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策兰，二战后影响深远的德语诗人，1920 年生于切尔诺维茨的一个犹太家庭，父母于1943 年相继死于纳粹集中营，他本人于1944 年踏上流亡之途。策兰曾辗转于多个城市，最终定居巴黎。他余生都在历史和记忆的阴影下写作。1970年4月的一个夜晚，策兰投巴黎塞纳河自尽。

策兰的伤痛体验始终伴随着他，这些体验如何见诸他的诗作？我们又是否应该将策兰的诗歌与生平区别看待？策兰研究专家沃夫冈▪埃梅里希教授，以其扎实的学术研究、准确的叙事、至诚的情感，讲述了策兰跌宕的一生，他通过对策兰人生经历、创作历程、情感生活、文学事件的巧妙编织，真切地展现了策兰悲恸的个人史，以及二十世纪的创伤历史。

沃夫冈▪埃梅里希（Wolfgang Emmerich）| 作者

1941 年生于德国萨克森州西部的开姆尼茨，1968 年起任教于德国图宾根大学，1978 年起任德国不莱梅大学近代文学与文化史教授，亦在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地的多所大学任客座教授。沃夫冈▪埃梅里希专研德国文学、历史与哲学，他在日耳曼语言文学、民俗学史、前东德文学等领域均有著述出版。

梁晶晶 | 译者

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讲师，曾以策兰诗学及生平为题撰写博士和硕士论文。

导言

“……以纪念他的资讯码”

时间与空间——属于诗的与属于诗人的

青少年时代

第一章 切尔诺维茨的少年时代

布科维纳 1920— 1940

第二章 母亲的语言——凶手的语言

1941— 1945

第三章 从安彻尔到策兰

布加勒斯特 1945— 1947

第四章 “我们相爱如罂粟与记忆”

维也纳 1947— 1948

巴黎 Ⅰ

第五章 从“美的诗”到“灰色的语言”

巴黎 1948— 1958

第六章 “我是那个不存在的人”

德国的，犹太的，俄国的 1958— 1963

巴黎 Ⅱ

第七章 “……一粒呼吸结晶，/ 你不容辩驳的/ 见证”

1963— 1967

第八章 “……说，耶路撒冷它在”

巴黎 1968 年5 月—以色列 1969 年10 月

第九章 “……我定是日益向着我的深渊坠落下去”

1969 年末— 1970 年春

策兰年表

参考文献

图片来源

摘自 作者导读

导 言

“……以纪念他的资讯码”

时间与空间——属于诗的与属于诗人的

今天，保罗▪策兰已被视为1945 年以来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他的《死亡赋格》是一首——也许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首—世纪之诗。有时，甚至有人将它和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划时代巨作《格尔尼卡》（Guernica）相提并论。1988 年，当人们在联邦德国议院悼念1938 年11 月9 日的“水晶之夜”，悼念那场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时，犹太女演员、导演伊达▪埃雷（Ida Ehre）就朗诵了这首诗。

已出版的策兰诗集有多个优秀版本，它们都希望为大众真实呈现策兰的全部作品。1997 年后，读者还能看到一套收入诗人大量遗作的作品集。各种解读策兰的研究文字，数目可观，不容小觑，1987 年开始出版的《策兰年鉴》，则完全将这位作家的作品作为中心主题。策兰的一些书信被结集成书，大批有关他的回忆性文字也被整理出版，它们叙事准确、感情至诚，让读者和研究者在阅读时具备了多种了解和深化的可能。

同时，这位作家的许多诗作却又如此令人迷惑，让人觉得难以参悟，甚或完全无法理解，于是常有人感叹地将此归因于策兰的生平之不详。从某种程度上说，保罗▪策兰是一个隐秘的人—借用他自己的表述方式，他不是一个“内心生活公有化的朋友”。

然而，这是否能够解释他的诗歌为何如此难以理解，为何给人谜一般的印象？这种艰涩在策兰的晚期作品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这些晚期的诗作也更让读者隐约感到，它们的创作来源都基于一段重大的经历，基于写作者本身的困扰迷惘。策兰在同一次交谈中如是说道：

我处在与我的读者相异的时空层面；他们只能远远地解读我，他们无法将我把握，他们握住的只是我们之间的栅栏。

策兰为何只愿被“远远地”解读？他为何要在自己和读者间设下栅栏——一道“语言栅栏”（诗人的一部诗集即以此为题）？他是否不仅是隐秘的，同时也是精英式的？他是不是继马拉美和斯特凡▪格奥尔格之后，又一位纯粹的形式主义艺术家？

大概再也没有什么说法比这更荒谬了。面对如此“诋毁”，策兰也表示出最强烈的抗议。事实全然相反：一方面，在任何时代、任何语言的写作者中，再也无法找出第二个人能像策兰一样，让曾经的经历和笔下的文字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另一方面，这些他个人曾有的经历，又绝不只单属其个体。在策兰个人的生平历史和诗作中充满了20 世纪的创伤历史，这段恐怖历史在对欧洲犹太人的集体屠杀中达到高峰。对这段历史视而不见的人，无力也无权阅读他的文字。

