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麦金农先生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著述甚多，与中国学术界交往也比较密切，是中美关系解冻之初来中国访问的第一批汉学家。多年前，不记得是在我们研究所，还是国内其他单位组织的研讨会上，我们曾经有过短暂交流。至于麦金农先生关于袁世凯的研究，由于很早就有中文译本，我更是仔细拜读过，获益良多。这一次他的名著《19011908年的北京与天津》有机会在团结出版社出版，承蒙责任编辑闫妮老师之邀，嘱我写几句读后感以为序，深感荣幸。也谨向麦金农先生祝贺这一名著得以再版，相信会引起更多中国同行的关注。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学术界，直至今日还是一个被严重扭曲的人物，他的许多行事依然扑朔迷离，相当多的研究者执着于评估袁世凯的意义，相对忽略了对历史事实本身的梳理考订。与中国学者情况很不一样，麦金农先生对袁世凯及其时代没有先天的看法，更没有偏见。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就是距今半个世纪之前，在我们的学术前辈卷入那场内乱之际，麦金农就心平气和开展了纯粹的学术研究。这是中美两国学术体制不同所致，庆幸我们后来还是有机会看到了这些先行者的研究。《19011908年的北京与天津》一书自其面世以来，便以其深邃的学术洞察力和跨文化的理解视角，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著作。这部书超越了传统;革命史观的单一叙事，将清末政治变革置于权力结构、制度演进与社会转型多重维度中加以审视，尤其对袁世凯在晚清政局中的角色给予了客观而富有张力的分析。袁世凯的一生并不漫长。麦金农这部著作研究的这个时间段，恰好是袁世凯一生最为精彩的时刻。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袁世凯由列强向清政府动议从小站练兵调任山东巡抚，负责平息很长时期困扰外国人的民教冲突，恢复社会秩序。袁世凯没有辜负朝廷、列强的期待，他就任伊始快刀斩乱麻，威慑性地平息了山东境内由民教冲突而引发的动荡。然而不幸的是，袁世凯的行动只是他职权范围内山东一省的单独行动，山东境内民教冲突平息的同时，实际上将这些动乱外溢，所谓;义和拳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山东民教冲突平息了，却在直隶，在北部中国四处开花蔓延，进而引来列强更强烈的干预。战争结束后，清廷尚未从战争影响中走出，就在废墟中颁布;新政上谕，认同1898年未完成的政治改革所体现的危机意识，接续中断已久的改革往前走。当此时，鉴于袁世凯在义和团运动前后的政治立场，清政府将袁世凯从山东巡抚提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节天津，成为天下第一督抚，为袁世凯的政治前途打开了无限空间，从而使袁世凯在未来新政改革中成为最有力量的地方推手。麦金农教授这部著作就从这儿开笔，用七个章节的篇幅细致描写了袁世凯的崛起，以及在担任直隶总督三年（19011903），出任军机大臣和外务部尚书三年（19031907），共六七年间地方治理、中枢外交活动情形，许多讨论新见迭出，出人意表，极富启发。依据麦金农的研究，袁世凯以务实、高效、系统化的治理风格，在直隶地区展开了一场涵盖政治、军事、教育、治安、经济等多领域的全面改革试验。天津，这座近代中国北方的开放门户，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三代总督接续努力下，成为当时新政治、新经济、新外交的;试验田与;样板间。在政治改革方面，袁世凯接续李鸿章，在直隶地区大胆实行地方自治，尤其重视地方士绅的力量，重视县级政治权力的训练与施展，从而使直隶地区在清末十年政治改革方面几乎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诸如司法改革、政治机构设置等，直隶都为全国提供了示范。在军事改革方面，袁世凯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有在朝鲜编练新式军队的经验，更有甲午后小站练兵的实践，根据这些经验，袁世凯于1902年在保定设立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后发展为著名的保定军校，为中国近代军队培养了大批专业军官。袁世凯主持编练的;北洋新军，是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陆军，实行西式编制、装备德式武器、采用现代训练方法，并建立军需、军医、通讯等后勤体系。这支军队不仅在组织形态上摆脱了旧式绿营与勇营的窠臼，更在军事理念上引入;国家军队概念，强调忠诚于国家而非个人。北洋新军后来虽成为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源头之一，但其制度创新本身，无疑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在这里，麦金农反复强调一定要注意，袁世凯编练的新式军队属于国家的军队，不是;曾左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湘军、楚军，或淮军，更不是地方军阀，这支军队在后来的分化中可能助长了军阀混战，但其本身在晚清政治转型中的国家军队定位并不必怀疑。麦金农的这个判断，我是极为认同的。与此同时，袁世凯在警察制度建设上亦开风气之先。中国从来就没有警察制度，只有;五家为伍;十家为保相互监督告发连坐制度，直至近代，黄遵宪参与湖南巡抚陈宝箴主导的变革，方才模仿东西洋既成制度，设立湖南保卫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职警察机构，被视为中国警察制度的开端，可惜湖南改革很快随着全国政治逆转而中断，并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1902年，袁世凯参照天津都统衙门在义和团战争期间管理经验，在天津率先设立巡警总局，聘请日本警官协助训练，建立中国最早的现代警察体系。