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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敦卷
定价：189.0
ISBN：9787030507419
作者：谷朝旭
版次：1
出版时间：2017-06
内容提要：
无
目录：
目录
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编写缘起 张撤销（i）
青铜敦：非仿陶青铜器产生、演进的典型代表（代序） 张酷镇（iii）
第*章 青铜敦的著录与研究简史 （1）
第*节 青铜敦的著录概况 （1）
第二节 青铜敦的研究简史 （6）
第三节 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8）
第二章 青铜敦的定名及功用 （10）
第*节 青铜敦的定名 （10）
第二节 青铜敦的功用 （18）
第三章 青铜敦的类型学分析 （23）
第*节 甲类敦 （23）
第二节 乙类敦 （36）
第四章 青铜敦的分期演变 （46）
第*节 春秋中期偏早 （46）
第二节 春秋中期偏晚到春秋晚期偏早 （48）
第三节 春秋晚期偏晚到战国早期 （50）
第四节 战国中期 （53）
第五节 战国晚期 （54）
第五章 青铜敦的组合 （56）
第*节 春秋中期偏早 （56）
第二节 春秋中期偏晚到春秋晚期偏早 （57）
第二节 春秋晚期偏晚到战国早期 （61）
第四节 战国中期 （64）
第五节 战国晚期 （66）
第六章 青铜敬的区域分析 （68）
第*节 中原地区 （68）
第二节 海岱地区 （71）
第三节 长江中、下游地区 （74）
第四节 巴蜀地区 （78）
第五节 北方地区 （79）
第六节 关西地区 （81）
第七章 敦与相关器类的关系 （85）
第*节 敦与簋的关系 （85）
第二节 敦与盆的关系 （90）
第三节 敦与鼎的关系 （9的
第四节 敦与盒的关系 （98）
第五节 敦与豆的关系 （101）
第六节 “轨”敦非敦 （105）
第八章 青铜赖的起源与消亡 （112）
第*节 青铜敦的起源 （112）
第二节 青铜敦的消亡 （113）
附表 （115）
附表1 有铭青铜敦统计表 （115）
附表2 传世青铜敦统计表 （122）
附表3 中原地区出土青铜敦统计表 （125）
附表4 海岱地区出土青铜敦统计表 （141）
附表5 长江中下游地区出土青铜敦统计表 （149）
附表6 巴蜀地区出土青铜敦统计表 （166）
附表7 北方地区出土青铜敦统计表 （169）
附表8 关西地区出土青铜敦统计表 （172）
附表9 青铜敦型式演变表 （173）
附表10 各期青铜敦型式数量统计表 （175）
参考书目 （176）
后记 （187）
在线试读：
第*章 青铜敦的著录与研究简史
第*节 青铜敦的著录概况
青铜器之定名自宋人始。王国维即曾指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盘、曰匜、曰酓，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①青铜敦作为器名见于著录较早，北宋吕大临《考古图》即列敦类，但其误将“*”字隶定为敦②。该书未收敦类器，其卷三收录的敦类，事实上都是簋的形制。北宋宣和年间王黼《博古图》收录乳钉纹敦1件，误称为汉百乳鼎③。此后宋季诸家著书多设敦类，但均沿袭吕氏所说，以簋为敦，也未有敦类器图像收录。
元明时期，我国的金石学研究处于低潮期，未有相关著作问世。
清代乾嘉时期，金石学复兴，敦类器图像见于这一时期极负盛名的《西清四鉴》。其中梁诗正等编撰的《西清古鉴》收录敦类器2件，均装饰蟠虺纹，称为汉蟠虺鼎一、汉蟠虺鼎二④。《西清续鉴·甲编》收录铜敦3件，其中2件为乳钉纹敦、1件为蟠虺纹敦，分别称为周乳鼎、汉乳鼎、汉蟠虺鼎四⑤。《西清续鉴·乙编》收录铜敦3件，分别称为周云纹鼎二、汉蟠虺鼎五、汉环耳鼎⑥。王杰等编撰的《宁寿鉴古》收录蟠虺纹敦、环耳敦、素面敦等铜敦7件，分别误称为汉蟠虺鼎、汉牲鼎、汉云纹鼎、汉环耳鼎一、汉环耳鼎二、汉素鼎二、汉素鼎三⑦。《西清四鉴》体例模仿《考古图》《博古图》，每器均有绘图，并注明尺寸大小，容积重量，附有考释。但在器类划分上仍沿袭宋以来以敦为鼎之误，均将敦归为鼎属，多称之为汉鼎。吴云的《两罍轩彝器图释》收录王子申盏（敦）盖1件，并根据自铭，结合文献和字形书体，推定此器为楚平王长庶子子西所作①。
民国时期，随着照相技术的通行和印刷技术的进步，著录中铜器图像大多使用照片代替临摹，为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在原有体例的基础上，又增加铭文与花纹拓本，考证也更为精当。这一时期，随着各地出土铜器的增多，著录铜敦的资料也相应有所增加。
