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新马克思阅读系列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自2000年以来，已译介百余部域外学术佳作。复合光通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以“棱镜”为名，意在通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丛书下设27个子系列，涉及哲学、社会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媒介研究等诸领域，囊括了众多域外著名学者的代表作、新作，如让·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海登·怀特的《叙事的虚构性》、C. 赖特·米尔斯的《白领》、迈耶·夏皮罗的《绘画中的世界观》等，旨在通过译介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begriffs bei Karl Marx

[德]海尔穆特·莱希尔特 著

李乾坤 齐效玫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折射集 2026年1月

定价：75元

ISBN：978-7-305-28774-9

开本 16开  印张 17.25  字数 258千

上架建议：哲学

“新马克思阅读”代表人物莱希尔特的代表作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文本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

厘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关键概念

内容简介

本书是“新马克思阅读”代表人物海尔穆特·莱希尔特的博士论文，于1970年首次在德国出版。全书分三章，第一章阐释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唯物史观，探讨了马克思的理论范畴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在资本和资产阶级主体性的出现方面。第二章探讨了马克思资本概念的一般观点，认为马克思是在对古典理论尤其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中形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而其中重农主义、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则是马克思资本理论的重要批判来源。第三章基于《资本论》中对资本概念的详细阐释，细致分析了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内容以及相关概念，如价值、商品及商品二重化、货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本书结构分明、论述严谨、内容精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文本，可作为阅读《资本论》的一部导论入门书，对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者以及希望了解马克思思想理论的普通读者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作者
海尔穆特·莱希尔特 1939年生，德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曾于法兰克福大学师从西奥多·阿多诺和伊林·费切尔，1971年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1978年接替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任不来梅大学社会理论教授。德国“新马克思阅读”的奠基人之一和主要代表人物。著有《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和《新马克思阅读：社会科学逻辑批判》。

关于译者

李乾坤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从事马克思的社会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

齐效玫 南京审计大学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研究。

编辑推荐

☆☆本书是当代德国哲学家、“新马克思阅读”代表人物海尔穆特·莱希尔特的作品，是一本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及核心概念的专题性著作。作者以严谨的文本分析和研究，串联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文本中的相关论述，以资本及相关概念（商品、劳动、价值、货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为核心，分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及核心观点。

☆☆本书以严谨的论述和文本分析梳理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概念结构，可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入门读物，也可作为进入《资本论》前的导读性作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读者不可错过的一本佳作。☆☆

金句

☆对于青年马克思来说，以往的历史是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的不同阶段，因此，人们可以笼统地谈论资产阶级理论，而马克思的批判的独特性就在于，他预先提供了构成资产阶级理论的资产阶级性的来源。

☆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通过将直接性展现为中介了的直接性而回归直接性；整部《资本论》在根本上是将这些“无概念的形式”“提升为概念”的系统化的形式。

☆政治经济学只是一门尝试从理论上穿透人自身生产出的客观性的科学，并最终在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上达到顶点，它被理解为需要被扬弃的科学，并且只有这样才有能力真正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

