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南南合作与;一带一路的重要著作本书汇集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合作的诸多研究成果，不仅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多边融资等领域，也从债务处置、环境治理及劳动力教育等新颖角度展开深入探讨，内容立体、丰富。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政府和企业出海指引方向本书深度解析了全球南方国家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当下的政治经济环境，并通过具体案例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有助于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同时，本书提出的政策建议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对于政府和研究机构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优化对外援助和投资策略，提升国际合作效果。国家高端智库的专项研究成果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既是国家发展高端学位项目,也是治国理政国际交流合作国家政策研究的智库项目，是国家重大工程。本书由南南学院院长黄益平教授领衔，兼具系统分析和实证数据，是南南学院重要学术成果的集中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崛起，并通过国际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而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的合作，不仅基于互利共赢的经济逻辑，也体现了自身在发展责任和全球治理方面的积极担当。本书由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黄益平教授及王敏教授主编，围绕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以严谨的学术研究和真实数据、案例，展现了中国通过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提升金融服务覆盖、推动劳动力教育及绿色转型，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成果，并提出创新性的政策建议和治理框架，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课题组成员包括（按本书章节先后排序）：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王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碧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杜晓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沈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邢剑炜，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助理教授彭聪，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王进杰，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研究院实践教授周咏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何晓贝。 黄益平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金融科技发展与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王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副教授（长聘）、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前言 中国与全球南方发展第1章 中国与全球南方的经济合作：从贸易、投资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 ?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 ?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合作面临的挑战 ?深化合作的政策建议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经济新环境与政策应对 ?国际经济新环境下，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是大势所趋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现实与潜力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绩效与风险 ?美国和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经验 ?政策启示

第3章 中国企业"一带一路"出海的成功经验、挑战与政策期待 ?中国企业出海大趋势 ?成功经验和成果 ?困难和挑战 ?"一带一路"出海新征程和新模式 ?政策期待

第4章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数字金融企业出海 ?中国数字金融企业出海的历程、驱动因素与方式 ?中国数字金融企业出海的现状 ?中国数字金融企业出海的成效分析 ?中国数字金融企业出海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结论与建议

第5章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绿色低碳产业的合作共赢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挑战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走出去" ?中国新能源车企的海外投资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绿色产业合作共赢的空间与策略

第6章 通过工业园区推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国际实践 ?"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路径 ?展望："一带一路"2.0建设合作共赢的新思路

第7章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地理与工业化视角下的全球布局 ?"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就和挑战 ?全球经济地理的发展规律和趋势 ?农业国工业化的一般规律 ?总结和讨论

第8章 推动海外基础设施供给的协同发展以赞比亚为例 ?赞比亚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的背景 ?道路基础设施与"无增长的城市化" ?园区经济及基础设施协同发展 ?结论

第9章 劳动力教育驱动"一带一路"发展合作 ?"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劳动力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在劳动力教育方面的经验积累 ?中国助力非洲国家劳动力教育和发展 ?劳动力教育的挑战及政策建议 ?结语

第10章 全球发展倡议下的中国南南合作治理体制建设 ?研发"发展合作菜单"是南南合作知识体系建设的一部分 ?国别层面的战略规划和协调机制 ?建设中国南南合作知识体系的横向学习平台 ?结论

第11章 "一带一路"："四轮驱动"与债务融资深化合作需创新融资机制与多边治理 ?贸易与工程建造合作 ?直接投资与债务融资 ?"一带一路"的"四轮驱动"机制 ?新一轮全球主权债务风险 ?多边治理的进展与挑战 ?认识启示与政策建议：创新多边治理、改进融资机制、升级国际合作

第12章 南南国家债务风险下的中国应对探索以气候为条件的债务处置框架 ?中国的对外贷款：现状及风险 ?中国目前的应对方式和国际经验 ?构建以气候（自然）为条件的债务处置框架 ?小结