容庚著《宝蕴楼彝器图录》收铜敦1件，与上文所述《西清续鉴·乙编》卷二所收云纹敦相同，但误将其归入簋类，称为周云纹簋②。《武英殿彝器图录》收十四年陈侯午敦1件③。《海外吉金图录》收录环耳圆体敦1件④。《颂斋吉金图录》收录铜敦1件，也误将其归入鼎类，称为周綯贝纹鼎⑤。《善斋彝器图录》收录陈侯因敦1件⑥。罗振玉编撰的《梦郼草堂吉金图》收录铜敦1件⑦。商承祚编撰的《十二家吉金图录》收录十四年陈侯午敦1件⑧。《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收录铜敦3件，分别为陈侯午敦、云纹敦、素敦⑨。靳云鹗编撰的《新郑出土古器图志续编》收录平底敦1件，称周弦纹盦⑩。关百益编撰的《郑冢古器图考》收录铜敦2件，但均未以敦相称，一件称为周螭耳錡（盏式敦），一件称为周绳耳鍑（平底敦）。孙海波编撰的《新郑彝器》收录铜敦3件，两件名称为蟠螭纹簋，实为盏式敦。一件称为素盆，实为平底敦l。郭沫若编撰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收录铜敦5件，分别为齐侯敦、十年陈侯午敦、十四年陈侯午敦、陈侯因敦以及王子申盏（敦）①。容庚著《商周彝器通考》收录青铜敦22件，包括大多数前人著录所收敦类器，器形涵盖平底敦、盏式敦和圆体敦三类敦器。但所收敦器中包括底部带圈足的簋类器以及小口鼎类器，如图三九五三鸟兽带纹敦实为簋，图三八七勾连雷纹敦实为鼎②。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各地盗掘及倒卖文物事件频发，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一些青铜敦类器也散见于国外一些著录中，如日本学者梅原末治著《支那古铜精华》收录素面环耳敦1件、鸟兽纹敦2件、齐侯敦1件、蝠纹敦1件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收录三角云纹敦1件④。滨田耕作著《泉屋清赏》收录环耳圆体敦1件⑤。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大规模开展，科学发掘出土的铜器越来越多。陈梦家著《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补充散失海外的敦类器11件（①279～289），此书对敦的著录、尺寸、纹饰、时代、收藏者均有记录分析⑥。郭宝钧著《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收录洛阳中州路、侯马上马村、寿县蔡侯墓、辉县琉璃阁、长治分水岭、陕县后川等铜器群出土的青铜敦共20件。但将平底敦归入簋类，称为无足簋⑦。除了散见于考古发掘报告和杂志的青铜敦外，一些藏有较多铜器的单位和出土铜器较多的地区还先后出版了一些青铜器图录。陈佩芬著《夏商周青铜器研究》，收录上海博物馆所藏青铜敦8件⑧。《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收录馆藏铜敦2件⑨。《故宫青铜器图典》收录故宫藏铜敦3件⑩。《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青铜器卷》①《湖北出土文物精华》②《楚文物图典》③《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④等均有敦的收录，这些资料反映了各个地区出土敦的情况。《中国青铜器全集》⑤集各地资料之大成，收录了部分全国各地出土的精品铜敦。这些图录大多照片精美，有的还配有线图、局部照片，为研究和欣赏提供了方便。但在部分器物的定名和断代上也有商榷之处，如《中国青铜器全集》卷八收录的镶嵌兽纹敦（8.46）、交龙纹敦（8.47），我们认为应定名为簋更为合适。环耳簋（8.176），应为平底敦。几何纹敦（8.44、45），时代定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有误，应为春秋中期器。
有铭文的青铜敦甚少，据统计共33件，所以铭文著录不多。宋季不见铜敦铭文著录。清代才初见于一些款识类的著作，如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⑥、吴式芬的《捃古录金文》⑦、徐同柏的《从古堂款识学》⑧、刘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⑨、朱善旂的《敬吾心室彝器款识》⑩等。
