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 名：鲁迅与陈独秀

作 者：孙郁著

ISBN：978-7-108-08131-5

定 价：69元  

页 数：349页

编辑推荐： 

五四学人中,至死而保持个人独立者，唯鲁迅和陈独秀二人

 内容简介： 

对于我们民族的痼疾，鲁迅像是一个摸脉的人，觉出了重病，并说了出来，而陈独秀则像是操手术刀的人，动了刀，且流了血，所以其命运更严峻且惊心动魄。

鲁迅靠文字与思想立于世间，陈独秀则是以生命的血与火书写自我。五四学人中，至死而保持个人独立者，唯鲁迅和陈独秀二人。

鲁迅与陈独秀都是在无援的荒漠中无畏的前行者，不走寻常路，有着惊世骇俗的逆反。不是每个时代都会出现鲁迅和陈独秀这样的斗士，两人提供的文化标本和隐喻，值得我们反复勘探和体味。

作者简介： 

孙郁， 本名孙毅，1957年秋生于大连。曾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著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国学》《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往者难追》《思于他处》等。曾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朱自清散文奖、丁玲文学奖等。

目录：

初识................................... 1

播火者................................ 22

在路上.................................42

智之火................................ 66

绿林人................................ 84

伴奏者............................... 107

谁的我............................... 123

革命癖............................... 142

旧影子............................... 160

血 字............................... 180

左派们............................... 202

政客乎............................... 222

磁 力.............................. 242

敌人们.............................. 266

别的路............................... 289

杂感家............................... 313

野学问............................... 332

精彩摘读： 

当五四落潮的时候，一些读书人渐渐躲到书斋里去了。但鲁迅与陈独秀却走到了风雨之中，将己身抛到了险境里。不错，他们都是讲个人本位的，有一点济世的遗风。看他们的文章和诗，也有孤苦难诉的地方。比如鲁迅的《野草》和《彷徨》，对人的本然与内心的理解，有大的哀凉。但他们却未被“小我”的情感左右，知道自己属于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像陈独秀这样的人，久历苦难，至死不渝，未被己身的苦楚所囿，心系的还是广大的世间。二人相似的地方是，文章有个性的张力，恪守着“人各有己”的信念，不愿成为别人的应声虫。但在他们那里，又找不到享乐主义的东西，他们倒像是苦行僧，去普度天下的受难者。在对自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上，两人的态度有惊人的相似。1938 年，当周作人落水的时候，陈独秀有一篇文章曰《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已将问题点明，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个人主义的关联深切地描述出来。那文章谈到了周作人，对其附逆于日本侵略者颇为反感：

最后，我还要说到我们的周作人先生。敬爱日本人民的诚实和勇敢，洁静和富于同情心，甚至承认日本政治也比中国清明，并且痛恨中国社会之堕落和政治之不良，我都和周作人先生没有两样；然而这一切决不能减少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心情。在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中国的汉奸卖国贼领导之下高谈中国文化再生，这不能不是人类文化之奇耻大辱！因此我不能不为周作人先生惋惜，严格的说，应该是斥责而不是惋惜，虽然他是我多年尊敬的老朋友！ 

这是陈独秀做人的底线。个人本位倘若违反了民族的道义，那选择大抵是可疑的。先前的时候，陈氏与周作人围绕信仰自由有过一次争论，那一次周作人理直气壮，看到了陈氏排他主义的倾向。现在呢，陈独秀又从周作人的附逆里，发现了所谓个人主义的自闭倾向，即人一旦在强权下苟活，且畅明自我核心，那不免有些自私与自利了。鲁迅当年就对周作人的消极有过一种担忧，觉得与黎民的距离殊远，过分地陶醉于自我，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看他们文章的差异，就可见彼此自我观的色调。读周作人的札记、随笔，心要沉下去，懒洋洋地躲在那里，没有动作的欲望。但鲁夫子与陈独秀的文字，却让我们的心急剧跳动着，有着冲到户外的激情，那文本让人充满了血性，知道民众的解放才是自我解放的前提。晚年的时候，鲁迅在一篇谈及重病的文章里写道：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在鲁迅倾诉性的文字里，顾影自怜的一面是看不到的。他的文本显得极为复杂。既无自命不凡的那一套，不承认自己是导师、指路之人，也不消沉到与世隔绝的地步。鲁迅的痛感延伸到了一种人类共有的悲哀里，但又超乎寻常的猛烈。他身上背着沉重的文化之山，又不安于木然地存活。你读他身上的苦楚，有时是不是可感到为民呼号的焦虑？他的一切已与身后的土地深切地连在一起了。有时我想，他直到晚年依然礼赞裴多菲这样的人物，大概是看重其内心的个人精神，以及解放民众时的殉道感。有人曾把鲁迅描写成孤苦无援且与世隔绝的个人主义，那大概是不确的吧！他和陈独秀这类人，是不会躲在书斋里过冲淡的生活的。因为毕竟还有儒士的救世遗风，愿意为年轻的一代做一世的牺牲。在“为人”与“为己”之间，多少都倾向于前者一些。“为人”，但又不怕泯灭了自我；“为己”，又不滑入孤芳自赏的自娱之途。五四之后，许多文人于此陷入困顿。左联的一些作家为民呼号是殊为感人的，可后来大多流入了宣传的路径，自我的独立性消失了；而京派一些学人又过于自我，与天底下受难的民众有着某种隔膜，声音里多了雅士的旋律，是悠然见南山的调子。但鲁迅、陈独秀似乎不是这样，他们走的是一条常人难以忍受的路。同样是投身社会，绝不随顺别人的意志盲目行动；同样是孤傲狂放，可心底永远响着黎民的声音。理解这两个人，大约应注意到这些特点。考虑到其复杂性，才会懂得个别性。越是个别的存在，有时就越是复杂的。

