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毒舌作家逃亡在国外，莫名发现自己被一个教堂雇去编辑一份长达一千一百页的口述档案。这份档案记录和揭露的，是十年前军队对当地原住民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其中包含很多受害者的泣血证词。

在编校的过程中，他不断为证词中如巴列霍诗歌一般醇厚的字句而沉醉。从受害者的自述“我脑子缺了一块”，到亲人的哀叹“那些房子，它们在伤心，因为里面早已无人……”，再到最直击人心的“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他的意识逐渐被吞噬。像一只正走向祭祀场的羔羊，他因病态的妄想而陷入神志错乱，直至分不清历史与现实。

而与之相对应的，他也身处真正的危险之中。毕竟，大屠杀的刽子手们仍然统治着那个不具名的拉美国家。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代译后记

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Horacio Castellanos Moya，1957-），萨尔瓦多作家，出生在洪都拉斯，持萨尔瓦多国籍，之后在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墨西哥、西班牙和德国都生活过。他曾在墨西哥及危地马拉的新闻机构、杂志社和报社担任编辑二十余年，现在美国艾奥瓦大学西葡语系讲授创意写作。代表作品包括《错乱》《恶心：托马斯·伯恩哈德在圣萨尔瓦多》《记忆暴君》《归国梦》《镜中的女恶魔》《与蛇共舞》等。波拉尼奥说他是“我们这一代作家中唯一懂得如何叙述恐惧的人”，也有人说读他的作品就像在读磕了药的卡夫卡。他的作品已被译入12种语言，这是莫亚的作品首次译介到中文世界。2014年，他被智利政府授予曼努埃尔·罗哈斯奖章，该奖章为西语文学界最高奖项之一。

张婷婷，译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西葡语系博士，主要研究中美洲战后文学。

我脑子缺了一块。那句话这么说。我用黄色马克笔将它标记出来，再工工整整誊写到私人笔记本上，因为这不是随便一个什么句子，更不是俏皮话，完全不是，而是我第一天上班读到的材料中最让我惊愕的一句话，是我刚刚把头埋进那一千一百页档案没多久就碰到的让我目瞪口呆的一句话，那上千页几乎是按单倍行距印刷的档案，被我的朋友埃里克放在即将属于我的办公桌上，好让我对工作内容有一些了解。我脑子缺了一块。我又念了一遍，被这位卡克奇克尔人在目睹家人被杀之后所经历的头脑紊乱之深所震惊，猜想他一定是听到了脑袋里那个保障理智健全的部件崩坏的声音，而造成他神志错乱的原因是，这位受伤后动弹不得的原住民眼睁睁看着政府军士兵手挥大刀带着狞笑把他的四个年幼子女一个一个砍死后又扑向了他的妻子，那个可怜的女人则因为同样被迫目睹了自己孩子被士兵剁成颤动的鲜红肉块而整个傻在那里。没有人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还能保持头脑健全，我这样想着，陷入病态的沉思，试图想象那位原住民醒来时的心情，他是从妻儿血肉模糊的尸首中间醒转过来的，当时士兵以为他死了，就把他和他们堆到了一起，多年以后，这个男人有机会为此事提供证词，于是我现在才得以读到，并且要负责对它进行校对和润色，而那份证词恰恰就是以“我脑子缺了一块”开篇的，这句话给我带来巨大震动，因为它极其精准地概括了跟这位卡克奇克尔人有过相似遭遇的成千上万之人的心理状态，也精准地概括了数以千计兴致高昂地屠戮自己所谓同胞的政府军和非正规军士兵的心理状态，尽管我得承认，目睹亲生孩子被肢解而感到脑子缺了一块，跟脑子缺了一块似的肢解别人家孩子不是一回事，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得出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是这个国家所有人的脑子都缺了一块，我继而又得出一个更可怕、更让人不安的结论：搬到这么一个所有人脑子都缺了一块的陌生国家来编辑一份厚达上千页、记录了数百场屠杀的口述史料的人才是脑子缺损最严重的那个。我脑子也缺了一块，我这么对自己说，上班第一天，坐在他们安排给我的办公桌前，对着几乎光秃秃的白色墙壁，双目无神，这将是我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工作的地方—只配有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一把可供我四处移动的椅子，还有座椅背后那面墙上挂着的一个十字架，多亏这个十字架，房间的四面墙壁才不至于空无一物。我的脑子一定比这个国家所有人都缺损得厉害，我一边往后仰着头一边想，努力保持着椅子的平衡，同时发愁得花多长时间才能习惯背后那个十字架的存在，反正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擅自把它取下来，因为几个小时前埃里克在带我来这里的路上告诉我，这不是我的办公室，而是大主教的办公室，虽然他几乎不用，而是更喜欢待在他的教区—那也是他居住的地方。我尽可以长期借用这间办公室，但要把十字架摘下来替换上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则是万万不行的，而我的兴趣爱好跟任何一种宗教都毫不沾边，虽然接下来连续几个星期的工作我都得在恰恰坐落于大都会教堂后面的大主教区进行。又一个“脑子缺了一块”的表现，我忧心忡忡地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我这么一个道德败坏的无神论者为何竟然会答应为虚伪的天主教会工作，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我虽然极度厌恶天主教会和其他一切类型大大小小的教会，此刻却不偏不倚置身于大主教区，面对着那摞几乎是以单倍行距印刷出来的、记录着士兵如何屠戮了十几个村子的村民的一千一百页证词档案。我才是脑子缺损最严重的那个！我一边想着一边惊慌失措地站起来，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动物一般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这幽闭的屋子里仅有的一扇朝向街道的窗户都被封住了，同时阻隔着外面行人和里面工作人员的视线，我开始焦灼地踱步，而接下来在这四面白墙之内工作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会陷入这种焦灼踱步的状态，这时，突然冒出来的另外一个想法几乎把我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我脑子竟然缺损到从教会手里接下一份会直接置自己于这个国家政府军监视之下的差事，好像我跟自己国家的军队之间麻烦还不够多似的，好像我在自己国家树的敌还不够多似的；我居然把脑袋往别人的蜂窝里拱，热心肠地帮忙清洁这帮天主教徒要去摸老虎屁股的手，甚至再附送个美甲服务，因为那就是我的职责，给出于虔诚之心决定去摸老虎屁股的天主教徒们的双手做清洁，做美甲。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盯住小山一样堆在桌子上的一千一百页材料并开始翻阅起来，但很快就停下手来，我之前跟埃里克商定要在三个月内完成对这一千一百页证词的阅读和整理，并修订成册，此刻却惊恐地发现，这丝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妈的！答应三个月内编辑完这份报告足以证实，我哪里只是脑子缺了一块，简直是整个脑子都坏了。刹那，我感觉自己就是个被困在这四面光秃秃的高墙内的囚徒，是个异国神父和军人共谋之下的受害者，是只正走向祭祀场的羔羊，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一个月前那腔愚蠢又危险的热情，它害我轻信了埃里克的话，当时我们正在警局附近一家老旧的西班牙酒馆喝里奥哈，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接一个项目报告的编辑工作，他自己是参与人之一，内容是关于政府军和游击队武装冲突期间所发生的数场屠杀，项目计划将已搜集到的几百名目击者和幸存者关于这段历史的证词收编成册。根据埃里克的介绍，我的工作是在三个月内整理完一份大概五百页的报告，报酬五千美元，他还补充说那五百页首先会由资深记者和学者编写，到我手里的基本上是一份完稿，而我只需要最后再扫一眼、审核一遍，给这个已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项目做点收尾工作，如此就能轻松拿到五千美元，所以是笔划得来的买卖，最早参与这个历史记忆恢复计划的是一群将印第安人目击者和幸存者的口头证词搜集起来的传教士，这些美洲原住民多数不懂西班牙语，并且会因为各式各样的顾虑而不愿再谈起那段伤痛的历史，之后会有一帮人负责将采访录音整理成文字，同时把玛雅语访谈翻译成西班牙语，这是因为最终版的调查报告会用西班牙语写成，而收尾工作将由一个专业团队来做，他们会对证词进行归类、分析和编辑。埃里克那天在酒馆就这样细细给我解释着，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又非常冷静，一副典型的与人心照不宣的腔调，心里知道我是不会拒绝这个邀约的，这倒不是因为一瓶里奥哈下肚让我头脑发热，而是他看透了我就是个脑子缺了一块的人，猜到我一定会就此答应下来，并且为能加入这样一个计划而兴致勃勃，不会想到要讨价还价，更不会思考其中的利害。而事实上，我确实没有多加考虑就答应了。