民国时期著录渐多，见于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邓实出资编辑的《簠斋吉金录》、邹安的《周金文存》、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贞松堂集古遗文》、刘承干的《希古楼金石萃编》、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徐乃昌的《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曾毅公《山东金文集存·先秦编》等。但由于有铭铜敦较少，所以这些著录大多重复，主要是对三件齐侯敦、二件十四年陈侯午敦、陈侯因敦以及王子申盏（敦）的著录。在各家著录中，铭文多用拓本，大多对铭文进行释文和考释。也有定名有误的，如《贞松堂集古遗文》误称齐侯敦为簋（贞松5.15.1），《三代吉金文存》误称王子申盏（敦）为盂（三代18.12.5）。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陆续出土了一些有铭铜敦，著录也更为丰富。一些大型的资料铭刻集录中均有铜敦收录。严一萍编的《金文总集》①收录铜敦14件，社科院考古所编的《殷周金文集成》②收录铜敦18件，刘雨、卢岩编著的《近出殷周金文集录》③收录铜敦5件，钟柏生、陈昭容等编的《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收录铜敦7件④，山东省博物馆编的《山东金文集成》收录铜敦7件⑤，吴镇烽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收录铜敦30件（06051～06080）⑥、《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收录铜敦7件（0520～0526）⑦，但所收敦类器包括1950年洛阳西宫出土“轨”敦（06051）、“宜阳右仓敦”（06053）和“高奴敦”（06061）等，按照我们的观点“轨”敦应归属鼎类（敦与“轨”器的关系讨论详见第七章）；“宜阳右仓敦”器底有喇叭形矮圈足，应归属簋类更加合适；“高奴敦”体呈盒形，器底有矮圈足，与盒类器更为接近。
此外，巴纳、张光裕编《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收录铜敦3件⑧。在这些著录中，以吴镇烽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及其《续编》收录*全。（有铭青铜敦的具体著录情况，详见附表1）
除了大型的铭刻集录外，有关铜敦铭文的著录也散见于一些考古报告与期刊，一些研究性的书籍或文章中也有零星记载，如郭沫若的《金文丛考》⑨、徐仲舒的《陈侯四器考释》⑩等。
第二节 青铜敦的研究简史
自吕大临《考古图》以来，宋季诸家皆误簋为敦。所以对青铜敦的研究首先是定名与形制方面的研究。
清代钱坫著《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从文献和文字学角度，首将青铜器铭文中之“*”隶定为簋，也就是文献记载中的簋，而将敦另立为一种器名。从而解决了自吕氏《考古图》以来簋、敦长期不明的局面①。其后，王懿荣著《翠墨园语》引黄绍箕《说簋》一文，除从文字学角度外，又从音韵学、形态学、器物数量对比等角度，重申钱氏之说，认为以簋为敦，无一不合；以敦为簋，无一而合②。
陈介祺著《簠斋藏器目》，又将古器中称彝者定为敦③。但无论钱氏的释“*”为簋，还是陈氏的定彝为敦，当时均未得到广泛的认可。
青铜敦自名为“*”“*”，晚清吴大澂著《说文古籀补》指出“*”即敦之异文，“*”敦古今音皆同，“*”即文献中所见之“敦”的本字④。徐仲舒在其所著《陈侯四器考释》中对敦解释曰：“敦有团意，《诗·七月》有敦瓜苦，传云：敦，犹专专也，专团同，团团正是敦形。”⑤郭沫若著《周代金文图录及释文》，引用自名器，建立“器形如圆球，上下对分，各有环为脚耳”以及器盖不均，底平无足者，此二形制应名为敦，使民国初年以来以敦形名之为“鼎”或“鬲”或“*”的错误得以纠正⑥。容庚著《商周彝器通考》，则更把器盖不均而有三短足者也列为敦属⑦。至此，青铜敦的三种主要器形均归入敦类。
但各家在青铜敦的名形关系方面仍然存在分歧。郭宝钧先生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对青铜敦的形制变化及组合关系均作了研究，但所收敦类器不包括本文将要讨论的平底敦类器，而将其归入簋类，称为无耳簋⑧。马承源先生的《中国青铜器》对青铜敦形制的时代特征作了论述，但所收敦类器包括款足器，并认为敦由簋发展而来⑨。高明先生的《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将青铜敦分为器形不呈圆形但器盖相同、圆体和款足三型，将款足器归入敦类，但却将平底的敦类器和器底有三小附足的