对此，在策兰最重要的非诗体文字——毕希纳文学奖获奖致辞之中已有阐明。这篇名为《子午线》（Der Meridian）的讲演词完全可被视为策兰有关时代诗歌写作的诗学表述，“时代性”是文章的重点所在。然而在当时，在1960 年10 月22 日策兰于达姆施塔特作此讲演时，听众根本无法意识到，策兰自觉“书写时代诗歌”的使命感有多么强烈，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诗人的讲话是怎样地激进而满怀信仰；他们的历史知识面太狭窄，他们的思想准备太欠缺，他们的时代意识还未形成，而在那时的时代意义中当然也有一些可怖的东西。在此，我们也许可以借用策兰自己的说法：

每首诗都应将它的“1 月20 日”载入其间，我们在此以最明确的方式尝试着时刻不忘这些资讯码——也许今日之诗的新特点便在于此？然而，我们每个人不都是从这些资讯码出发进行写作交流吗？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归于哪些资讯码？

听到策兰有关“1 月20 日”的暗示，很多听众大概都知道，他希望借此让人想到毕希纳小说《伦茨》的开头。然而与此相关，而且与此具有特别关联的另一个“1 月20 日”——1942 年的1 月20 日，却大抵不会有人觉察。1942 年的这一天，纳粹召开对集体屠杀犹太人行为做出周密战略规划的万湖会议。提到一个饱含政治色彩的资讯码，而不言明其间所隐含的内容，这是典型的策兰式做法，也是诗歌中的那个策兰的风格；他任凭听众或读者以兴趣做出抉择，让他们自己决定他们是否认真对待他的言说，是否能解开（按照他的说法：是否“想解开”）他设下的谜。

此外，我们再顺便提及，策兰由此资讯码还引申出了哪些出人意料的联想——如果没有特别的提示，一般读者恐怕很难有所领悟。有说法认为，策兰在另一个1 月20 日（1948 年1 月20 日）和英格柏格▪巴赫曼结识于维也纳。两人之间萌生了持续半年的真挚爱情，并在后来的日子里长期保持着一种“相当艰难而遥远的”友谊。也有人猜测，诗人也许是想到让▪保罗小说《提坦》（Titan）中的章节，一个以“1 月20 日”为题的章节，它向我们描绘了一种特定的“叙事游戏”。讲演《子午线》多次言及独特的个人资讯码和集体资讯码（即那些得自当代史和现实的经历）在真正的“今日之诗”上所打下的烙印。按照他在另一处的说法：

也许，只有在那些未忘却自己言说于自身此在的倾角、言说于造物倾角的诗歌中，才能找到诗的这种“仍旧— 还”（Immer-noch）。

而在这段文字前几行，慎思后的策兰特别强调说明他的创作重音何在：

它既不可能是历史的沉音符，又不可能是永恒的[……] 长音符：我将它设为——别无选择地将它设为——尖音符。

1960 年的《子午线》演讲中，策兰的整个话题都围绕着当今文学创作的时空定位。对于所有那些写于大屠杀之后，不愿脱离时代、不愿丧失责任感的文学而言，“1942 年1 月20 日”这个以隐晦形式出现在文中的资讯码，可被视为一种信号。与其他在大屠杀中因幸运或意外得以幸存、离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样，策兰也蜷身生存在特别的“此在倾角”之下；即使未被夺去性命，他依旧难以从这样的存在状态中离脱。1942 到1943 年的那个冬天，策兰先后得知父母在集中营里身亡，从此永远无法克服的创伤经历便写入了他的全部生命，写入他的诗作中。在这个伤痛的经历里，有三方面的因素相互纠结，组成策兰生命中永恒的尖音符：从未减退的哀悼，尤其是对挚爱母亲的哀悼；无尽负罪感的自责——为什么偏偏是他活了下来；以及与世上一切犹太人、一切业已亡去的及尚存于世的犹太人一体的感受，这感觉有时是切身的体验，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文学想象。

三十多年来，伤痛的时空体验无法隐去，没有终结；然而，这些体验如何见诸策兰的诗作？对这些旧日经历的记录与转写，又如何实现于诗歌文本？我们常听说，诗歌文本与传记性的真实经历相去甚远，如若果真如此，我们是否应将策兰的诗歌与生平区分对待，仅将前者作为“纯粹的艺术作品”予以阅读？反言之，策兰本身已将所经历事件的陌生化推至了相当程度，他的大多数诗歌也未进一步透露出任何能让人产生联想的生平印迹；是不是正因为此，对于策兰生平的兴趣就不具合法性，这样的做法就有违“阅读的伦理”呢？