这一体系迅速扩展至保定、北京等地。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在前门火车站被革命党人吴樾自杀性攻击，引爆炸弹，朝野震动，举国恐慌。袁世凯乘机提议朝廷设立巡警部，主管全国警务及京师治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全国性警察管理机构，徐世昌被任命为首任尚书，主导全国警政建设。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不仅取代了传统保甲与衙役的混乱治安模式，更标志着国家治理从;人治向;制度治理转型。警察的职能涵盖治安、户籍、消防、卫生、交通等，成为国家渗透社会基层的重要工具，也为后来的城市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在教育领域，袁世凯同样是清末教育变革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他在曾国藩、李鸿章二十多年经营基础上，充分调动吴汝纶、严修等人积极性、创造力，继续改进传统教育体制，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在直隶推行;癸卯学制，凭借乡绅力量，利用县域经济，设立小学、中学、师范、实业学校，形成较为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在新旧教育转轨关键期，袁世凯厥功至伟。他支持派遣留学生，尤重赴日学习军事、法政与师范教育。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推广新式教育，袁世凯是关键的推动者之一，他与张之洞等人密切合作，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先河。袁世凯深知，旧有的科举制度已无法适应现代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唯有通过新式教育、学校教育，才能培养出具备科学知识、国家意识与专业技能的现代公民。袁世凯利用先前在山东主持创办山东大学堂的经验，在保定创办直隶师范学堂、北洋法政学堂等，使之成为清末新式教育的典范。更为重要的是，袁世凯在宪政改革中扮演了复杂而关键的角色。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袁世凯与张之洞同时被清廷从地方督抚转调中枢。张之洞主管学部，袁世凯主管外务部，他们积极支持设立资政院与各省谘议局，并推动官制改革，试图建立责任内阁制度。尤其是袁世凯，力主;大权政治与;立宪并行，既维护中央权威，又逐步开放政治参与。191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袁世凯虽然不在其中，但其数年来为之努力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这是中国政治一个巨大进步，尽管责任内阁被污名为;权贵内阁，但国家管理机制在两千年历史上终于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调整，其意义不亚于英国历史上的《大宪章》的签署。在这场立宪运动中，袁世凯始终走在前列，始终站在刚刚兴起的中国资产阶级立场上，有力推动立宪进程中的制度设计、舆论引导，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播下了重要种子。当然，袁世凯的形象历来充满争议。一般人的看法是，袁世凯权倾朝野，善于权术，有当代曹操的影子，最终走向帝制复辟的歧途，其改革者的正面形象大打折扣。但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应避免;以终定论的简单化倾向。正如麦金农在书中所强调的，晚清的政治变革是在传统体制与现代压力之间艰难博弈的过程，任何改革者都不得不在皇权、官僚、列强、舆论等多重力量间寻求平衡。袁世凯的改革实践，正是在这种结构性困境中展开的。他的动机或许掺杂个人权位的考量，但其政策本身却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麦金农的《19011908年的北京与天津》之所以历久弥新，正在于它没有简单地将袁世凯标签化为;野心家或;改革者，而是将其置于清末权力网络的复杂图景中，揭示制度变革与个人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不断提醒我们，历史的进程，往往不是由道德理想驱动，而是在现实权力博弈中逐步成形。袁世凯主导、推动的改革，虽未能挽救清王朝，但为后来的民国政府提供了制度遗产与治理经验。袁世凯那代人刻意维护的大清不在了，一个全新的中华民国在1912年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走出了探索文明新路。重读麦金农先生这部研究袁世凯的经典之作，令人深思遐想，外国学者大致而言没有我们习惯的阴谋论，而是基于史料的梳理，基于日常情理的分析，读到书中慈禧太后对身后人事格局的安排，作者的分析，读者或许并不完全赞同，但必须承认作者的分析合乎情理，也有充分的史料依据。总而言之，袁世凯在天津、北京的十年新政，是中国第一次系统性尝试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的努力，是中国转型期政治变革一个极为重要的案例。麦金农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值得借鉴。深愿此书出版，能激发更多读者，以更宽广的视野和心胸，重新思考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逻辑、变革之路。是为序。