定价：189.0
ISBN：9787030507419
作者：谷朝旭
版次：1
出版时间：2017-06
内容提要：
无
目录：
目录
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编写缘起 张撤销（i）
青铜敦：非仿陶青铜器产生、演进的典型代表（代序） 张酷镇（iii）
第*章 青铜敦的著录与研究简史 （1）
第*节 青铜敦的著录概况 （1）
第二节 青铜敦的研究简史 （6）
第三节 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8）
第二章 青铜敦的定名及功用 （10）
第*节 青铜敦的定名 （10）
第二节 青铜敦的功用 （18）
第三章 青铜敦的类型学分析 （23）
第*节 甲类敦 （23）
第二节 乙类敦 （36）
第四章 青铜敦的分期演变 （46）
第*节 春秋中期偏早 （46）
第二节 春秋中期偏晚到春秋晚期偏早 （48）
第三节 春秋晚期偏晚到战国早期 （50）
第四节 战国中期 （53）
第五节 战国晚期 （54）
第五章 青铜敦的组合 （56）
第*节 春秋中期偏早 （56）
第二节 春秋中期偏晚到春秋晚期偏早 （57）
第二节 春秋晚期偏晚到战国早期 （61）
第四节 战国中期 （64）
第五节 战国晚期 （66）
第六章 青铜敬的区域分析 （68）
第*节 中原地区 （68）
第二节 海岱地区 （71）
第三节 长江中、下游地区 （74）
第四节 巴蜀地区 （78）
第五节 北方地区 （79）
第六节 关西地区 （81）
第七章 敦与相关器类的关系 （85）
第*节 敦与簋的关系 （85）
第二节 敦与盆的关系 （90）
第三节 敦与鼎的关系 （9的
第四节 敦与盒的关系 （98）
第五节 敦与豆的关系 （101）
第六节 “轨”敦非敦 （105）
第八章 青铜赖的起源与消亡 （112）
第*节 青铜敦的起源 （112）
第二节 青铜敦的消亡 （113）
附表 （115）
附表1 有铭青铜敦统计表 （115）
附表2 传世青铜敦统计表 （122）
附表3 中原地区出土青铜敦统计表 （125）
附表4 海岱地区出土青铜敦统计表 （141）
附表5 长江中下游地区出土青铜敦统计表 （149）
附表6 巴蜀地区出土青铜敦统计表 （166）
附表7 北方地区出土青铜敦统计表 （169）
附表8 关西地区出土青铜敦统计表 （172）
附表9 青铜敦型式演变表 （173）
附表10 各期青铜敦型式数量统计表 （175）
参考书目 （176）
后记 （187）
在线试读：
第*章 青铜敦的著录与研究简史
第*节 青铜敦的著录概况
青铜器之定名自宋人始。王国维即曾指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盘、曰匜、曰酓，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①青铜敦作为器名见于著录较早，北宋吕大临《考古图》即列敦类，但其误将“*”字隶定为敦②。该书未收敦类器，其卷三收录的敦类，事实上都是簋的形制。北宋宣和年间王黼《博古图》收录乳钉纹敦1件，误称为汉百乳鼎③。此后宋季诸家著书多设敦类，但均沿袭吕氏所说，以簋为敦，也未有敦类器图像收录。
元明时期，我国的金石学研究处于低潮期，未有相关著作问世。
清代乾嘉时期，金石学复兴，敦类器图像见于这一时期极负盛名的《西清四鉴》。其中梁诗正等编撰的《西清古鉴》收录敦类器2件，均装饰蟠虺纹，称为汉蟠虺鼎一、汉蟠虺鼎二④。《西清续鉴·甲编》收录铜敦3件，其中2件为乳钉纹敦、1件为蟠虺纹敦，分别称为周乳鼎、汉乳鼎、汉蟠虺鼎四⑤。《西清续鉴·乙编》收录铜敦3件，分别称为周云纹鼎二、汉蟠虺鼎五、汉环耳鼎⑥。王杰等编撰的《宁寿鉴古》收录蟠虺纹敦、环耳敦、素面敦等铜敦7件，分别误称为汉蟠虺鼎、汉牲鼎、汉云纹鼎、汉环耳鼎一、汉环耳鼎二、汉素鼎二、汉素鼎三⑦。《西清四鉴》体例模仿《考古图》《博古图》，每器均有绘图，并注明尺寸大小，容积重量，附有考释。但在器类划分上仍沿袭宋以来以敦为鼎之误，均将敦归为鼎属，多称之为汉鼎。吴云的《两罍轩彝器图释》收录王子申盏（敦）盖1件，并根据自铭，结合文献和字形书体，推定此器为楚平王长庶子子西所作①。
民国时期，随着照相技术的通行和印刷技术的进步，著录中铜器图像大多使用照片代替临摹，为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在原有体例的基础上，又增加铭文与花纹拓本，考证也更为精当。这一时期，随着各地出土铜器的增多，著录铜敦的资料也相应有所增加。