中国与全球南方发展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

2025年7月17日，我与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南南学院）的几位同事抵达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市（Dar es Salaam）,与当地政商学各界展开交流与研讨。正好在同一天，坦桑尼亚总统萨米娅哈桑发布了《2050年愿景》（《愿景》），希望到2050年，GDP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消除极端贫困，并成为非洲十大经济体之一。2024年坦桑尼亚的人均GDP为1268美元，要实现愿景目标，在未来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人均名义GDP得年均增长6.8%，如果加上约3%的人口增长率，年均GDP增速需接近10%。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因为10月份要举行大选，不排除执政党通过发布《愿景》提振选情的可能性。但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肯定是坦桑尼亚人民长期的愿望。《愿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战略支柱与产业政策，包括综合物流、能源革命、科技赋能、研发驱动、数字化转型，以及通过聚焦农业、旅游业、工业、建筑业、采矿业、蓝色经济、体育创意产业、金融服务、客户服务业等九大产业，实现就业创造与出口拉动的目标。但具体的策略与路径尚不清楚，虽然政府表示将建立长期展望与五年计划双轨推进的方式。

如何成功推动经济发展、摆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这是很多;南方国家长期面对的普遍难题。[ 这里的南方国家指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与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相对。 这个概念主要不是基于地理位置严格界定的，而是以较低的人均收入和较高的贫困率为基本特征。]自二战结束以来的80年间，学界与政界都做了很多努力。;发展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大背景就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诉求，国际组织也提出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2023年，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其中36个是发达国家，157个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这个分组的变化并不大，说明无论是发展经济学学术理论还是华盛顿共识政策框架，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成效并不显著。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等成功的亚洲经济体的政策却常常因为;过大、;过多的政府作用而受到批评。

作为一个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的南方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能为全球南方发展贡献什么？一方面，南方国家是否可以借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政策？中国实行渐进、双轨的改革策略，经常因为改革不彻底而受到批评，但中国GDP在四十多年改革期间实现高速经济增长这一事实应该是有说服力的，也许中国的做法对其它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启示价值。另一方面，中国又能如何促进全球南方发展？在全球经济秩序出现动荡、新的技术革命风驰电闪而来的当下，中国能否发挥创新推动者与稳定维护者的作用，对于南方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方国家的发展困境

绝大部分南方国家与坦桑尼亚一样，渴望实现快速经济发展，但;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Gill和Kharas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指出了绝大部分南方国家无法成长为高收入经济的事实。[ 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2007,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The World Bank.]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在1960年，全世界有101个经济体处于中等收入区间。在近半个世纪之后，这101个经济中有13个上升到高收入区间，剩下的88个国家要么仍为中等收入区间，要么滑落到低收入区间。当然，这样的;陷阱既存在于中等收入国家，也存在与低收入国家。

导致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根源在于，随着经济发展，收入与成本水平同步提高，大多数南方国家无法持续提高经济竞争力，从而很难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造成竞争力无法持续提高的因素可能很多，经常被提到的包括不平等矛盾突出、教育不普及、基础设施不发达、研发能力弱、营商环境差等等。如果简单地归结为一条，就是缺乏创新能力。随着成本水平不断提高，必须沿着产业梯子不断地往上攀升，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产业过渡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可惜的是，大部分南方国家跨不过这一步。比中等收入陷阱更糟糕的是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这类问题在非洲大陆十分普遍。

为了促进南方国家发展，以为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组织提出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是由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为主的国际组织共同提出的指导发展中国家改革与发展实践的政策框架，包括十条基本原则（Williamson 1989）：[ Williamson, J., 1989,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re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pp. 7_20).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财政纪律；2.公共资源集中到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和基础设施；3.旨在降低边际税率与扩大税基的税收改革；4.利率自由化；5.竞争性汇率；6.贸易自由化；7.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的自由化；8.产权私有化；9.旨在消除进入与退出的放松管制；和10.产权保护。

这一套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的政策框架，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走彻底的自由市场道路，实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模式。几十年来，国际组织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推行这套政策理念，尤其是IMF，经常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时候附加;条件性（conditionality）要求，即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原则深化市场化改革。但真正因实行;华盛顿共识而实现经济腾飞的国家并不多，有专家认为智利可能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与此同时，一些东亚经济体虽然因;背离;华盛顿共识的原则而受到批评，经济增长的成效十分显著，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已经跻身高收入经济，中国很快也将可以达到高收入经济的收入水平。