目录

001/新版序言

001/导论

007/第一章 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唯物史观

057/第二章 “资本”中的社会和认识

057/第一节 资本概念的一般角度

079/第二节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080/一、重农主义者

084/二、亚当·斯密

094/三、大卫·李嘉图

109/第三章 范畴的叙述

109/一、 逻辑的和历史的方法的关系

119/二、 马克思的价值概念

132/第一节 简单流通范畴

134/一、观念的二重化

141/二、现实的二重化

150/三、货币的第一个规定

154/四、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的补论

162/五、货币的第二个规定

164/六、关于危机理论的补论

171/七、货币的第二个规定（续）

181/八、货币的第三个规定

206/第二节 向资本过渡

206/一、简单流通和资本的关系

221/二、资本最抽象的形式

245/译者后记

试读

六、关于危机理论的补论

对马克思来说，对商品形式变换的这种叙述，与引入这些规定是相同的，没有对它们的理解，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核心现象，即危机现象的相应的理论处理，从一开始似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买和卖的规定。马克思也要求对这些规定采取严格的引入形式，而且基本上将他自己的叙述视作这里唯一可能的形式，这可以从一处脚注中得知，马克思在此处批评了那种认为把货币放在政治经济学中来研究是弄错了的理论家。照霍吉斯金所说：“货币实际上只是买卖活动的工具，研究货币，同研究船舶、蒸汽机……一样，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马克思立即反驳道：“但是请问您是怎样理解买和卖的呢？”然而，在货币形式不能从商品结构中推导出的情况下，无法理解交换价值独立表现形式的必要性，而是将货币仅仅视作“被巧妙地设计出来的手段”，以此来（从表面上）克服物物交换的外在困难，那么，也无法要求提供关于这两个规定的本质的明确信息。这些误解乍一看可能是无害的，但无论如何，由马克思所阐明的结果都是意义深远的。

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意味着会发生一种变体（Transsubstantiation）。但同时也意味着，这种变体成功与否是偶然的。伴随着货币形式的产生，交换的行为分裂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行为，即买和卖，由此，卖出自己的产品和买入他人的产品之间的直接同一性，就让位于本质上由这两个阶段的统一组成的过程，就像它同时也是在本质上彼此分离的和独立的一样。“它们可能互相适应和不适应；它们可能彼此相一致或不一致；它们可能出现彼此不协调。固然，它们不断力求达到平衡；但是，现在代替过去的直接相等的，是不断的平衡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正是以不断的不相等为前提的。现在完全有可能只有通过极端的不协调，才能达到协调。”对这两个规定的内涵的描述，同时也是危机的第一种叙述形式，或者说是对在其最抽象的形式中的危机的叙述。然而，在开始讨论这一形式之前，必须注意总危机问题有关叙述的某些方面。如果辩证的叙述形式包括了对资本主义总过程进行概念处理的唯一适当形式的要求，那么这一叙述形式必须同时被认作这样的探索，即解决一项相当于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化圆为方”的任务。我们所需要的只是系统地叙述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导致这种生产方式周期性崩溃的那些环节。“内在自我超越”的形式中的叙述体系，其概念离不开对一种自身协调的结构的设想，它拥有一种体系内在的断裂，同样以体系化的方式来把握它自身内在的爆发力。这一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静力学和动力学的交织，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总的构想。对危机的零散的、显然非体系化的理解本身仍然是在不同的具体阶段上处理事实的适当方法，按照其总体结构，这一事实似乎拒斥一种体系化的处理。“而这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经济是重要的。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到阐明。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它的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被说明。”讨论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就在于阐释买和卖的规定这一点上，并仅仅存在于对危机的抽象形式的详细考察之中。

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前文所述的误解无法实现这样的考察方式。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有趣的是马克思处理资产阶级危机理论时所作的区分，这与古典理论和庸俗理论之间的本质区别并不相符。正如已经多次强调的那样，古典理论的特点恰恰在于它试图穿透客观表象，尽管它采取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徒劳的，而庸俗理论则完全屈从于客观表象。但是，正如我们在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批判中所见到的那样，这并不排除古典理论中掺杂着庸俗经济学的因素的可能性；相反，没有与庸俗经济学的原理的部分重叠，古典理论就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古典理论了，而是直接地与他自己的理论相一致。而在危机理论中，这种部分重叠是不存在的，古典理论本身就完全变成了庸俗经济学。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曾经说过：“这种幼稚的胡说，出自萨伊之流之口是相称的，出自李嘉图之口是不相称的。”但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引出一种区别：在关于这一问题的普遍的不确定性中，需要区分的是，对于危机的实际观察是被理论“否认了”还是“接受了”。资产阶级理论的这两个方面被有所保留地（cum grano salis）归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本身也可以通过危机的两种特殊形式来标明：“李嘉图自己对于危机，对于普遍的、由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世界市场危机，确实一无所知。对于1800—1815年的危机，他可以用歉收引起谷物涨价，用纸币贬值、殖民地商品跌价等等来解释，因为，大陆封锁使市场由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被迫缩小。对于1815年以后的危机，他也可以解释为部分由于荒年造成谷物缺乏，部分由于谷物价格下降，——因为，根据李嘉图自己的理论，在战争以及英国同大陆切断联系的时候必然引起谷物价格上涨的那些原因不再起作用，——部分由于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途径的突然变化’……。后来的历史现象，特别是世界市场危机几乎有规律的周期性，不容许李嘉图的门徒们再否认事实或者把事实解释成偶然现象。”这两个时期之间的转折点同时也标志着一个历史的顶点；因为作为古典理论的资产阶级理论的发展已经不可能了。这是否说明了，在李嘉图的体系中，资产阶级视野范围内可以说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生理学”的一切，从这一刻开始是一个抽象问题。随着危机有规律地反复发生，资产阶级再生产过程的历史本性不可避免地进入意识，再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从这一过程本身的形式中显现出来。然而，这样一来，资产阶级视野也必须被认识为资产阶级的；对于马克思来说，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作为对这种科学的批判才可以被思考，而资产阶级的科学还只是自觉的辩护论。