容庚著《宝蕴楼彝器图录》收铜敦1件，与上文所述《西清续鉴·乙编》卷二所收云纹敦相同，但误将其归入簋类，称为周云纹簋②。《武英殿彝器图录》收十四年陈侯午敦1件③。《海外吉金图录》收录环耳圆体敦1件④。《颂斋吉金图录》收录铜敦1件，也误将其归入鼎类，称为周綯贝纹鼎⑤。《善斋彝器图录》收录陈侯因敦1件⑥。罗振玉编撰的《梦郼草堂吉金图》收录铜敦1件⑦。商承祚编撰的《十二家吉金图录》收录十四年陈侯午敦1件⑧。《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收录铜敦3件，分别为陈侯午敦、云纹敦、素敦⑨。靳云鹗编撰的《新郑出土古器图志续编》收录平底敦1件，称周弦纹盦⑩。关百益编撰的《郑冢古器图考》收录铜敦2件，但均未以敦相称，一件称为周螭耳錡（盏式敦），一件称为周绳耳鍑（平底敦）。孙海波编撰的《新郑彝器》收录铜敦3件，两件名称为蟠螭纹簋，实为盏式敦。一件称为素盆，实为平底敦l。郭沫若编撰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收录铜敦5件，分别为齐侯敦、十年陈侯午敦、十四年陈侯午敦、陈侯因敦以及王子申盏（敦）①。容庚著《商周彝器通考》收录青铜敦22件，包括大多数前人著录所收敦类器，器形涵盖平底敦、盏式敦和圆体敦三类敦器。但所收敦器中包括底部带圈足的簋类器以及小口鼎类器，如图三九五三鸟兽带纹敦实为簋，图三八七勾连雷纹敦实为鼎②。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各地盗掘及倒卖文物事件频发，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一些青铜敦类器也散见于国外一些著录中，如日本学者梅原末治著《支那古铜精华》收录素面环耳敦1件、鸟兽纹敦2件、齐侯敦1件、蝠纹敦1件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收录三角云纹敦1件④。滨田耕作著《泉屋清赏》收录环耳圆体敦1件⑤。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大规模开展，科学发掘出土的铜器越来越多。陈梦家著《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补充散失海外的敦类器11件（①279～289），此书对敦的著录、尺寸、纹饰、时代、收藏者均有记录分析⑥。郭宝钧著《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收录洛阳中州路、侯马上马村、寿县蔡侯墓、辉县琉璃阁、长治分水岭、陕县后川等铜器群出土的青铜敦共20件。但将平底敦归入簋类，称为无足簋⑦。除了散见于考古发掘报告和杂志的青铜敦外，一些藏有较多铜器的单位和出土铜器较多的地区还先后出版了一些青铜器图录。陈佩芬著《夏商周青铜器研究》，收录上海博物馆所藏青铜敦8件⑧。《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收录馆藏铜敦2件⑨。《故宫青铜器图典》收录故宫藏铜敦3件⑩。《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青铜器卷》①《湖北出土文物精华》②《楚文物图典》③《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④等均有敦的收录，这些资料反映了各个地区出土敦的情况。《中国青铜器全集》⑤集各地资料之大成，收录了部分全国各地出土的精品铜敦。这些图录大多照片精美，有的还配有线图、局部照片，为研究和欣赏提供了方便。但在部分器物的定名和断代上也有商榷之处，如《中国青铜器全集》卷八收录的镶嵌兽纹敦（8.46）、交龙纹敦（8.47），我们认为应定名为簋更为合适。环耳簋（8.176），应为平底敦。几何纹敦（8.44、45），时代定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有误，应为春秋中期器。
有铭文的青铜敦甚少，据统计共33件，所以铭文著录不多。宋季不见铜敦铭文著录。清代才初见于一些款识类的著作，如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⑥、吴式芬的《捃古录金文》⑦、徐同柏的《从古堂款识学》⑧、刘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⑨、朱善旂的《敬吾心室彝器款识》⑩等。
