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详情
基本信息
书名:汉宋之争视阈下的清代韩学研究
查金萍 著
ISBN 978-7-305-29910-0
定价:98.00元
开本:16
页数:348
出版时间:2026.9
图书简介
本书以汉宋之争为背景,以“学”来划分清代韩愈接受的群体与阵营,并在其中选取重要代表,对他们的韩愈接受与研究进行全面论析,包括他们创作上对韩愈诗文的接受,诗文选本中对韩愈诗文的选评,诗话、文话及文集中对韩愈思想、诗文的评点等,以期从个体的接受研究出发,来探索他们韩学研究背后学术之争的影响,以及由个性接受为基础进一步探讨群体韩学研究的共性及共性形成的原因与影响,最后达到对清代三个阶段韩学的特点、成就与影响进行全面论述的目的。
作者简介
查金萍
毕业于南京大学文学院,师从莫砺锋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合肥大学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兼任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合肥大学环巢湖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理事、东亚唐诗学研究会理事、安徽省朱子研究会理事等。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等多个项目,在《文艺理论研究》《天津社会科学》《学术界》等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3部,其中专著《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荣获合肥市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
目 录
绪论 / 1
上编 萌芽与分化:清前期的韩学研究
第一章 “清初三大家”的韩学研究 / 15
第一节 “重民论者”黄宗羲的韩学研究 / 15
第二节 “清学开山之祖”顾炎武的韩学研究 / 21
第三节 “宋明理学批判者”王夫之的韩学研究 / 23
第二章 庙堂理学家的韩学研究 / 31
第一节 理学名臣李光地的韩学研究 / 31
第二节 桐城派始祖方苞的韩学研究 / 46
第三章 文坛代表人物的韩学研究 / 64
第一节 文坛名辈钱谦益的韩学研究 / 64
第二节 理论宗师叶燮的韩学研究 / 85
小结 汉宋之争与清代韩学的奠基 / 98
中编 对立与斗争:清中叶的韩学研究
第四章 汉学阵营的韩学研究 / 105
第一节 吴派的韩学研究——以钱大昕为中心 / 105
第二节 扬州学派的韩学研究——以阮元为中心 / 123
第三节 常州学派的韩学研究——以张惠言为中心 / 135
第五章 宋学阵营的韩学研究 / 144
第一节 刘大櫆的韩学研究 / 145
第二节 姚鼐的韩学研究 / 159
第三节 方东树的韩学研究 / 178
第六章 文坛其他名家的韩学研究——以袁枚为中心 / 195
第一节 袁枚的韩学研究 / 195
第二节 赵翼与蒋士铨的韩学研究 / 211
第三节 翁方纲的韩学研究 / 219
小结 汉宋之争与清代韩学的高潮 / 225
下编 会通与转化:清晚期的韩学研究
第七章 汉宋会通阵营的韩学研究——以曾国藩为代表 / 232
第一节 “述作窥韩愈”——曾国藩对韩诗的接受 / 233
第二节 “独与韩公当”——曾国藩对韩文的接受 / 240
第三节 “师淑韩公二十霜”——曾国藩对韩愈文论的接受 / 248
第四节 “文笔昌黎百世师”——曾国藩的韩愈研究 / 252
第五节 学术之争与曾国藩的韩学研究 / 258
第八章 今文经学阵营的韩学研究——以魏源为代表 / 262
第一节 魏源文学创作与理论对韩愈的接受 / 263
第二节 魏源《诗比兴笺》对韩愈的研究 / 269
第九章 西学阵营的韩学研究——以严复为中心 / 274
第一节 严复的韩学研究 / 275
第二节 西学阵营其他代表人物的韩学研究 / 288
小结 汉宋之争与清代韩学的演化 / 297
附录 《御选唐宋诗醇》与清代的韩诗接受 / 299
主要参考文献 / 317
后记 / 331
精彩书摘
节选自
第九章 西学阵营的韩学研究
——以严复为中心
晚清七十年的学术特点可以用王国维所说的“道咸以来之学新”来概括,然这个“新”字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指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所倡导的经世思潮,又指曾国藩等人提倡的“会通汉宋”思想,还指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大量涌入的西学思潮(主要指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哲学与文化)。时代发展到甲午中日战争之际,清王朝乃至中华民族已岌岌可危,一系列的战争失败表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潮已经不能解决这个老大帝国的根本问题。知识分子已开始意识到:关键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而是要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鸦片战争至甲午海战,洋务派主要主张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以强军强国,然而事实证明,仅仅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只有大量引入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与理念,方能挽狂澜于既倒。