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话王蒙、黄奇帆、靳诺、郑新立、杨春贵、李君如、石仲泉、陈晋、高尚全、周文彰、毕京京、庄聪生、卓泽渊、冯秋婷、宋志平等15位思想者，他们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建党百百年的历史节点，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回望来路，展望未来，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分析中国道路的成功之处，讲述复兴之路的奋进历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献策。中华民族何以实现和迎来三个伟大飞跃、中国为什么能、中国道路为什么能、党为什么能等一系列问题，都能在他们的精彩对话中找到答案。

本书是一本与颇具影响力的思想者深度对话的访谈录，更是一部深度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诚意之作、一场中国道路的文化盛宴，还是一部回答时代之问、解疑释惑的答案之书，有利于我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好地做好中国事情，讲好中国故事，走好中国道路，畅谈党的故事、中国道路的故事。

【本书主编】

程冠军，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领导科学》杂志总编助理、中国领导网执行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诗人、理论工作者，资深媒体人、知名文化学者。先后担任《学习时报》记者、中央党校《理论网》采编中心主任，2018年1月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主持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中小企业发展论坛，连续多年采访全国两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发表各类作品300余万字，先后出版《共和国思想者》《企业家论语》《走向善治的中国：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观察》《精准脱贫中国方案》《你从梁家河走来》《为什么出发》等多部专著。

【对话人物】

王蒙，原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

黄奇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靳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郑新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杨春贵，原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名誉会长。

李君如，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石仲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党史专家。

陈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著名经济学家。

周文彰，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毕京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国防大学原副校长。

庄聪生，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原会长。

卓泽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育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冯秋婷，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

宋志平，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党如何领导改革

—— 对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著名经济学家 高尚全

改革开放40 多年来，我们党是怎样领导改革的？取得了怎样的巨大成就？创造了多少成功的经验？从企业改革的角度畅谈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巨大变化，对党领导改革的宝贵经验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取得的重大突破进行梳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切入点。

从企业自主权的变化看改革

程冠军：企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您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关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请您以企业改革为引线，谈谈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巨大变化。

高尚全：1956 年，我在一机部工作时，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的关注。一件事情发生在沈阳，有个变压器厂，属于一机部管辖；还有一个冶炼厂，属于冶金部管辖。两个厂近在咫尺，却不相往来，原因是他们的业务都要经过部里调配。变压器厂需要铜，不能直接去冶炼厂买，而是要向两个部打报告，审批之后才能购进。

现在看来这是多么滑稽的事情，但在当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上海。1956 年夏天，上海异常炎热，一家企业为了防暑降温，向上级部门打报告申请购买电风扇，报告通过11个部门的漫长审批，终于获得批准，但这时夏天已经过去了。

这两件事很有代表性，把企业体制弊端暴露无遗，对我的触动也很大。经过深入调研，我写了一篇调研报告《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报告中我直陈企业自主权过小，由于中央主管机关管得太多、太细，企业的许多事情都要请示中央有关部门，即使是很小的事情，如盖一个厕所或买一台打字机也不例外。1956年12 月6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报告，还专门配了一幅漫画：一个企业为了买打字机，叫人坐火车到北京来请示，部里的领导办公桌上的文件厚厚的一摞。可见，体制弊端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企业的自主权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下面我做一个梳理：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1997 年党的十五大明确地提出调整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下去。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2003 年就已经提出。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当时不仅提出现代产权制度，而且提出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之路，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使我们有了明确的方向，国有资本集中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有进有退，而不是说只进不退，而且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企业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各种所有制企业都要平等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公平地开展竞争，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党的十九大提出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实行市场机制有效、微观经济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继续前进，这对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大有益处。

人间正道是大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2 000 多年前，《礼记·礼运》就提出了“大同”和“小康”之理想。从那时起，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就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为中华民族的“大同”和“小康”梦而不懈求索。

2 000 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一腔情怀，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青云之志，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壮与豪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勇往直前、前赴后继，他们夙夜在公、愈挫愈奋……他们奋斗了2 000 多年，始终没有实现中华民族美好朴素的梦想。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封建社会自身的局限性，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盛世都无法达到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境界，中华民族的美好梦想也只能化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清末之后，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美好梦想也因之魂飞梦断。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主心骨，中国革命的面貌也因此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承载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任，经过近百年的求索，终于使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向了一条通往小康和大同的中国道路，这条道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