资产阶级危机理论的第一种变形是如何向马克思展现的？马克思察觉到了在经验的观察和抽象的理论之间的一种荒诞偏离。不可否认，危机确实会发生，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理论家无法将这一现象概念化。“至于危机，所有描写价格的实际运动的著作家或所有在危机的一定时候进行写作的实践家，都有理由藐视那些貌似理论的空谈，有理由满足于说：认为市场商品充斥等等不可能的学说，在抽象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错误的。危机有规律的反复出现把萨伊等人的胡说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空话。”该理论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研究在灾难中表现出来的因素，而是满足于对灾难的否认，面对这一现象在经验上的反复发生，固执地坚持这样的看法：“如果生产按照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发展，事情就决不会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危机绝不具有必然性的特征，相反，它的出现是纯粹的偶然。

而马克思并不满足于陈述这种差异，而是指出，资产阶级理论以对经济形式规定性的含义的基本误解为基础。像上文已经强调的那样，货币形式并非从交换过程的结构中推导出来的，而是被视为便于产品交换的技术手段，那么直接的产品交换和商品流通之间的本质区别也就变得模糊了。因此，买和卖不被理解为由两个对立阶段组成的过程，这两个阶段构成一个统一体，然而这个统一体现在是自在存在形式中的一个统一体：既然没有他人买，就没有人卖，但是没人需要直接买，因为他自己已卖出了，因此，流通就打破了产品交换的时间的、地点的和个人的界限，而这两个阶段就可以相互独立了。只要内在的统一有效，它们就表现为独立的阶段；两个阶段的分离表现在危机中。“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因素所具有的彼此的独立性被强制地消灭了。因此，危机表现出各个彼此独立的因素的统一。没有表面上彼此无关的各个因素的这种内在统一，也就没有危机。”

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既然对它来说货币仅仅是“进行交换的媒介”，它就无法把握买和卖的特殊形式规定性，而只能从交换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它从一开始就未能将危机作为统一的表现形式，因为对它而言，统一只有在直接的同一性的形式之下才可能达到。因此，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不可能出现危机。“但是，辩护论经济学家说：不对。因为有统一，所以就不会有危机。”

