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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理想国纪实02 扫地出门 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
定价: 78
ISBN: 9787570322879
作者: 马修·德斯蒙德
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5
用纸: 胶版纸
装帧: 平装
开本: 32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房价跌至低谷。一部分房东借机在贫民区置产向穷人出租，把价格低廉的房子变成了一座金矿。
租房的穷人中，有带着好几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毒瘾缠身但心地善良的男护理师、给房东干活抵租金的残障人士。他们与蛇虫鼠蚁比邻，水管常年堵塞，水电燃气说停就停；即便如此，一旦欠租，他们就会被扫地出门。随后房东再转手把房租给别人，如此周而复始……
房东、房客、私人住房市场，究竟谁在获利？谁又该为贫穷负责？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深入两个贫民区，采访三十多名房东，出入驱逐法庭上千次，翻阅无数档案资料，以八个贫困家庭的生活为线索，讲述了他们围绕居住与生存经历的争吵、挣扎与哀求，呈现出一幅美国底层社会的鲜活图景，从中探问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根源。
家：占有与驱逐/项飙
作者按
序曲：冷冽之城
第一部分 房租
第1章 房东这一行
第2章 凑房租
第3章 热水澡
第4章 大丰收
第5章 第十三街
第6章 鼠窝
第7章 病号
第8章 400室的圣诞节
第二部分 驱逐
第9章 外送服务
第10章 随叫随到的瘾君子
第11章 贫民窟是个好地方
第12章 “一次性”关系
第13章 E-24号拖车
第14章 能忍则忍
第15章 妨害行为
第16章 雪地上的灰烬
第三部分 后来
第17章 这就是美国
第18章 用食物券买龙虾
第19章 小不点
第20章 没人想住在北边
第21章 大头男婴
第22章 如果他们要处罚妈妈
第23章 宁静俱乐部
第24章 永无翻身之日
终曲：家与希望
关于我的故事：研究始末与回顾
注 释
致 谢
索 引
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曾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作为一名民族志学者，德斯蒙德关注居住正义、城市生活、底层剥削等议题。已出版作品五种。他的研究曾获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他的文章常见于《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2015年，德斯蒙德凭借对驱逐议题和住房政策的出色研究，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2016年，他被评为“影响全美政治议题的五十位人物”之一。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谢伦娜·塔弗（Sherrena Tarver）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谢伦娜是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Milwaukee）为数极少的黑人全职房东之一，靠出租房屋赚钱。次贷危机后，她以每月一套房的速度在贫民区置产。贫民区里大量家庭因为不能按期还按揭，被扫地出门，房价跌至低谷。被扫地出门的家庭不得不租房，所以房租不降反升。
谢伦娜买的这些房子特别便宜，因为它们没什么升值空间。但在黑人贫民区的房租又高得出奇。穷人买不起房，只好租；再者，他们（特别是黑人）在别处租不到房，只能在贫民区里租。贫民区因而成了租房生意的一脉金矿：不少在富人住的郊区赔了本的房东，都指望着在这里把钱捞回来。
然而，在贫民区出租房产也有它的问题：穷人没钱。很多穷人靠联邦发的救济金过活；有时候房租要吃掉家庭总收入的70%，所以他们不时拖欠房租，导致他们不断被逐出家门。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一书，解释了强行驱逐是将一些人的贫困转化成另一些人的超额利润的关键环节。2009年至2011年间，密尔沃基每8名房客中至少有1人经历过强制性搬迁。2012年，纽约的法院每天都会判出将近80笔以未交租为由的驱逐令。被驱逐过的房客因为有了这个记录，很难再租到好房子。他们只能住进条件更为恶劣的社区。贫穷、暴力、毒品进而聚集到了一起。为保证按时交租、不再被驱逐，他们更要节衣缩食。这样，驱逐不仅是贫困的结果，还是致使贫困不断恶化的原因。贫穷能够成为利润的源泉，并不是因为穷人被剥削，而是因为他们不断突破自己生存条件的底线—吃本来不能吃的东西，住本来不适合住的地方—为没有价值的房子创造出不菲的租金收入。驱逐是不断突破底线的重要驱动力。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除了历时一年多的实地调查、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大范围的档案检索，作者又在成书后专门聘请了一名校对员，对他所有的田野笔记进行一一核对。但是，它又和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很不一样；这里没有理论假设、没有框架，甚至没有概念。学术作品中常见的内容，比如文献回顾和数据陈列，也都隐身于脚注间。整本书像是一部深度纪录片，从一个场景推移至另一个场景。作者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直白而细致的描写有如特写镜头，把各个人物的表情语气、所感所思直接呈现给我们。诸多具体场景叠加在一起，逐渐呈现出强制驱逐这一现象的历史、制度、结构特征及其后果。
