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描述的是泡沫刚破灭后的1992年至1996年。任何事，在事态发生时，都希望将规模和深刻度、应对之后到恢复所需时间的计算等条理清晰地向相关者，以及国民进行说明（制定公约），实行相关政策。1973年时，**次石油危机、土地投机等经济混乱的时期，就任大藏大臣的福田赳夫（后任首相、签订日中和平条约）说过“治愈需要2年！”，在政策实行方面是非常有名的言论。
从泡沫破灭之后的1992年到住宅金融专门（住专）问题被议论的1996年，探究应对金融不安的行政政策选择和决定过程，把将问题拖后以期望回避危机的大藏省干部的决策失误，以及问题暴露之后不透明的决定公开出来。
当时，责任者寺村（完成泡沫*终处理和金融自由化是就任时的课题。兵库银行、住专危机的问题显现，进一步釜石信金、东京协和信组、安全信组的危机开始表面化。为了解决问题，与日银以及政府进行谈判，没有得到具体的解决）和西村（继承了寺村的难题，为了问题的解决而奔走）这两位银行局长的动向。
日银干部和宫泽首相在内的政府首脑，虽然当时持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但没有在政策中被反映出来。没有预测到金融问题会产生到目前为止如此大的影响，没有作出重大决断。
本书写到，很多当事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选择造成了“延误”，而是自满地认为做了*好的选择，在当时的时点解决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