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饱读欧美文学的旅行者，一片荒凉干旱的“应许之地”，一段探寻与印证的心路历程，一部展现别样以色列的上乘之作。

★作为知名书评人，云也退的纪录完成了很多小说家都梦寐以求的事，构思精巧，富于想象，在细腻、幽默的娓娓道来中，我们见到了一个真实的以色列。

★以色列，这里布满战争的阴云，这里尽是无边的沙漠，但这都无所畏惧，因为这里有一群人，他们认同自己的国家，他们专心事业的平凡，他们能感受到活着的意义。

★内奥·茨马达，一个位于以色列南部阿拉瓦的基布兹，国际志愿者与村民一起劳作、冥想、交流。那里有老大哥般的夏哈、木讷严谨的宁录、聪明健谈的达尼埃尔、总是在工作的阿维克多、傻乎乎的马克、娃娃气的阿诺奇卡，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没有缘分、互道“Good luck!”的萨拉……所有这些人都在里奥离开的一刹那令人感慨万千。

这是一部与众不同、如自传体小说般的深度游记。它讲述了作者以国际志愿者身份到以色列南部一个名叫内奥·茨马达的基布兹（集体农庄）生活、劳作、思考的故事。全书包括引子和31天的纪录，虽然形式如此，却又不是简单的日记。在内奥·茨马达生活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激情、专注与澄澈合一，视野、生命与行动一体，没有人在乎你有什么特长，也不在乎你有什么缺陷，没有特权，没有歧视，所有人的都在一起劳动，一起成长，让作者、读者都感受到了内心真正的和谐。作者记录下了内奥·茨马达特有的衣、食、住、行、劳作以及冥想，同时又将以色列的文学、历史以及他此前对各城市、各名人的踏访穿插其间，内容宏阔、深邃，语言轻盈、睿智，极具可读性。

云也退

本名章乐天，生于上海，独立记者、文化专栏作家、文学评论家、译者、天涯社区闲闲书话原版主。已出版专著《自由与爱之地：以色列记》《勇敢的人死于伤心：与文学为伴的生活冒险》，译著《开端：意图与方法》《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

在这部横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迷人著作里，云也退像一个舞者，在历史、现实与想象的轻盈里，将他在内奥·茨马达的三十天细细密密地呈现。其中，他贡献了新闻记者的敏锐、小说家的技巧和一个思考者的发现。我也喜欢他的以色列名字：里奥。

——李宗陶

一开始，我还以为《自由与爱之地》这个书名其实是对以色列那著名公社生活的反讽。因为身在其中的云也退写得如此冷静、自省而幽默，并因此和他的对象保持了足够的距离。看到最后，我才发现他或许是认真的；这是一种历经思索的复杂肯定，而非廉价的游客式单恋。此乃上乘旅行书写才能具备的气派，不料竟是作者的第一本书。

——梁文道

这本书是细腻的个人感受与深入的历史洞察的美妙结合。它将证明，云也退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批评家，还身处最佳游记作家之列。

——许知远

在这本游记式的著作里，云也退完成了一件连很多小说家都梦寐以求的事情，即用文字还原他人的声音，在话语中呈现一个由“我与你”共同构成的生活世界。某种程度上，再借用另一位犹太哲人汉娜·阿伦特的概念，这也是一场“心智生命”与“积极生活”的相遇。

——张定浩

引子

游记都是从路上开始写的。我也一样。

对路上的点滴，我记得特别清楚，有时比目的地的风景还清楚。我甚至还记得在路上时我在想些什么。就在眼下这一次旅行的途中，我一直惦记着三年前，在同一个国家、同一条铁路线旁边的售货机里掏出来的糖球。这些机器就安置在铁路车站上，大大的圆玻璃罩，球的颜色十分鲜艳，即使色盲也能看出它们是甜的。

鲜艳的东西在自然界里往往有剧毒，我对它们一向视而不见，但那天，等了三十分钟火车后，耗尽的耐心早就转化为好奇心了。我决定跟大玻璃罩子做次交易。

车站上什么都没有，除我之外只有两个乘客，其中一个是位正统派犹太教徒，他端着一本小书，面朝墙壁默读，身体一屈一屈，黑袍下面露出几根晃荡的黑布带。记得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时，我的反应是低下头躲开，我有点害怕在他们神秘的目光下现出原形。

后来就不怕了，因为我发现，游客在这场无声的较量之中占着优势：总是这些一身黑的人佯装若无其事匆匆而过，仿佛他们是客人，我们才是主人。这跟我在阿拉伯城市的见闻截然相反。以色列有几座阿拉伯人占主体的城市：在拿撒勒，在阿卡，我遇到的阿拉伯面孔的孩子没有不会尖叫的，那些大黑眸子忽闪忽闪的阿拉伯姑娘一看见相机就猛扑上来，在离你一尺远的地方站住等你拍照。起初我受宠若惊，后来习惯了，反而怀念起那些谦卑大度的犹太教徒了。

我走向那台糖球机，从兜里找出一个一谢克尔（以色列货币单位）的硬币，小心塞进了玻璃罩下面的一根币槽里，指望彩色小球转动起来，在玻璃罩里上下飞舞，然后渐慢，最后咔嗒一响，就像电视里彩票摇奖一样，一个球从滑槽里脱颖而出。

但是我错了，什么都没有发生。

滑槽的旁边有一个活门，捅开后，我发现那里并没有糖球；大机器还处在沉睡状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会把硬币还给我。