最让我感叹的是，马修能从“看到的东西里看到东西”。我们时常无视眼前的事物，又经常看见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之所以对眼前的事物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们不符合自己的理论视角（比如阶级、性别、自我意识），因而显得琐碎而无“意义”。与此同时，我们拿自己的框架去诠释世界，生造出“意义”，好像看见了一些似有若无的东西。当我们看不清眼前琐事对于受访人的意义、看不清受访人的真实感受时，我们只好灌入自己的想法，把不在眼前的东西拉扯进来。事实上，直观的感受才是生活实践的血液，观察者的臆想无非是窗外的雨点。
我问马修，他是如何与受访人建立起那种强烈、直接的同理心的。他强调，这不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你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的问题。对身边的事物予以高度关注，是他一贯的生活方式。“你看坐在眼前的朋友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是蓝色。但那究竟是哪一种蓝色，它和通常说的蓝色可能又不一样。”只有深入到细节，才能看清生活的肌理。他很受几位被他称作是“观察天才”的小说家的启发。除了大家熟知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和《天堂》（Paradise）的作者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之外，他还提到了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以及杰斯米妮·瓦德（Jesmyn Ward）。 他们从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里，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觉得马修还有一种能力，能在陌生的受访者身上看到他自己。因为在受访者身上看见了自己，受访者就是很具体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理论定义了的“角色”。 调查者在受访者身上看到自己，也会让受访者在调查者身上看见自己，彼此都可以放松。调查者无须时刻惦记着那些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用不着为一问一答间可能出现的冷场担心。如果一时无话可说，就观察对方怎么自言自语，怎么在沙发上发愣打瞌。受访者对马修坐在身边埋头写笔记也毫不在意。
马修的这个能力和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是离不开的。他出身贫寒，父母曾有过被驱逐的经历。后来他又认识了不少被驱逐的、不得不自己动手盖房的游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只能研究和自己生活经历相似的群体。人类学实地调查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通过长时间的亲密互动，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要达到这种状态，靠投入、靠执着、靠想象，归根到底靠对生活的关怀和热爱。能与街头小贩随意地聊天和建筑工人轻松地玩笑，是一种相当重要的能力。如果不培养这种能力，那么方法和理论学得越多，你和这个世界的距离也许就会拉得越远。
马修能从受访者身上看到自己，在书写时却全然没有提到他自己。全书采用第三人称。这和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志书写风格迥然不同。从影响深远的《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一书出版后，把自己写入民族志几乎成了人类学家的一项义务。学者们强调，研究者不是全知的上帝，我们总是以某种具体身份、在某个具体位置上进行观察和思考的。所以需要阐明自己的立场，说明如何在互动中理解对方。几乎在同一时期，西方媒体写作也越来越多地引入作者本人的身影。这种情况在中国也相当明显。如果我们把20世纪30年代、80年代的报告文学和2010年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做一个对比的话，“我”的介入是一个突出的变化。从“我替你看”到“我带你看”—作者的行踪构成报道的基本线索，报道者双目所及即报道的基本内容。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仅仅是我们在后现代认识论的轨道上滑得太远吗？人们一般认为《写文化》代表了人类学学界内部的反思和转化。但是媒体甚至文学界同时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说明背后可能有更普遍、更深刻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北美和当下的中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具体矛盾复杂多样，个体焦虑凸现，但是社会却没有统一的“大问题”感。“大问题”感，在冷战初期、在民权运动及反越战运动中是很明显的。身份政治的兴起，使得个体经验替代了公共问题，成为思考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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