这样，在马克思看来，全部资产阶级危机理论就在实质上得到了批判。如果说考虑到他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危机的问题必须不断被重新审视，更为抽象的形式必须在更为具体的形式中不断被反复证明，那么相反，错过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导致无法解决整个复杂问题。马克思在研究李嘉图时强调了这点。“大卫·李嘉图接受了庸俗的萨伊的（其实是属于詹姆斯·穆勒的）观点（我们谈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时，还要讲到这种观点），认为生产过剩，至少市场商品普遍充斥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是以产品同产品交换这一论点为基础的，或者，正如穆勒所想象的那样，是以‘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为基础的……”买和卖在交换的规定下被把握，而这最初的失误继续延续下去。马克思在考察资本的竞争时才阐述需求和供给，也是从这一角度分析的：“李嘉图的和其他类似的论断，当然不仅是从买和卖的关系出发，而且是从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出发……照穆勒的说法，买就是卖，如此等等，那末，这样一来，需求就是供给，供给就是需求。”这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完全误解。既然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对需求和供给之间关系的更为具体的讨论无法离开对生产和消费之间关系的具体叙述，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关系作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消费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生产过剩的现实基础——是一切危机的基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第二步就意味着完全误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因此，马克思可以用几句话总结处理危机的不恰当方式：“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导致普遍的危机，就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条件和它的社会形式的一切规定，否定它的一切原则和特殊差别，总之，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实际上是证明：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的独特形式，而是资本主义最初萌芽产生以前就出现的一种生产方式，那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对抗、矛盾，因而对抗、矛盾在危机中的爆发，也就不存在了。……这就不仅是退回到资本主义生产以前，而且甚至退回到简单商品生产以前去了；并且通过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条件，即产品必须是商品，因而必须表现为货币并完成形态变化过程，来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最复杂的现象——世界市场危机。”

上文所提及的资产阶级理论的另一个变形，似乎也可以说是刚才所讨论内容的反面。就是说，虽然两个阶段的独立化表现在危机中，危机仍然不能从买和卖的分离的纯粹形式上被解释。相反，危机的现实原因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力的发展和消费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的根本分离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它们又在根本上相互联系着，它必然表现出来，而且就其所是，即生产相对于消费的独立化，表现为生产过剩。生产过剩作为危机的内容，作为这一形式的内容，就是有根据的内容（begründeter Inhalt）。但是，只要主题仅仅是买和卖的分离，并在范畴叙述的这一层次上考察危机，就并不存在有根据的内容；在作为对危机的叙述的范畴叙述的这一层次上，内容等同于形式，形式是全部的内容，或者是危机现实的最抽象的形式。卖的不可能性在于买和卖的分离，所以危机的可能性就在于分离本身；没有这一分离，就不存在现实的危机，就像现实的危机也表现为卖对于买的设定。但是为何可能的危机会变成现实的危机，我们还不能在整个体系展开的这个阶段说明。“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就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因此它们是潜在的危机。它们的一致对商品来说总是危机的因素。但是它们也可能顺利地相互转化。所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因而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就是商品的形态变化本身，在商品形态变化中，包含在商品的统一中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以至货币和商品的矛盾，仅仅作为展开的运动存在。但是，使危机的这种可能性变成危机，其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这个形式本身所包含的只是：危机的形式已经存在。”与上文讨论过的资产阶级理论的方面相反，经验观察所揭示的东西也会被理论所接受；因此接受，伴随着买和卖的分离也存在危机的可能性，但是理论家没有转过头去寻找从可能的危机变成现实的危机的原因，所以解释仍然是同义反复的：“此外，有些经济学家（例如约·斯·穆勒）想用这种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中所包含的危机可能性——如买和卖的分离——来说明危机，他们的情况并不更妙些。说明危机可能性的这些规定，还远不能说明危机的现实性，还远不能说明为什么［再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竟会发生这样的冲突，以致只有通过危机、通过强制的过程，它们内在的统一才能发生作用。这种买和卖的分离在危机中也表现出来；这是危机的元素形式。用危机的这个元素形式说明危机，就是通过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叙述危机存在的办法来说明危机的存在，也就是用危机来说明危机。”在结果上，这些理论与前文提到的理论没有区别。人们停留在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上，认为它的出现是可能的，所以将其规定为可能的现实性。成为一种可能的现实性，在哲学传统中就是对偶然的规定：“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些经济学家的极端的庸俗，他们在再也不能用推理来否定生产过剩和危机的现象时，就安慰自己说，在上述形式中既定的［只］是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所以，不发生危机是偶然的，发生危机本身也不过是偶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