马勇2026年3月5日

以一人观一代，以京津窥天下汉学家麦金农经典再版著名历史学者 马勇作序推荐｜推翻定论，重写晚清权力剧本｜解读晚清变局，窥见近代转型之路挑战;地方坐大传统史观，揭示权力运行的复杂真相袁世凯，军阀雏形还是帝国最后的能臣？

袁氏，玩转北京、绑架改革，让帝国机器为自己狂奔。在帝国最后的十年，导演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夺权大戏。

袁世凯的权力不在地方军队，而在帝国中枢密室。以京津七年，为晚清官僚体系惊险蜕变切片。

本书以其深邃的学术洞察力和跨文化的理解视角，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勇

1901 至 1908 年的北京与天津，正处于晚清社会变革的关键节点 ?前者是王朝权力中枢，后者是新政实践前沿，本书便以这两座城市的时空交集为锚点，为读者揭开晚清政治权力运作的隐秘脉络。为还原这段历史的鲜活细节，作者重点采撷了与 1901_1908 年京津相关的一手史料：天津直隶总督署留存的新政奏稿、北京军机处的廷议记录、两地士绅与官员的私人函件，以及《大公报》《京报》等地方媒体对当时改革举措的追踪报道。这些素材不仅精准复现了核心人物在天津推进改革时的具体困境（如平衡列强利益与地方治理），也清晰呈现了他在北京中枢应对派系博弈的关键选择，为书籍内容提供了扎实依据。作者以外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将研究目光聚焦于 1901_1909 年京津两地的地域政治互动，而非泛论晚清历史。他跳出传统认知框架，提出 ;天津新政为北京中枢改革提供试验样本;两地权力联动影响晚清改革进程 等独到观点，为理解晚清政治提供了地域化的全新视角。对研究晚清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学者而言，本书提供了京津地区的具体案例；对喜爱晚清历史的普通读者来说，书中通过两地故事勾勒出的改革细节与权力博弈，能让人更真切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变革肌理，堪称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读性的佳作。

斯蒂芬R.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美国知名历史学者。1941年生，毕业于耶鲁大学，后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刘广京。曾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管，深耕中华民国史与中美关系史研究。著有《1901_1908年的北京与天津》《武汉，1938》等多部有影响力的专著。

牛秋实，1968年生，河南洛阳孟津区人，浙江大学历史学硕士，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后。玉林师范学院历史与法律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国文化史。

导言 ?1第一章 袁世凯的崛起 ?1早期生涯 3外国列强的影响 141901年袁世凯的军事实力 18宫廷政治和慈禧太后 23第二章 稳定直隶：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初年（19011903） ?31协商外国军队撤军的问题 34军事斗争和镇压农民起义 40财政困难 48第三章 袁世凯控制北京的朝政与外交（19031907） ?63三角关系：袁世凯、慈禧太后和庆亲王 65袁世凯和列强 69袁世凯担任中央政府官员 76军机处阴谋以及1907年袁世凯和庆亲王面临挑战 81第四章 袁世凯与北洋军（19011907） ?97北洋军的发展与组织结构 99朝廷对北洋军的财政和管理控制 112北洋军官和个人忠诚问题 128第五章 直隶的改革和权力运作（19011907） ?151教育改革 153警政改革 166经济改革 181第六章 袁世凯担任军机大臣和外务部尚书（19071908） ?201袁世凯与列强 204袁世凯继续把持京师和华北的政治和官僚 209袁世凯对军务的持续影响及与北洋军的关系 221第七章 结局：袁世凯下台 ?229结束语 ??239参考书目 ?254后 记 ?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