;华盛顿共识与;东亚模式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点在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在;华盛顿共识的框架里，政府发挥的基本上是;守夜者的功能，提供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及产权保护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定价的功能则全部交给市场。而;东亚模式中*常受到批评的是政府干预过多，特别是这些国家实施的产业政策，即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旨在推动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的政策措施。制定与实施产业政策，主要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假说，即市场存在失灵现象，比如企业投入创新活动可能会产生外部性，但无法完全内部化回报，因此光靠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

客观地说，;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不错，问题是如何落实。有两种现实情形值得深入探讨：一是北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经过很长时期的发展才形成的，在大多数南方国家，市场机制并非天生成熟、有效，具体可能体现为供需匹配困难、定价机制不灵敏、资源配置不顺畅等，这些问题无法通过;一放了之来解决。前苏联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过渡。俄罗斯似乎至今尚未建立起高效的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的表现也远不如实行其它改革策略的国家亮眼。同样，在很多信用文化尚不发达，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南方国家，过早、过快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不仅无法有效改善金融服务的质量，还容易造成金融风险。

二是即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市场失灵现象也普遍存在。市场失灵的典型例子包括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和创新驱动。*近美国政府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表面看似乎与特朗普总统个人偏好有关，深层看其实是不平等矛盾恶化所致。二战以后，美国倡导、推动经济全球化，令世界各国包括亚洲经济受益，但美国可能是*大的受益国。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小镇蓝领青年的失业问题，这其实也是市场失灵的一个体现。现在特朗普政府采取产业政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试图吸引制造业与就业回流，说明美国自己已经抛弃了过去一直倡导的包括贸易自由化在内的;华盛顿共识。另外，过去美国财政部和IMF的专家总是建议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实施财政紧缩、市场出清，以防范道德风险问题，提升经济质量。但后来在次债危机期间，美国当局却采取超常规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救助金融机构与企业。

总之，在过去80年间，绝大部分南方国家没有能够实现经济翻身。不成功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些南方国家政治局势动荡、公共秩序混乱，自然无法有效组织经济活动。但即便没有这些问题的南方国家，也很少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说明没有找到成功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路径，一些国际组织提出的;华盛顿共识也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经验与政策启示

有少数经济体成功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二战结束的时候，日本与亚洲四小龙都是低收入经济，现在均已成为高收入经济。日本在1950_1973年间年均GDP增速达到10%，韩国在1960_1980年间为8.9%，这些表现都非常接近甚至超过了坦桑尼亚*近提出的增长目标。中国的表现同样耀眼，在1978_2024年间年均GDP增速为8.9%。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156美元，到2024年提高到13445美元，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经济的水平。也许东亚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经济的经验可以为希望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南方国家提供一个替代政策方案？

如果把中国的现行政策框架与;华盛顿共识做一个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的一些政策方向与;华盛顿共识是一致的，如FDI流入放开、贸易自由化、放松企业进入与退出的管制、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和政府对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等，但差异也非常明显，比如：?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政府直接、间接参与经济活动，包括实行产业政策；?规模巨大的包括显性与或有的公共债务；?尚未完全放开的资本、土地、劳动等要素市场，等。上述差异既可能反映市场机制尚不成熟的现实，所以要素市场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也可能反映了市场失灵是普遍现象，所以政府需要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产业政策。而国有经济部门究竟保持多大合适，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政策策略的不同，可能也是学说不同的结果，虽然孰先孰后不一定好判定。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颁给了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和James A. Robinson。Acemoglu和Robinson曾经合著畅销书《国家为什么失败》，[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own Business Publisher.]他们提出，;制度影响实际生活中的行为与激励，从而决定一个国家的成功与失败。更进一步，;尽管经济制度对于决定一个国家是贫困还是繁荣至关重要，政治与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拥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包容式与榨取式制度的概念。应该说，这一诺奖理论结论清晰、逻辑严谨。《国家为什么失败》因而得到了许多著名学者的肯定，比如诺奖获得者George Akerlof教授就在其推荐词中推测，正如我们今天还在阅读两百多年前出版的《国富论》，;两个世纪以后，我们的重重孙们还将继续阅读《Why Nations Fail》这本书。

