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出版社: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5年)

精装: 206页

语种： 简体中文

ISBN: 9787512207547

商品尺寸: 29.5 x 31.5 cm

定价：360元

作者简介

李迪，1953年出生，自由摄影师。自2008年开始专注于“纪实摄影”。《孟加拉的城市贫民》专题为其系列计划之一。

内容简介

摄影师李迪，从2010年开始拍摄大凉山的彝族，在拍摄过程中逐渐了解到“麻风村”的存在，并把镜头聚焦在这一个个麻风病村里，他在拍摄的同时，也作为志愿者帮助着当地的百姓。

与整个社会当前的状况一样，影响当代社会的各种元素都能在“康复村”中找到它的痕迹，这些“时代的元素”时而不动声色，时而汹涌澎湃，它们将把历史带到最终由它们决定的地方去;而摄影师李迪试图尽量地把这些元素及其影像在图片中反映出来。

午餐白水面条，布拖，2014 & 午餐，布拖，2014

席地而坐的康复中，布拖，2014& 抱猫的康复中，喜德

 家里开着电视机，越西，2015& 戴面具的儿童，喜德

 女孩，越西，2015  &  抽烟的盲人，越西，2014

 妇女与小孩，宁南，2014& 康复中与小孩，宁南

背秸秆，越西，2015  &  收集垃圾，越西，2014

前言/关于康复村

李 迪

麻风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在热带及亚热带不发达国家与地区曾广为流行。直至二十世纪中期，在人类能以科学手段揭示麻风病理前，尤其是在能有效治疗麻风病的砜类药物发明以前，在世界范围内，麻风一直是人类社会中最恐怖、最被妖魔化的慢性流行疾病。由于麻风病能造成严重的肢体残缺与恐怖的面目毁损，麻风病人被看成是罪孽与不洁的象征，是受天谴的结果！驱逐或隔离、甚至残杀与迫害是对待麻风病人的主要手段。将麻风病人隔离的记载，自古就有；而残杀麻风病人（甚至是大规模，有组织地杀害麻风病人）的行为，直至近些年才逐渐停止。在我国，在大规模地采取隔离措施之前，也就是说，在“康复院”在整个社会推行之前，落后地区的农村中将火烧、活埋、毒杀作为对待麻风病人的普遍手段。愚昧的恐惧与倒错的人性变成了不可抗拒的社会力量，它是如此强大，连患者的家属也都纷纷加入到迫害病人的行列中来，唯恐受到连累。本人认识一位目前仍健在的“康复者”，幼年时，他爸爸发现得了麻风病后，被“每家出一把柴火”给活活烧死。12岁时，他自己也发现感染了麻风，不得不逃到他乡，在一个山洞里躲了8年。在这8年中，开始靠野菜野果生活，后来学会开荒种地，过着中国版“鲁滨逊”的生活，直到“康复院”成立后被人发现，才离开那个山洞到了“康复院”。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在医学不发达的时代，对麻风病人的隔离制度在防止麻风病的传播上起着积极作用；而迫害麻风病人的历史却是人类文明史上令人羞愧的一道瘢痕。

现代医学已证明，绝大多数人对麻风病是有着“自然免疫力”的！

大凉山的“麻风病院”即后来逐渐演变成的“康复村”大约都建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期。但在此之前的1958年，第7次国际麻风大会已明确认为“强制隔离（病人）是不合时代的错误，应以废除”。由于历史的原因，尤其是考虑到当时我国医疗手段的缺乏与落后，也许还有政府与社会面临的压力，以当时的条件，与国际主流脱节的情况是不足为奇的。

为了满足“隔离”的需要，“麻风病院”，或者叫“康复院”都尽可能选在地理条件便于隔离的地方。他们要么在河流环绕的悬崖峭壁之下，要么就在深沟峡谷的尽头。而在凉山地区，金沙江的峡谷动辄二、三千米的高差，要满足“康复院”隔离的要求，实在太容易！半个世纪后，时过境迁，交通的不便从当时的“有利条件”，变成了当下妨碍发展的致命硬伤。

