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详情
基本信息
书名: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1. L'époque hyperindustrielle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 著
Bernard Stiegler
张新木 庞茂森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
定价: 45元
ISBN:978-7-305-23473-6
上架建议:哲学
编辑推荐
**本书获傅雷出版资助计划资助出版。
**文化理论家斯蒂格勒对我们时代中政治与美学关系的重新审视。
**直面哲学家所不得不面临的耻辱:“象征的贫困”,也是“生为人的耻辱”。
**深入个体化丧失的问题——西方精神和集体个体化的小史。
**深入分析阿兰·雷乃等人电影、录音歌曲,揭露电影在时间之战中的特殊地位。
关键词:美学☆市场营销☆控制社会☆象征☆时间之战☆友爱
“人类是求助于代理方法和义肢命运的盗贼。”
“市场营销现在成了控制社会的工具。……控制社会首先被设计为情感的控制。”
“我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公众生活的条件是友爱。”
内容简介
在这部极具原创性的作品中,文化理论家、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重新审视了我们这个超工业时代中政治与美学的关系。斯蒂格勒认为,我们时代的特点是工业技术对象征的把持,其中美学既是经济战争的武器,又是该战争的剧场,这导致了一种“象征的贫困”,其中制约条件取代了人生经验。
在当今的“控制社会”(借用德勒兹的表达)中,审美武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视听技术和数字技术已成为控制身体和灵魂的意识与无意识节奏,调节意识和生活节奏的手段。绝大多数人现在完全受制于市场营销的审美条件,因此与任何审美探究的体验都疏远了,审美参与的概念已经基本崩溃。
斯蒂格勒因而呼吁艺术界发展对自身作用的政治理解。在这本书中,他特别关注电影,它在时间之战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电影既是工业技术,又是艺术,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对抗美学的制约条件。
本书是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的第一部,它将引起电影研究、媒体和文化研究、文学和哲学界读者的特别兴趣,并将巩固斯蒂格勒作为当代别具只眼的文化理论家之声誉。
作者简介
关于作者
贝尔纳·斯蒂格勒 (1952—2020)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曾任法国蓬皮杜中心创新与研究所(IRI)主任,法国国立视听研究院(INA)、法国声学与音乐协调研究所(IRCAM)主任,蓬皮杜中心文化发展部主任。其主要代表作有《技术与时间》(1994—2001)、《象征的贫困》(2004—2005)、《怀疑和失信》(2004—2006)、《构成欧洲》(2005)、《新政治经济学批判》(2009)等。
关于译者
张新木 江苏高淳人,南京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科学术委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2006年获法国政府棕榈教育勋章(骑士), 2008年获江苏省第三届紫金文学奖翻译奖。研究领域为语言学、符号学与法国文学。出版译著《巴黎圣母院》《游荡的影子》《论诱惑》《模糊性的道德》《文学的政治》《景观社会》等50余部,出版专著《法国小说符号学分析》与《普鲁斯特的美学》。
庞茂森 四川广元人,南京大学法语系博士研究生。
图书目录
001序言
003象征的贫困、情感的控制及其所构成的耻辱
024似乎缺乏的是我们或如何从阿兰·雷乃的《法国香颂》中寻找武器
073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128忒瑞西阿斯与时间之战:围绕贝特朗·波尼洛的一部电影
148后记
精彩文摘
序 言
本书是我对原始自恋的毁灭进行思考的继续。这种毁灭源于一种引流,即将消费者的力比多引向消费品。在《爱,自爱,互爱:从“9·11”到“4·21”》一书中,我已经就这一问题开启了思考。
我们时代的特征就是工业技术对象征控制的把持,其中的美学既是经济战争的武器,也是该战争的剧场。由此产生了一种贫困,其中的制约条件取代了人生经历。
这种贫困是一种耻辱,哲学家面临的这种耻辱,有时会感受为“一种哲学上最为强劲的动机之一,必然使得哲学成为一种政治哲学”。“生为人的耻辱”,如今首先由 “控制社会”所生成的这种象征的贫困所引发。就这一点而言,这套两卷本的书至少是对吉尔·德勒兹《关于控制社会的附言》所做的评论。为了更好地理解导致当下时代特异性的历史趋势,本书试图草拟普通器官学(organologie général)和美学系谱学的概念。
第一章先引入这一想法,然后重读一篇最初刊登在晚报《世界报》上的文章,并就此展开论述。
第二章将展开讨论工业时代的物品,即电影和录音歌曲,以对阿兰·雷乃的电影《法国香颂》的分析为例。
第三章将深入讨论个体化丧失的问题,试图描绘出西方精神和集体个体化的一部小史。我们将采用西尔凡·奥鲁(Sylvain Auroux)提出的语法化概念。语法化过程是西方个体化和象征控制战争的典型做法,这场战争也以象征控制为最终目的。语法化过程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其中最后一个时代对应于数字化。数字化是控制社会的技术基础,其重大意义将借助“蚁穴的寓意”进行分析,推论出由网络承载的超共时化(hypersynchronisation)的趋势,把它看作独特事物的独特化(正如其反面一样),即看作历时和共时的解体。这一章是全书的核心。
第四章受贝特朗·波尼洛的电影《忒瑞西阿斯》的启发,力图说明电影为何在时间战争中占据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正是这场战争导致了当代象征的贫困:电影既是工业技术又是艺术,它也是审美体验,能够在自己的地盘上对抗美学的制约条件。
后记将回到象征的贫困,从纯粹政治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三重性问题,即2002年4月21日的法国所面临的问题。冲突作为任一政治生活的动力,也是当今友爱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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