但这样一个优秀的诺奖理论对于南方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政策到底具有多少指导意义？从指方向的角度看，肯定是有意义的，建立好的制度是实现持续增长的根本保证。但问题是，有多少南方国家可以在相对比较短的时期内建立一套包容式的制度？这几位学者曾经将包容式制度与榨取式制度的分野溯源到殖民时期宗主国的行为，甚至特定病毒如黑死病的死亡率。也许南方国家可以朝着建设包容式制度的方向努力，但短期不一定能对长期增长起到正面的作用。另外，究竟怎样的制度算包容式，也并非一目了然。比如，如果比较二战刚刚结束时的东亚经济体，菲律宾拥有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更加接近包容式制度，而韩国的军事独裁体制则更接近榨取式制度。现在韩国早已成为高收入经济，而菲律宾却仍然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发院）/南南学院的学者们也各自根据中国的实践提出了关于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思想与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周其仁老师的《中国做对了什么》、林毅夫老师的《中国的奇迹》和《新结构经济学》以及张维迎老师关于双轨制价格改革的论述等。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学者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候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国发院的文化传统是;家国情怀、和而不同，他们对中国政策的实然与应然分析有差异，这很正常。如果尝试做一个综述，可以将国发院学者的一些不尽相同的观点归纳为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中国经济政策的三个方面：

一是明确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虽然在改革初期政府并没有明确指出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但政府在改革时期所做事情的指向非常清晰。周其仁老师在《中国做对了什么》里明确提出了改革政策所做的几件事情，包括界定产权、发挥企业家作用、重新发现看不见的手、挑战腐败，这些都是建设市场经济制度的必要步骤。[ 周其仁，2010年，《中国做对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林毅夫老师合著的《中国的奇迹》聚焦发展战略与改革政策，但其核心故事是一致的，政府在改革时期采取比较优势导向的发展战略，基于比较优势配置资源，其实就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林毅夫、蔡昉和李周，2024年，《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30周年纪念版（第一版出版于1994年），格致出版社。]

二是采取渐进、双轨的改革策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国际学术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争论。张维迎老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双轨制的价格改革思路，通过先放开市场轨的价格，再逐步调整计划轨的价格，*后实现两轨合一，完成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过渡。[ 张维迎，1984年，;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专家建议》（三），1984年6月，3_20页，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北京。]这个策略的长处是平稳过渡，;休克疗法则很容易造成一段时期的市场混乱。;双轨制策略不只是应用于计划与市场价格的改革，同样适用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改革。我本人后来的一些研究发现;双轨制改革方式还促成了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即产品市场迅速放开、要素市场持续扭曲。这是因为为了维持国有企业运行，政府需要通过压低诸如资本、土地等要素的价格提供变相的补贴。[ 黄益平，2012年，《告别;中国奇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事实上，到今天为止，要素市场尚未完全放开，但这不只是简单地反映改革尚不彻底，;扭曲本身就是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过渡性安排。

三是协调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市场不是完美无缺的，适当的政府作用可能是有益的。中国在改革前期曾经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乡镇企业部门，当时尚未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乡镇企业依托基层政府的保护与支持，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后来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善，大部分乡镇企业通过改制变成民营企业。[ 海闻、周其仁，1997年，《中国乡镇企业研究》，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林毅夫老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结构为起点，分析经济系统内生性、扭曲内生性和运行内生性。强调要素禀赋结构（如劳动力、资本、资源等）决定产业结构和技术选择，不同发展阶段的禀赋结构差异导致发展路径不同。[ 林毅夫，2018年，《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发展中国家应基于自身禀赋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避免盲目追求高技术产业。有效市场要与有为政府结合，市场配置资源，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制度保障，解决外部性问题，推动产业升级。

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政策实践具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即务实。;务实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策目标清晰可达。在改革的前期，决策者并没有清晰地勾画出改革蓝图。现在被普遍认为改革起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全没有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只是提出来要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当时企业、地方和劳动者缺乏积极性。所以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放权、实行责任制，调动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随着改革的推进，又逐步提出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1992年的十四届党代会才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决策者在改革初期没有提出宏伟的改革目标，有可能是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约束，确定在短期内可能达成的政策目标，既可以减少一些争议和阻力，又有利于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积聚支持的社会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政策没有明确的大方向，主要是把大目标分解成阶段性的、可达成的目标。