在策兰的有生之年，公众都惯于将他的诗歌指为密闭的或隐秘的，一言蔽之：读不懂。于是，要读懂它们似乎也成为一种苛求。类似的现象在诗集《语言栅栏》（Sprachgitter）出版后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这样的偏见，策兰的反应显得颇为激动，有时甚至会怒不可遏。一次，他曾对作家朋友阿尔诺▪赖因弗兰克这样说道：

大家都说，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是用密码书写的。请您相信我，此中的每一个字都和现实直接相关。可是，他们没有读懂。

1961 年，伊斯拉埃尔▪沙尔芬（Israel Chalfen，为策兰青少年时代作传的作家） 曾请策兰帮他解读那些难懂的诗歌，策兰对此的回答仅仅是：“读吧！不断地去读！意义自会显现。”作者的建议当然颇有价值，但至今从头到尾“通读”过策兰诗歌的应该尚无一人。如果读者想使初读诗歌时所感受到的魅力变得恒久，而不使其沦为一次令人失望的“相遇”（这是策兰用来描述诗歌和读者间关系的关键字），那么，他就必须了解诗歌中的资讯码。

策兰相当频繁地，特别是在之前被援引的《子午线》一文的片段中频繁地用到“资讯码”这个能够带给读者强烈时代气息的表达方式，而且是在相当广义的层面上。“资讯码”（按字面可解意为“业已存在之物”）可能有着多重含义；它是日历上的时间说明，在策兰的理解中也是一切可能的事实与信息，它们可能来源于历史、政治、文学、语言，抑或个人的经历。曾经在作家生命和思想中的某一刻，它们显得那样至关重要，而这也正是它们的共通之处。于是，一些重要的资讯码出现了，首先是前文提到的（1942 年）1月20 日，从诗人的个人角度来看，它是母亲的忌日（具体时间不详）。此外，还有那个从犹太历史发端，经由死亡集中营，一直延伸到以色列的重要资讯码综合体——犹太性（Judentum）；策兰由此中来，也将自己归于此间。不过，诗人从未将其直接转变为诗歌中的文字，他从来没有如彼得▪魏斯那样，以《我之乡》（Meine Ortschaft）为题撰写文章；不同于魏斯在文中明确提及“奥斯维辛”（Auschwitz），并通过直接的生平经历建立自己与此地的归属关系，“奥斯维辛”这一关键词从未直接出现于策兰的诗歌。

策兰诗歌还有其他一些历史、政治上的资讯码，如，西班牙内战、1934 年维也纳工人起义、1945 年8 月的广岛原子弹、越南战争、1968 年的巴黎五月风暴以及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所有这些资讯码都和这地球上的被贬抑和被侮辱者有关，—这是“与被迫害者结成晚到的、不/ 沉默的、耀目的联盟”。

不过，策兰诗中也有一些令人颇感意外的资讯码，例如不常见的植物名或是矿工间的行话，地质学和天文学中的专业术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以及拉丁语词汇，还有取自中古高地德语的说法以及一些极口语的时下俚语。此外，还有一些意味深长的资讯码，它们源于犹太教，特别是哈西德派的宗教史（对于今天想与诗歌“相遇”的读者而言，不懂这些历史，便会感到特别有障碍），它们各自的重要性在策兰诗歌的不同阶段又表现得有所差异。

有时，也会出现常见于现代文学的互文现象。这是一场多少有些公开性的对话，对话的一方是现代文本，而另一方则是特定的文学传统体系或者其间的某个文本，这样的做法在策兰诗作中也一直占有重要位置。当然，作家无意借此类互文性的文字彰显自己的博学，虽然非凡的博学之于策兰是不言而喻的。在此，策兰和与他有颇多共同点的巴赫曼一样：于他而言，引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引语，它们更是“生活”。就这点而言，这些“引语”可以在同一首诗，同一诗行的相邻之处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资讯码”相遇，甚至是与最私人化的资讯码相遇。策兰的诗歌以直接的——或更多时候以非直接的方式——提到一些人，他们和作家个人甚为亲近，都是他所深爱着的人，尤其是策兰的母亲，以及他的妻子和儿子埃里克（Eric）。

其他友人有时也会进入诗歌，如年轻时的朋友埃里希▪艾因霍恩（Erich Einhorn），情人英格柏格▪巴赫曼，诗人朋友、命运的同路人奈莉▪萨克斯以及许多其他人。在策兰看来，这样的做法顺理成章，因为他的诗歌从来不是自说自话的独白，与此相反，它们总希望能够触及某个特定的或者未进一步言明的“你”。在进入

诗人虚拟对话的重要人物中，有好几个都是亡者：首先是他的母亲，父亲也出现了几次，还有出世不久旋即夭折的儿子弗朗索瓦（François），当然也有一些在存在上和他走得很近的诗人和思想家，如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Rijn）或凡▪高（Vincent van Gogh）。他们的命运与他们的作品也

是一种“业已存在之物”；一种已逝的业已存在，一种进入诗歌文本中那越来越密集的资讯码之网的业已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