民国时期著录渐多，见于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邓实出资编辑的《簠斋吉金录》、邹安的《周金文存》、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贞松堂集古遗文》、刘承干的《希古楼金石萃编》、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徐乃昌的《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曾毅公《山东金文集存·先秦编》等。但由于有铭铜敦较少，所以这些著录大多重复，主要是对三件齐侯敦、二件十四年陈侯午敦、陈侯因敦以及王子申盏（敦）的著录。在各家著录中，铭文多用拓本，大多对铭文进行释文和考释。也有定名有误的，如《贞松堂集古遗文》误称齐侯敦为簋（贞松5.15.1），《三代吉金文存》误称王子申盏（敦）为盂（三代18.12.5）。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陆续出土了一些有铭铜敦，著录也更为丰富。一些大型的资料铭刻集录中均有铜敦收录。严一萍编的《金文总集》①收录铜敦14件，社科院考古所编的《殷周金文集成》②收录铜敦18件，刘雨、卢岩编著的《近出殷周金文集录》③收录铜敦5件，钟柏生、陈昭容等编的《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收录铜敦7件④，山东省博物馆编的《山东金文集成》收录铜敦7件⑤，吴镇烽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收录铜敦30件（06051～06080）⑥、《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收录铜敦7件（0520～0526）⑦，但所收敦类器包括1950年洛阳西宫出土“轨”敦（06051）、“宜阳右仓敦”（06053）和“高奴敦”（06061）等，按照我们的观点“轨”敦应归属鼎类（敦与“轨”器的关系讨论详见第七章）；“宜阳右仓敦”器底有喇叭形矮圈足，应归属簋类更加合适；“高奴敦”体呈盒形，器底有矮圈足，与盒类器更为接近。
此外，巴纳、张光裕编《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收录铜敦3件⑧。在这些著录中，以吴镇烽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及其《续编》收录*全。（有铭青铜敦的具体著录情况，详见附表1）
除了大型的铭刻集录外，有关铜敦铭文的著录也散见于一些考古报告与期刊，一些研究性的书籍或文章中也有零星记载，如郭沫若的《金文丛考》⑨、徐仲舒的《陈侯四器考释》⑩等。
第二节 青铜敦的研究简史
自吕大临《考古图》以来，宋季诸家皆误簋为敦。所以对青铜敦的研究首先是定名与形制方面的研究。
清代钱坫著《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从文献和文字学角度，首将青铜器铭文中之“*”隶定为簋，也就是文献记载中的簋，而将敦另立为一种器名。从而解决了自吕氏《考古图》以来簋、敦长期不明的局面①。其后，王懿荣著《翠墨园语》引黄绍箕《说簋》一文，除从文字学角度外，又从音韵学、形态学、器物数量对比等角度，重申钱氏之说，认为以簋为敦，无一不合；以敦为簋，无一而合②。
陈介祺著《簠斋藏器目》，又将古器中称彝者定为敦③。但无论钱氏的释“*”为簋，还是陈氏的定彝为敦，当时均未得到广泛的认可。
青铜敦自名为“*”“*”，晚清吴大澂著《说文古籀补》指出“*”即敦之异文，“*”敦古今音皆同，“*”即文献中所见之“敦”的本字④。徐仲舒在其所著《陈侯四器考释》中对敦解释曰：“敦有团意，《诗·七月》有敦瓜苦，传云：敦，犹专专也，专团同，团团正是敦形。”⑤郭沫若著《周代金文图录及释文》，引用自名器，建立“器形如圆球，上下对分，各有环为脚耳”以及器盖不均，底平无足者，此二形制应名为敦，使民国初年以来以敦形名之为“鼎”或“鬲”或“*”的错误得以纠正⑥。容庚著《商周彝器通考》，则更把器盖不均而有三短足者也列为敦属⑦。至此，青铜敦的三种主要器形均归入敦类。
但各家在青铜敦的名形关系方面仍然存在分歧。郭宝钧先生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对青铜敦的形制变化及组合关系均作了研究，但所收敦类器不包括本文将要讨论的平底敦类器，而将其归入簋类，称为无耳簋⑧。马承源先生的《中国青铜器》对青铜敦形制的时代特征作了论述，但所收敦类器包括款足器，并认为敦由簋发展而来⑨。高明先生的《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将青铜敦分为器形不呈圆形但器盖相同、圆体和款足三型，将款足器归入敦类，但却将平底的敦类器和器底有三小附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