P3-7

（莫亚的）写作仿佛发自其祖国的诸多火山之底。……他作品中犀利的幽默，仿如巴斯特·基顿的电影，又似一颗定时炸弹，足以威慑那些蠢蛋（民族主义者）脆弱的稳定感，让其失控，恨不得把作者吊在公共广场上。而实际上，对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来说，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高的荣誉。

——罗贝托·波拉尼奥

一位风格强烈的作家。在其精悍的小说中，他以情感强烈的讽刺笔调攫住一个虚构概念，然后再不断对其进行挤压，再挤压。

——詹姆斯·伍德

在结构和长度上，《错乱》都让人想起波拉尼奥的《遥远的星辰》

——《纽约太阳报》

和卡夫卡一样，莫亚以讽刺之眼关注官僚是如何成为独裁者的同谋的……从荒诞写到恐惧，又回到荒诞，这和《城堡》有某种相似的特质。

——《世界》

《错乱》中的叙述者“仿佛是一条蛇，他会发出咝咝响，会吐出剧毒”，但莫亚又能将伯恩哈德式长句自如地扭转，从而为其所用。

——The Millions

莫亚将焦虑变成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反抗行为。……他使得萨尔瓦多在文学版图上有了一席之地，让它在国际上有了独立于头条新闻的存在。

——《国家》

莫亚是当今最具创造性的小说家之一。他对人类状况的探索。植根于他对政治和心灵奥秘的深刻了解，具有无尽的魅力，他是一个世界宝藏。

——克里斯托弗·梅里尔，联合国国际写作计划负责人

西班牙语文学界最高奖项之一曼努埃尔·罗哈斯奖章获得者。

《错乱》是作者首部译入英语等12种语言的小说代表作，入围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作者手稿已被马德里塞万提斯学院珍藏。

一部荒诞不经的黑色喜剧，在爆笑与不安之间获得一次癫狂眩晕的阅读体验。

一篇引人深思的现实寓言，见证历史的同时，思考在同样充斥着疯狂与暴力的今天，我们何以抵御精神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