工智能来颠覆一切，从播客到比萨外卖。至少在我的消息来源中，传统观点认为，这些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工具对社会来说无疑是好事。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随着我花更多的时间报道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有三件事让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乐观主义。

一，当我研究技术变革的历史时，我意识到技术专家喜欢讲述一些故事，比如技术创造的就业机会总是多于它摧毁的就业机会，或者人类与人工智能将会合作而不是竞争，这些说法要么是错误的，要么至少是非常不完整的。（我们将在一章详细研究一些这样的观点以及其中的漏洞。）

第二，当我报道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时，我看到了这些技术创造者做出的承诺与使用这些技术的人在真实世界中的体验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我采访了YouTube（优兔）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他们原以为这些平台上基于人工智能的荐系统会帮助他们找到有趣的、相关的内容，但他们竟然被引到了弥漫着误导信息和阴谋论的深渊。我听一些教师说过，他们学校推行了高科技的“个性化学习”系统，希望提高学生的成绩，但他们发现那只是在一些破损的平板电脑和不稳定的软件上摸索。我听到了一些优步（Uber）和来福车（Lyft）司机的抱怨，他们被灵活就业的承诺吸引，但随后发现自己受到了一种严苛的算法的折磨，这种算法迫使他们不仅要工作更长的时间，还会因休息而受到处罚，并且他们的收入也会不断被操控。

有这些故事似乎都表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对一些人来说运行得很好（直接说，就是创造这项技术并从中获得利润的企业高管和投资人），但它们并没有让有人的生活变得更好。第三，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是2019年，当时我听到了一段关于自动化的更真实的对话。

这段对话并没有发生在科技会议的舞台上，也不是在商业杂志光鲜的宣传中进行的乐观对话。这是一些精英人士和工程师之间私下发生的对话，就像那位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对我讲他的“婴儿潮一代清理器”软件一样。这些人近距离地看到了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未来，他们对这些技术的发展方向没有幻想。他们知道，在广泛的工作和社会活动中，机器现在能够或者很快就能够取代人类。他们中的一些人贪婪地奔向让自己手下的劳动力完全自动化的方向，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美元符号；另一些人更担心大规模自动化可能引起政治上的反对，并希望为受害者设计一种更温和的着陆方式。但他们都知道会出现一些受害者。没有人认为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甚至没有人考虑“踩刹车”。

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我一次瞥见了精英人士关于自动化的对话。1达沃斯论坛标榜自己是一个将全球精英聚集在一起讨论世界上紧迫问题的高端会议，但实际上，它更像是资本主义的科切拉音乐节，是一件超越讽刺的、没有价值的事情，财阀、政治家和其他社会名流都会来这里彼此打个照面。对日本首相、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和“黑眼豆豆”团长威尔来说，这是世界上一一个人们吃着37美元一个的三明治，围坐在一起谈论收入不平等的地方。

我那些《纽约时报》的板让我去报道那年的论坛，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4.0”。这是一个为新兴经济时代编造的达沃斯式术语，在本质上毫无意义，而新兴经济时代是由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新变革浪潮定义的。每天，我都去参加题为“塑造新的市场架构”或“未来工厂”的圆桌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有权势的高管们发誓要打造“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说这对公司和员工都会很好。

但是到了晚上，在他们的公开活动结束之后，达沃斯的与会者们就会摘下人道主义面具，进入正题。在奢华、公开的晚宴和鸡尾酒会上，我看着他们追问技术专家，人工智能要如何帮助他们将公司转变成精巧、自动化的利润机器。他们谈论自己的竞争对手正在使用哪些自动化设备，他们与咨询顾问就数字化转型项目达成协议，希望通过降低对人工的依赖来节省数百万美元。

有一天，我遇到了其中一位顾问。他叫莫希特·乔希（Mohit Joshi），是印孚瑟斯公司（Infosys）的总裁，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印度的咨询公司，提供的服务是帮助大企业实现运营自动化。当我问乔希与高管们会谈的进展情况时，他皱起眉头告诉我，达沃斯的精英们对自动化的痴迷程度甚至超过了他的预期，而他赖以谋生的，就是工作的自动化。

他说，有一位客户原来希望逐步减少他们的劳动力，保留大约95%的员工，只在边缘环节实现自动化。

“但是现在，他们说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用1%的人工来完成有的工作呢？’”他说。

换句话说，在摄像机和麦克风关闭之后，这些高管谈论的不是如何帮助员工。他们幻想着彻底摆脱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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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达沃斯回来之后，我决定尽可能多地了解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我想知道，公司和工程部门内部实际在发生什么？什么样的人有被机器取代的危险？如果有危险的话，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

因此，几个月以来，我采访了一些工程师、高管、投资人、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我参观了一些研究实验室和初创公司，参加了一些技术会议和行业会议。我阅读了大约100本书，它们的封面上大都有一个机器人和一个真人握手的图像。