此时出现了一大批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严复、林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他们主张学习西方,通过行维新变法,拯救危亡中的王朝与国家。这批人我们姑且把他们划分为“西学阵营”。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西学阵营”的这些代表人物,他们大多忠于清王朝,后来多不赞成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但是他们对西学的接受与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传统思想与文化的态度。在他们身上,中西学之争体现得尤为明显,故考察光宣时期的文学,中西学术之争是我们不得不考量的一个维度。中西学术之争是在汉宋之争已经基本消融之际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格局,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汉宋之争的尾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考察西学阵营的韩愈接受与研究,便是考察汉宋之争消融阶段的韩愈接受与研究,是本书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缺少本节内容,本书便不够完整。
有学者考证,1895年是中国引进“西学”的重点发生变化的关键一年。“1895年之前,自然科学书籍占整个翻译西书总数的70%—75%,社会科学书籍只占25%—30%。到了1895年以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据正好相反,社会科学书籍占整个翻译西书总数的70%—75%,自然科学书籍只占总数的25%—30%。”而1895年,正是严复发表《辟韩》的这一年。
清代韩愈接受史上,并非没有非韩的声音。从清初的王夫之到清中叶的凌廷堪、江藩、包世臣、章学诚,再到晚清的王闿运等人,都有否定韩愈的观点。与他们的非韩不同的是,严复等西学阵营的代表人物否定韩愈主要是为了推行政治变法与改革。他们对韩愈的接受与研究也不仅仅只有否定与批判,而是丰富而复杂的。为了更好地了解西学阵营的韩愈接受与研究,下面以严复为例,对他的韩愈接受与研究进行全面考察。
严复写作《辟韩》的动机
从《辟韩》的写作时间来看,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自鸦片战争以来,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期:两次鸦片战争的后遗症,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等农民起义的影响,最为直接的打击便是甲午中日战争的节节败退,给当时的清政府以及洋务运动当头一击。正如梁启超所云:“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初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救亡图存的有识之士纷纷探索救国良方。作为早期留学英国的知识分子,严复对西方近代社会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以这样的西学背景来考察当时中国的政治与思想,严复逐渐认识到: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国内政治制度的落后、黑暗、腐朽,“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严复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才能避免亡国灭种之危机。怎样以一己之力唤醒民众、教育民众,抨击封建专制?严复撰文、译文、办报。在最具代表性的《辟韩》一文中,他选择了韩愈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箭垛式”人物,选择了最能代表韩愈思想的《原道》一文发起了猛烈攻击。
接下来的问题是:严复反中国封建专制,宣扬西方民主思想的文章,为何选择了“辟韩”为题?韩愈为何成为严复首先要攻击的古人?在韩愈诸多作品中为何选择《原道》作为批判对象?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韩愈的地位。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自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开始,韩愈在文学、思想以及人格方面被历代统治者、思想家与文学家推崇,尽管其中也有非议与指责,但主流的声音仍是推尊,尤其在宋、清两代,韩愈的地位居高不下,影响深远。就清代而言,在国家层面,韩愈一直是吏部、翰林院、礼部、国子监土地祠祭祀的土地神。