第二，政策措施稳健可行。与;可达的目标相关，政策也要;可行，能够落得下去。在这里，;休克疗法与;双轨改革的对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休克疗法似乎提供了一个数学上的*优解，但;双轨改革可能是现实中的*优解，因为;休克疗法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催生成熟的市场机制，反而容易造成经济的混乱甚至崩溃。双轨改革却可以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步形成市场机制，这种转型方式会引发一些效率损失，从理论上看好像也不是*佳方案，但经济可以实现持续、平稳的增长。这也说明，务实的政策制定往往不是简单地选择所谓的;*优解，而是根据现实情况权衡各个方面的因素，选择利大于弊的策略。

第三，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务实的态度意味着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既不必迷信市场的功能，也无须恐惧政府的作用，市场与政府各有长短，关键是如何扬长避短，发挥合力，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前期，市场与企业尚不发达，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甚至形成了所谓的;GDP锦标赛现象，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改革政策开始追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样，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很难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外部性问题，政府的产业政策可以帮助克服这个短板。由此可见，政府与市场的配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配合的方式、程度都会有所不同。大的原则是，市场能做好的尽量让市场做，市场有不足的，则想办法由政府弥补。

第四，结果导向的决策过程。渐进、双轨的改革策略意味着在过程中，很多选择并不是唯一的，带有很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色彩。如何确保改革的方向与措施是正确的呢？答案是结果导向，比如，如果政策变化有利于效率提高和收入增长，那就继续往前走，如果不利，就先退回来，再寻找新的方向。当然，具体的结果也会发生变化。在改革前期，GDP增长几乎是唯一关注的目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虽然GDP增长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目标，就业、分配、收入、消费、创新、环境等也变得日益重要。

*后，改革政策的可持续性。渐进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改革一直在路上，如果说它的优势是容易满足可行性条件并且以结果为导向，缺点是容易在改革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甚至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务实的政策就需要包含能够让改革持续下去的机制，比如如果改革政策能够让大部分人受益，这样就形成改革政策的同盟军，成为支持进一步改革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决策者的远见与果断也至关重要，因为任何改革政策都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这样才能保证政策过程既不被少数利益集团挟持，又不会演变成民粹游戏。

作为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全球*为成功的经济体，中国的政策实践对于南方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许多南方国家希望在未来几十年达成的经济目标，正是中国刚刚经历过的过程。这并不是说，南方国家可以照搬照抄中国的一些政策，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是不同的。中国经济能够取得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制定适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并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调整政策。中国政策实践中的务实精神可能是*值得南方国家学习、借鉴的。

探索;全球南方共识

毫无疑问，;华盛顿共识已经成为过去式，一方面，;华盛顿共识指导南方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成果寥寥。另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北方国家也已经放弃了这一共识的一些基本原则。当然，这些也并不意味着其原理是完全错误的，但它对现实经济的指导意义相对有限。大多数南方国家并不天生拥有;有效市场，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即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也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遵循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华盛顿共识本身也见得是理想化的目标，更不要说它并没有为如何建立这样的目标提供具可操作性的落地方案。

在;华盛顿共识之后，也出现过不同的替代概念，比如Joshua Ramo Cooper在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识及Tim Besley, Irene Bucelli and Andreacute;s Velasco等牵头提出的;伦敦共识。[ Joshua Ramo Cooper, 2004, The Beijing Consensus, Foreign Policy Center. Tim Besley, Irene Bucelli and Andreacute;s Velasco, 2025, The London Consensus, LSE Press.]如果说，;华盛顿共识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强调;小政府、大市场，主张通过私有化、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干预等手段推动经济发展，认为市场机制能自动实现资源*优配置；;北京共识则强调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主张通过创新、试验和渐进式改革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路径，注重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而所谓的;伦敦共识则试图矫正;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一些缺陷，指出经济增长目标、政治经济含义、经济弹性与能干政府的重要性。