我疑心这是个骗局，因为首先，玻璃罩颜色发灰，肯定许多年没人碰过，里面的糖球表面好像已经氧化，机器也很旧，金属暗淡无光；其次，投币感觉滞涩，而且没有让硬币滑下去的旋钮设置。总之，整件事像是在利用等车人的无聊心理。

我感到有一股陌生的气场在逼近。是那位犹太教徒，黑压压的一片，现在我看清了他的长相：他戴一副银边眼镜，眉毛和胡子都是金黄色，脸红扑扑的，打着锥子旋的鬓角耷拉在两耳边。他的神态非常友好，但绝不热情，看不出任何想跟你合影或者交换名片的意思。

“What happened?”他问，大黑帽的帽檐压得低低的。

“你看，它不好使了。”我尽量让他感到我的语气里生气多于忧伤。

他走过来，推开活门看了看，蜷着四指蹭蹭胡子，然后，全无预兆地，抡圆了往玻璃罩上掴了一巴掌。罩子里的糖球好像战栗了一下，我觉得自己脸上都疼。

他用一根手指拨开活门，扭头看我，露出一种介于冷笑和不以为然之间的表情：我瞧见一个红色糖球稳稳地停在那里，跟我从玻璃罩里看到的一样大小。可能刚才在滚下来之前悄没声地卡了一下。

“哦，谢谢。”但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已经被表情出卖了，“对不起我错怪它了。”

“没事。”教徒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我们是不会错的。”

他甩一下手就踅开去了，那几根黑布带继续在袍摆下晃荡着，他后脑勺上的黑发边缘修得特别齐整，步子稳得好像走在真空里。

“我们是不会错的”，在这个国家，我常常耳闻这句话或与它类似的意思。谁也不敢小看任何一个犹太人，哪怕是孩子，犹太人的智力举世闻名，他们善于管理，懂得经营，他们做或不做每一件事都有道理。现在，近五百万犹太人生息在古老的迦南，“应许之地”，从土地上汲取的自信远远超过别人的想象。这位气象威严、看上去很有智慧的中年犹太教徒（或许还是位拉比），果断使用蛮力解决问题，我至今想来，仍有几分惊异。

三年过去，2012年的夏秋，我重返故地，想来寻找一些东西，说不清是什么，但一定是有益于我，能把我那时时被割成碎末的生活补缀得稍微完整一些的。生活太琐碎了，毕业不少年，我换过七份工作，又好像一天都没工作过，写了些文章，又仿佛什么都没写。我挣着够自己体面活着的钱，可钱似乎随时都会离我而去，而我，甚至还有点期待它们离去似的。我用上班时间买来下班后的闲暇，一旦不爽了就卷铺盖走人，以留下一封让领导印象深刻的辞职信沾沾自喜；而且，因为见多了所谓成功者的单调面孔，了解他们脚下的砖、门前的骨，所以我也不知道“事业有成”四字的意义何在。

我一点都不空虚，可我怀疑我的充实。我被各种不怀好意的感觉所缠绕，其中沉得最深的是耻辱感：悬在二十多层高的写字楼里，在六面中空的隔音板之间，我耻于承认我不属于这片唯物主义的大地，它能把人的几乎一切行为都消化成一串数字，或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率。我在这里做的一切事，都会被我自己所讽刺，就像我讽刺他人做的任何事一样。

我都耻于承认我早就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了。

而在以色列，我很想知道那些人怎么就能坦然地说出“我们是不会错的”，他们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为此，我也得让自己显得不卑不亢一些，减少初识发达文明时下意识暴露的艳羡，尽管，我的不卑不亢没有任何可自圆其说的来源，它像飓风过后丢了满地的房桩子，再也回不到原先所在的孔洞里去了。

以色列似乎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它总是那么积极，有牢固的物质根基和精神根基，它受到世界上较有理性的、持论较公平的一部分人的支持。不过，第二次前往那里，我的身份已经是记者，而不是三年前那个纯粹的游客了，我已经扔掉了对“一个伟大民族”之类说辞的幻想。世上没有伟大的民族，犹太人也没那么神奇，不是那些明明可以飞却执意要走的人：我没在说中东政治（有人去那里出生入死采访了一大堆政要，只为把“中东问题真的无解”这一声叹息喷吐得更有力一些），我说的是，就连以色列最吸引我的东西—基布兹，国家的骄傲，人类合作生存的典范之作—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我过去觉得，基布兹里是可以找到世外桃源的影子的，现在知道，实情并非如此。

据说，到过圣地的人，有很大的几率会产生幻觉，觉得自己是大卫，是所罗门，是亚伯拉罕，是耶稣基督，是上帝。但我同这种白日梦始终无缘。我带回来的不是一大堆明信片、门票和景区说明，也不是关于巴以是非的“真相”，而是一百多段长长短短的谈话。犹太人对我的好奇常常超过了我对他们的好奇，为此，我不得不多次重复那些新闻简讯里常见的外交俗辞：中国人曾向苦难中的犹太人民伸出援手，上海有古老的犹太人区，那里还坐落着一所举世闻名、美轮美奂的监狱。

我已经出发了，不再考虑自己想得到什么和即将得到什么——假使我不止想看到我想看的东西的话。一种对完整生活和积极成长的渴念，仍旧在敲打着我的梦神经，不管在哪里，我都要寻找它们的踪迹。

******

我又扫了一眼活门下的那道金属槽，它现在看起来居然不太脏了。我把糖球放进嘴里：那是一颗口香糖，就算被阳光烤熟了，它还是一颗货真价实的口香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