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多见于清人笔记,如朱彝尊的《日下旧闻》与王士禛的《池北偶谈》,民国时期钱基博《韩愈志》亦有论述:“自明以来,北京吏部、翰林院、礼部、国子监土地神俱祀韩愈。”由此可见统治者与各级官员对韩愈的重视;在文学界,韩愈的古文与诗歌一直是清人接受的重心。古文方面,贯穿清代始终的桐城文派,自始祖方苞开始即“文介韩欧之间”;诗歌方面,叶燮在《原诗》中对韩愈极尽赞誉:“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并将韩愈推举为古今三大诗人之一。清代的宗宋诗人无不以韩愈为宗,直到晚清的“同光体”,韩愈仍是他们效仿的对象。到了严复所生活的时期,桐城派古文仍然占据南北文坛,“同光体”如日中天,而直到戊戌变法那一年,新任礼部尚书照例要向部中供奉的土地神韩愈行跪拜礼。韩愈在思想界、文学界的崇高地位不言而喻,选择这样重磅式人物作为“箭垛”,自然更具代表性与震慑力。
第二,《原道》的影响。诚然,假使韩愈只具备名气与影响,而与严复所要抨击的对象毫无关联性,与其所要提出的主张毫无针对性,他也不可能选择韩愈作为口诛笔伐之对象。严复之所以选择了辟韩,重要的原因在于韩愈的思想正是拥护中国千年封建制、君主制之儒家正统思想,《原道》一文正是韩愈为后代树立明确“道统”的宣言式作品。故而,严复虽言辟韩,然更确切地说,应是辟《原道》。《原道》是韩愈的“五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是针对中唐时期儒家道统遭到破坏而发出的批判,同时此篇也是儒家思想史上重要的篇章。《原道》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该文推尊“君权神授”“尊君轻民”的思想,如下面一段文字即是这种思想的有力体现: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其二,该文为儒家建立了道统,指明了儒学的传授渊源,具体见下面一段文字的阐述: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其三,极力排斥佛老,其力度之大,以至于:“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认为,其中最后两方面是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两大原因。可见《原道》问世后,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文在历代接受的进程中也有批评否定之词,然而,历史上没有一家对韩愈此文中的“道统”本身的正确性进行质疑,没有一家对韩愈所提倡的封建专制与儒家思想进行过反驳,恰恰相反,历代君主、贤臣与文士推崇的正是这个道统,正是这种思想,故而此文对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所谓“擒贼先擒王”,批判一种现象,一定要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最具影响力的对象。严复正是看到了此文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不可动摇之地位,看到了此文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尊君轻民的思想的根深蒂固,才以此为攻击对象,来书写自己对君主专制的激昂控诉,从而提倡西方民主共和思想。故《辟韩》围绕该文的第一个方面展开大肆批驳:他用“则彼圣人者,其身与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后可”之逻辑推断来否定韩愈“古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的说法,对古人思想中的“君权神授”“圣人创造历史”等观念予以强烈的反击;又针对韩愈:“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的尊君诛民思想,提出了更为有力的批驳,他说:“夫苟如是而已,则桀、纣、秦政之治,初何异于尧、舜、三王?且使民与禽兽杂居,寒至而不知衣,饥至而不知食,凡所谓宫室、器用、医药、葬埋之事,举皆待教而后为之,则人之类其灭久失,彼圣人者又乌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紧接着,进一步论述君权并非神授,而是百姓为了自卫的需要,根据社会分工的原则来确立,即“君权民授”,“故曰: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惟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从而全面否定韩愈的“道”(君臣之伦)。
第三,对现实的影射。《辟韩》是否有对现实的含沙射影?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部分认同王宪明《解读〈辟韩〉——兼论戊戌时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之关系》的观点,王文认为严复辟韩的真正动机在于批判李鸿章而支持张之洞,具体阐述详见该文,此处不赘述。不过我们认为严复的辟韩虽然暗含对李鸿章的批判与对张之洞的示好,但此种动机仅为《辟韩》一文可能包含的言外之意,而非其写作主旨。
严复的整体韩愈观