有几个骂鲁迅的人，说他很世故。“世故老人”“刀笔吏”云云，曾背在鲁夫子的身上。比之于陈独秀，鲁迅也可说有点“世故”。比如反对赤膊上阵，生存第一，不可无谓地牺牲自己等等。他致许广平的信中曾坦言，为自己和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因为自己的思想太黑暗，所以面对社会以及青年人时，说话不免吞吞吐吐，不想把黑暗传染给别人。承认自己黑暗，有绝望的东西在，那是率真的。鲁迅有时对自己有点自虐的态度，他过于压抑自我，便把那压抑里的冲动转化到文字中。细心的读者，也可看到其间的血色，那是自戕的结果吧。

鲁迅的文字背后，有着不可言说的东西在，内蕴的纷繁，非一两句话可道。他未尝将自己的话全部说出，因为一旦张口，便感空虚，这是他先前说过的。但我们看陈独秀的文章，则一马平川，一览无余，并无什么神秘的地方。他一生受辱可谓多矣，绝非鲁迅可以比肩。但你读他的书，绝望与孤苦殊少，明朗的东西可鉴，作品直来直去，毫不隐曲晦涩。鲁迅的书像密林，有着幽深的感觉，路径多条，盘根错节，亦如太极之图，变幻多端。陈独秀的文章则如大漠惊沙，平静时灿然无声，骚动时搅天动地，然而并无迷宫之感。陈氏是不主张消极和绝望的，这态度曾使鲁迅感动不已。他的小说就留有某些陈独秀的暗示，故意留一丝亮色。然而却做不到陈氏那样的直白与狂热。所以曹聚仁曾感叹，鲁迅有些灰色的东西，陈独秀却直来直去，并无颓然的情绪。同样是不向黑暗低头，陈氏对历史的进化持乐观的态度，不像鲁迅那么迟疑、徘徊，时常进行着拷问。看陈独秀的文字，就仿佛古战场的斗士，不顾一切地杀将出去，前面是希望的旗，胜利就在那旗帜之下。1938 年6 月，他在那篇《我们断然有救》中坦言自己的信念，也可看出他的精神底色：

去年九月，我在南京出狱未久，在中英协会和适之、孟真晤谈时，孟真向适之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乐观。”他这样说的缘故，是因为在那几天以前，我们谈论世界大势时，孟真很颓丧的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运命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势力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阴贼险狠，专横武断，一切不择手段的阴谋暴行，都肆无忌惮的做了出来，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运命？”我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他很严肃的向我说：“全人类已临到了窒息的时候，还能够自救吗？”我说：“不然，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

雾而见青天的力量……我们不要害怕各色黑暗势力笼罩着全世界，在黑暗营垒中，迟早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只要我们几个人有自信力，不肯附和、屈服、投降于黑暗，不把光明当做黑暗，不把黑暗对付黑暗，全世界各色黑暗营垒中，都会有曙光放出来，我根据这些观点，所以敢说“我们、断然有救！” 

细读这一段话，自然让人想起五四前后的《新青年》风格，许多年过去，仍痴心不改，以不变应万变。在信仰的天幕上，有永恒的星光吸引着他勇敢地走下去，从不怀疑那光芒的确切性。陈独秀是始于怀疑，终于信仰的人；鲁迅却有点异类，他的“信”有一点限度，不仅怀疑过别人，且也怀疑到了自己，认为自己有时也是不可信的。所以你看他的一生，无论做什么，都要迟疑些时候，或者比别人慢上半拍，绝不是冲在前面的振臂一呼的英雄。新文化运动中，他只是敲边

鼓的人，不是什么领袖。左联的成立，他是被推到台上，然而那运动的领导者也并不是他。回想辛亥革命前后，他的勇气，尚不及章士钊、陈独秀等人，从未卷到社会的旋涡里，有时不妨说是个看客。通缉来了，只好逃、躲，进入租界避难，不像陈独秀那样几次入狱，成为别人的猎物。他固然欣赏陈独秀赴汤蹈火的勇气，可却不赞成做无谓的牺牲，因为保存自我是更重要的。所以他反对学生盲目地游行，以及无意义地暴露自我。当李立三希望其搞街头集会、演说的时候，他断然回绝了。鲁迅知道，和旧势力周旋，也须“市侩的手段”，万万不可书生气十足。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丧失在恶人的手下，实在是不值得的。

屠格涅夫曾谈过知识分子的两种模式：一是堂吉诃德式的，一是哈姆雷特式的。前者是不顾自我牺牲而殉道的勇士，后者则是不断犹豫、怀疑自我的人。屠格涅夫似乎喜欢堂吉诃德那一类的人，以为有着无知的悲壮感。可是这两种模式用来分析鲁迅与陈独秀，就有一点失灵。他们都有堂吉诃德的一面，也有哈姆雷特的一面，只不过表现的形式颇有差异罢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都是有个性的人，都不同于流行色，有自己的操守，可他们都搅动了这个世界，给死灭的王国

带来一点亮色。鲁迅与陈独秀，是不是也这样呢？后人评价前人，大致喜用一种模式，把鲁迅比之于哈姆雷特，将陈氏目之为堂吉诃德，这在感官上看，似乎如此。但细细一想，好像又有些笼统。当鲁迅向着刀丛发出悲愤的吼声时，当他明知硬译是条死路，却又勇猛选择了这条苦径时，难道没有一点堂吉诃德相？评价这样的历史人物，用一种尺度看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