最初，“康复院”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病人的“隔离”和“治疗”。与当时社会严格的公有制相对应，实行某种“公社”化的管理：病人被限制在严格的集体环境中，没有家庭生活，男女关系严格禁止。按照最初的设想，治愈而又残疾不明显的人被要求返回原籍，而新的病人要不断吸收进来。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由于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及生活与营养水平的提高，麻风病的发病率出现了下降；与此同时，新型的药物与治疗手段已能有有效地控制住这种令人闻之色变的恐怖疾病了，隔离治疗已显得不合时宜。而事情还有另一面：那些按管理当局的要求回到原籍的“康复者”们发现，社会的压力及生活上对病院的依赖使他们已不能在“新环境”中生存，他们不得不再次返回到病院的所在地，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有可能生存，只有在这里，他们才安全！他们需要在这种单一及封闭的环境中来寻求庇护。但因体制原因，病院并不能接纳他们，于是，他们便在病院周围结庐而居，进而开荒种地，娶嫁成家，繁衍开来。人性是不可被泯灭的，不管情愿或不情愿，久而久之，“康复院”的管理者也不得不任由院中的“康复者”们结婚，生子；还有一些不离不弃的病人家属，他们也聚集过来。于是，在尘世的悲伤与痛苦之中，一个个由麻风病人及后代组成的“村子”就这样俨然成型，这里是他们的“避难所”，这里是他们的“桃花源”！所以，在凉山地区，几乎每个“康复院”都伴着一个“康复村”。到今天，五十多年过去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与医疗的进步，至上世纪末，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已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患病率十万分之一以内的目标，消灭或基本消灭麻风病的曙光已现。而在上世纪80年代的后期，国家也全面放弃了麻风病人的隔离政策，也就是说没有新的“康复者”补充进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康复村”中的康复者们大多已是迟暮之年，逐渐辞世而去；而他们的后代却人丁兴旺，其数量已远远超过“康复者”。摆在“康复村”前面的首要问题，已从“康复”治疗为主变为如何摆脱贫穷落后了。“康复村”摆脱贫穷落后的困难比一般的地方要大得多：首先是文化教育水平低，根据以前的统计，某些“康复村”的文盲率接近50%，不少在外务工的青壮年告诉我，他们在城市中连路牌都不认识。目前的“康复村”中基本都有完小，但彝族人对教育的不重视及早婚早育的习俗严重影响到他们教育水平的提高。女孩小学还未毕业就已许人，小学毕业就可以出嫁，一个家庭生5~6个小孩是普通平常的事。教育资金不足，师资水平低也是另一面的问题。虽然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个别“康复村”有着当地最好的学校，但仍不能改变教育整体落后这一状况。另一个是交通问题。当年为了隔离需要，把地址尽量设在便于隔离的地方，而今要解决交通问题却困难重重，从成本的角度来看，某些地方的情况几乎令人绝望。此外，虽然几十年过去，社会的偏见与歧视仍然顽固地存在着，关于这一点，我听得太多，不能在此列举出来。社会的偏见与歧视对“康复村”的现状形成影响巨大，近乎残忍。但不管怎样，“康复村”融入外部社会并逐渐淡忘这段悲催的历史应是迟早的事了。今天，当外来人第一次走进一个“康复村”时，如不是偶尔看到一位肢体残缺，面目令人心碎的“康复者”的话，他几乎看不出这个村子与其他村子有什么区别。但这只是表面上，社会歧视造成的心理障碍存在于“康复村”中每一个有自我意识人的心底里，尤其对“康复者”而言。我与很多“康复者”相处甚好，他们接纳了我，也相信我。尽管于此，每见我拿起我的相机时，他（她）们的肢体便下意识地颤动，他（她）们的眼神在游移，动作在回避。我太理解这一切了！为了表示对他们的理解与尊重，在我的图片中，为了“康复者”们最后的一点尊严，我从来都避免出现过于悲惨的画面。“康复村”人们的心理障碍只有在与外界的人接触时才显现出来，因为全村的人无一不是与“康复者”有着这样与那样的血源与亲情关系，当这个封闭的环境不受外来干扰时，村中日常生活便与其他村子不无两样，呈现出一派田园生活的景象，这其实是当今“康复村”生活的主流。与这种情形相对应的还有另一种情况：经济的开放与发展给“康复村”中年轻的人提供了新的世界与新的机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有足够的工作机会，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在那里，人们并不关心你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不但歧视的压力没有了，还可以与其他人一样，赚到远比在村子里务农来得多的钱。“康复村”与外界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婚姻关系也在变：在本画册中有几个泼水的镜头，反映的是“康复村”一位姑娘嫁到一个“普通”村子后回门时的场景。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在其他“康复村”中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康复村”的通婚主要还是在“康复村”中进行，而“换亲”与“娃娃亲”这些原始的婚姻方式在“康复村”中仍然流行。婚姻关系成为检验歧视存在程度的试金石。前面提到的那位姑娘的婚姻是在外省务工的环境中自由恋爱成功的，经济环境的变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极大的促进了“康复村”与外部环境的融合。

当中国的发展到了今天，从生存的困境与社会动荡的漩涡中摆脱出来人们，终于开始有暇把一些注意力投向除自身生存以外的其他问题了，“康复村”催人泪下的历史与当前的贫穷落后，吸引了社会很大的一部分注意力。其实在此很早以前，外部的教会及慈善机构就已经在以各种方式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十九世纪末，天主教会就在澳门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康复院”。在今天的凉山，很多“康复村”中都仍然可以看到天主教修女们的身影，鰥，寡及无子女的很多康复者们，正在修女们的关怀下度过他们的余生。外部的慈善机构，尤其是香港的慈善机构在改善“康复村”的状况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其中一家慈善机构目前在凉山地区的九个“康复村”有着涵盖面很广的不同项目，其中包括康复关怀、教育、幼儿营养、村民的卫生保健、水利及经济发展等，本画册中的一些图片中就有他们活动的记录。政府组织在控制麻风病的传播、治疗及帮助康复者及其康复村的各个方面做出了长期、巨大的努力。一些个人，国内的慈善机构，广大的志愿者，支教老师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康复者”及“康复村”施以援手。总之，你能看到各种关怀在“康复村”中聚集，但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什么是“康复村”最需要的以及怎样才能让“康复村”可持续地发展，这始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本画册的图片来自十二个县的十二个“康复村”，其中有两个村虽然并不属于凉山州，但从地理或是民族的角度来说（也是彝族人居住地区），概念上并不矛盾。为了能反映整个“康复村”的方方面面，在争取记录下“康复村”内各种日常活动的同时，我也对一些村民必须参加其中活动的外部环境做了一些记录（如村民要去赶集的集市，发生在隔壁村子里有社交意义的重大事件等），力争向读者们展示“康复村”一个完整的生态环境。与整个社会当前的状况一样，影响当代社会的各种元素都能在“康复村”中找到它的痕迹，这些“时代的元素”时而不动声色，时而汹涌澎湃，它们将把历史带到最终由它们决定的地方去；而我试图尽量地把这些元素及其影像在我的图片中反映出来。“康复村”的消亡注定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用我所钟爱的摄影手段，记录下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后留下来的社会生活断面，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