;华盛顿共识及其之后的各种修正版本绝大多数是由北方国家的专家提出来的，也许南方国家的专家应该尝试提出一个适合南方国家国情的;全球南方共识。南方国家的基本国情，除了收入水平低、贫困率高，更重要的是市场机制不发达、制度环境不完善。所以，虽然新自由主义理念有一定的价值，但对于完善市场机制的建议却脱离实际。同时对于市场机制作用的期待也过于理想化，似乎政府只要采取市场化、私有化、国际化的政策，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包括中国在内的成功的东亚经济体的一个重要做法是在尊重市场原则的前提下，更加重视政府的作用，这一点在过去经常受到许多北方国家专家与官员的批评，认为政府干预扭曲了市场均衡、影响了公平竞争。但结果是，这些东亚经济体的经济表现远超大多数南方国家。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关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模式是有价值的，倒不是说中国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了*佳平衡点，但大方向应该是对的。这个*佳平衡点可能因时、因事而异，确定平衡点，既需要科学、更需要艺术。

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什么作用？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开始，经济学一向都重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配合。早在1848年，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就提出，市场决定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政府则利用税收与转移支付解决市场失灵与分配问题。[ Mill, J. S., 1848/2004,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ok II, London: Great Minds Series (1848).]历史学家Jacob Soll认为，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趣，其实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可能跟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倡导的学术思想有关。[ Jacob Soll, 2022, Free Market: The history of an idea, Basic Books.]同期，尤金法玛提出了金融领域的有效市场假说。当时的大背景是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在美国的引领下逐步走向开放与融合，推动了全球范围的效率提升与经济繁荣。但越来越突出的不平等问题*终导致美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反转，尤其是在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以后。效率与公平之间如何平衡，是经济学的世纪难题。美国的经历表明，即便是有效的市场，也无法很好地平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在南方国家，政府与市场结合可能更有必要，因为在大多数南方国家尚未形成成熟、有效的市场。至于政府具体应该做什么，*好是采取;务实的态度。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应该保持灵活、开放，重要的是看结果，看是否有利于实现稳健、快速、可持续的发展。比如在一些南方国家，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却没有形成任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那就需要追问其背后的原因：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税收负担过重、营商环境不佳、劳动雇佣成本过高或其它？如果确定了瓶颈因素，政府就可以有准对性地缓解这些约束条件。

基于这样的考虑，南方国家的专家和官员可以一起探讨什么才是适合南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进而形成;全球南方共识。这个共识的具体内容，需要经过深入的思考与广泛的讨论，但下面几个方向可以作为思考与讨论的基础：

一是追求由市场决定要素与产品的配置与定价。在很多南方国家，如何更好地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步骤。

二是政府采取务实的改革政策，完善市场体系。但建立、完善机制与制度，;一放了之不见得能达成目的，而需要制定、实施符合国情、满足可行性条件的措施，持续推进。

三是政府与市场结合，克服市场失灵。除了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政府还需要弥补市场不足。但客服市场失灵，不能演变成替代市场功能。比如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目的是为了解决外部性问题，支持企业创新、产业升级，因此，产业政策不应破坏妨碍竞争，更不应该由政府;选择胜出者，还要预先设定明确的退出机制。

四是增长至关重要，但就业、平等、环保、稳定与安全同样很关键。对于南方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是首当其冲的目标，经验也表明，实现增长是减少贫困的*有效手段。与此同时，经济韧性也同样重要，这样经济增长才能长期持续，也才能更好地达成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不断增长需要的目的。

五是稳健开放贸易与投资，加强南南合作。成功的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参与国际劳动分工是南方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开放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所以需要采取稳健的策略。现在一些北方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出现了逆转，南方国家如何坚持开放的方向，但又不至遭遇严重的外部冲击，是一个新的课题。南方国家如何促进全球经济体系的开放以及相互之间如何加强合作，这些话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上述五条只是个人一些非常不成熟的看法。推动;全球南方共识的形成，需要与南方国家的各界展开广泛的研讨。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对经济政策的立场也不一样。但借鉴一些成功的南方国家的经验，提出一些适合南方国家国情的基本共识，从而指导南方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政策，在全球南方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的今天，将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