《辟韩》一文,固然是严复的非韩大作,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文章批判的重心聚焦在韩愈《原道》中的君权神授、尊君轻民思想,对《原道》的其他方面并未涉及,更别说对韩愈整体的批判了。而且在严复的《〈古文辞类纂〉评语》中可以看到他对韩愈《原道》的两条批语,其中第一条总评全篇:“此篇文最可玩者莫如转接衔接处。入后几处直接,不用关捩虚字,故笔笔不测,而意境闳奥。”由此可知,严复对《原道》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首肯的。通观严复的全部作品,他的批韩之作也仅限于此一篇。如果要全面考察严复对韩愈态度,我们还要看他对韩愈其他方面的评价。
通读《严复集》,我们不难发现,西学根柢深厚的他,对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韩愈及其诗文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极为熟稔。为了让自己的译著与文章广为阅读,为了这些振聋发聩的“苦药”能为国人接受,严复在“苦药”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一般士人所醉心的汉以前古雅文体。这取得了成功,它使得那些对西洋文化无兴趣甚至反感的人也认真阅读和思考起来,在学界取得了很大的影响”。为了运用好这种古体,严复是对韩文实下了一番功夫的,从他的《古文辞类纂》批语可见,他对韩愈的代表性著作,或从文学性方面,或从字词考证方面,做了多条批语,而且颇有见地。如《送杨少尹序》批语:“只取一古事比方,无它谬巧。文家以此最为上乘,竭力尽气追之,此所以成无出息文人。”这些评语多以肯定、赞誉为主,他自己的写作多向韩文学习,仅从其集中的《原强》《原败》《原贫》《原富》诸篇,即可看出他对韩愈“五原”的效仿;他在《与梁启超第二书》中明确说明了他的文章思想与摹追偶像:“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者。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曰:‘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这种论调与韩愈的“文以明道”“气盛言宜”颇为一致。
严复对韩文的肯定与模仿,也与他受桐城晚期作家的影响有关。严复所生活的时代,尽管梁启超等人已觉得“文界之宜革命久矣……”,然以吴汝纶为代表的桐城末学,仍然受到主流推崇,他们的古文仍被认为是经典,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古文创作水平,严复与吴汝纶、吴汝纶的侄女吴芝瑛以及侄女婿廉泉来往甚密。我们从吴汝纶写给严复的信中,不难看出吴氏对严复古文写作的指点:“而姚选古文则万不能废,以此为学堂必用之书,当与六艺并传不朽也……中国用韵之文,退之为极诣矣。”严复也对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所提之建议多有接受,如对姚鼐《古文辞类纂》勤于研习,对韩愈古文推崇有加。
如果说,严复对韩文的推扬多少与其现实功利目的相关的话,那么严复对韩诗的研读则更多出于个人的喜好。纵览严氏诗集,总体来说,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如其文,然我们可以从其少量诗作以及他的《王荆公诗》批语可见两点:第一,严复的诗歌创作颇受当时“同光体”之影响。“同光派”的代表人物是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严复的诗歌喜议论、重事理,文字古奥,反对浅近,这些都与“同光体”颇为相似。另外,我们从严复的日记里,可以发现他曾多次参加“同光社”的“修禊”活动的记载。严复与“同光体”作家一起,诗酒唱和,其诗风或多或少受到他们的影响。而且在陈衍《石遗室诗话》中还有这样一段话谈及严复:“几道劬学,老而弥笃。每与余言诗,虚心翕受,粥粥若无能者。”也就是说,面对当时名气颇大的陈衍,严复虚心请教,表现得非常谦虚,从而亦不难推断出,陈衍诗风对严复颇有影响。“同光派”诗人主张宗宋,而清代宋诗派都推崇杜、韩诗,此派诗人的诗歌或多或少都有宗韩的影子,既然严复诗歌与“同光体”有千丝万缕之联系,故其对韩诗的态度可想而知。第二,从他对王安石诗歌的批语中可知其对韩诗的熟悉。由于王安石所处的时代与清末情形相似,更因王安石变法图强的精神与自己心心相通,故其平生最喜王安石诗作,集中收有《〈王荆公诗〉评语》。检阅这些批语,会发现他处处将荆公诗与韩诗进行比较:
《用前韵戏赠叶致远直讲》批语:“此二首句法多学韩南山,顾逊其妥帖,亦无其排奡,退之笔力固不易到。”
《桃源行》批语:“胜韩作。”
《和吴冲卿雪》批语:“全体学昌黎,落想新刻,可谓精能者矣。”
《云山诗送正之》批语:“造语似昌黎《山石》。”
没有对韩诗的信手拈来,又怎能对韩王诗之间的关联与比较评价得如此精到?既然王诗多仿韩,对王诗的喜爱,不正是对韩诗的赞赏吗?
由此观之,严复的韩愈观并非全面辟韩,应该说,他对韩愈诗文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而对韩愈思想,尤其是《原道》中体现出来的君权神授、尊君轻民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种韩愈观符合当时的时代语境与严复自身特点;作为一个批判君主专制并期望以西方民主思想来救国的有识之士,他注定会形成毁誉兼有的韩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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