正如我所报道的那样，围绕自动化的公开对话开始褪去一些乐观的光芒。人们开始注意到社交媒体算法的破坏性影响，这些算法将用户困在意识形态的共鸣室中，并将他们推向更端的信仰。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等科技领袖警告说，人工智能可能会使数百万人失业，他们敦促政治家们认真对待它，并将其视为一种威胁。经济学家们开始对人工智能会给员工带来什么做出悲观的预测，政治家们开始讨论是否需要激进的解决方案来抵御自动化引发的失业危机。敲响警钟的著名的公众人物之一是纽约商人杨安泽（Andrew Yang），他在2020年竞选美国民主党总统提名时承诺给有美国人每月1000美元的“自由红利”，以减轻自动化带来的打击。他没有在竞选中获胜，但他对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革命的警告成了一种时代精神，将与科技性失业相关的讨论推向了主流。

人们对扼杀工作机会的机器心存恐惧，这种事情并不新鲜。事实上，这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350年，当时亚里士多德在思考，自动化织布机和自动弹奏的竖琴可以减少对奴隶劳动的需求。2从那以后，与机器相关的焦虑情绪就起起伏伏，通常在技术快速变革时期达到峰。1928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机器的前进使人手闲置》的文章，在文章中，专家预测，一项新发明（依靠电力运行的工厂机械）很快会将体力劳动淘汰。“二战”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始安装制造机器人，人们再次普遍地认为工人注定要走向失败。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员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通常被视为人工智能之父，据报道，他曾在1970年说过：“在3~8年内，我们将拥有一台具备普通人平均智力水平的机器。”

这些令人感到恐惧的预期从未实现过。但今天，在马丁·福特（Martin Ford）的《机器人时代》、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的《第二次机器革命》等畅销书的推动下，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焦虑感再次燃起。这两本书都证明了人工智能将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改变全球经济。对“未来的工作”的学术研究预计（如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5），在未来20年内，多达47%的美国工作岗位处于自动化的高风险之中，这增加了即将到来的厄运感。到2017年，3/4的美国成年人认为，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摧毁的就业机会将6超过它们创造的机会，大多数人预计技术将会扩大贫富差距。

在201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报道这些态度的变化，对这些恐惧被夸大的可能性，我也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开放的心态。毕竟，美国的失业率仍接近历史低水平，尽管企业高管们正在彼此谈论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但还没有太多明显的证据表明这正在对员工造成影响。

然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了。2020年春，美国大部分地区进入了就地避难的封锁模式，我的手机开始不断亮起，一些科技公司打来电话，告诉我疫情如何影响了其自动化计划。而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这些公司都想宣传其在自动化工作方面的努力。毕竟，机器人不会生病，即使病毒肆虐，能够成功地用机器代替人工的公司也可以继续制造商品和提供服务。消费者也对自动化感到兴奋，因为它减少了人类接触的要。

新冠肺炎疫情给了公司所需要的掩护，使它们能够在自动化领域取得有的巨大进步，而不会面临被强烈抵制的风险。所以，它们实施自动化、继续自动化，并且将更多工作自动化了。肉类生产商泰森食品聘请机器人专家开发了一款自动去骨系统，该系统可以帮助公司满足鸡肉和其他肉类的供应需7求。联邦快递开始使用包裹分拣机器人来代替其运输设施中生8病和缺勤的工人。购物中心、公寓大楼和杂货店大量使用清洁和安保机器人，以保持经营场所的清洁和安全，这些机器人的供应商甚至出现了库存短缺的情况。

总的来说，新冠肺炎疫情似乎加快了自动化的进程，即使没有使它提前几十年时间实现，也提前了几年。大型咨询公司麦肯锡称之为“大加速”。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声称，该公司在两个月内经历了“两年时间的数字化转型”。2020年3月，会计师事务所安永的一项调查发现，41%的企业高管在自动化方面投入了更多的资金，以便为“后疫情时代”做准备。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和首席自动化专家戴维·奥托尔（David Autor）称此次疫情为一次“强制自动化的事件”，预测它将引领技术趋势，并且将在病毒消失后持续很长的时间。

与任何主题的达沃斯论坛相比，新冠肺炎疫情都更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自动化的一些好处。即使有更多的员工请了病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也可以让公司继续提供基本的商品和服务。制药公司使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制造来加速其对有效治疗方案和疫苗的搜寻。数十亿人被困在家里，害怕近距离接触，他们依赖于亚马逊、谷歌和Facebook等公司提供的自动化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服务来保障货架库存和社交生活的完整。

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也展示了自动化的一些局限性，以及我们还不能外包给机器的大量重要工作。我们开始谈论“基本员工”，他们的服务是社会运转所需的，我们注意到其中很多人不是在技术、金融或其他一些高声望的领域工作，而是在相对乏味的行业，如护理、汽车维修和农业领域工作。我们还注意到，有些活动根本不适合虚拟化。人们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都待在室内，屏幕是人们一的社交渠道，许多人都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回归物质世界的动力。一些坚持上网络课程的学生开始抱怨，他们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也没有玩儿得开心。被限制在家里的白领们开始渴望回到办公室，在那里他们可以更轻松地与团队合作，推进他们的工作。（我认识的一名技术员工抱怨说：“没有人能在Zoom里得到提升。”）在疫情暴发的头几个月里尚能对虚拟互动感到满意的人们也开始打破社交距离规定，在餐馆吃饭，在酒吧喝酒，以及与朋友一起参加音乐会和教堂活动。事实证明，机器不能为人类关系提供足够的替代品，也不能给我们提供前进所需的东西，也许它们永远也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