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集中描摹了王朝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群像，主要集中于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阶段，包括陈洪绶、傅山、俞理初、黄宗羲、李贽、吕留良、严复、吕碧城、徐世昌等人。作者重点着笔于这些人物在风雨飘摇的鼎革之际的个人经历和个人选择，以此来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

序：至暗时刻的君子之道／余世存

陈寿：非实录无以称良史

刘秉忠：北京城第一设计师

马致远：白头仍写颂圣诗

雨疾荷残说老莲

傅山：至死不渝的不合作主义

李贽：中国的路德？

黄宗羲：三百年前的中国《人权宣言》

吕留良：坚守中方显儒生本色

光绪皇帝要求群臣读的是部什么书？

怎样评价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

戊戌风云中的徐世昌

清廷末日中的徐世昌

严复列名筹安会别议

俞理初：故纸堆里的思想风暴

吕碧城拒绝秋瑾为哪般？

一场诉讼：百年之后再评说

后记

解玺璋，祖籍山东，北京人氏，工人出身，恢复高考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自1983年以来，一直供职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曾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书香专刊、文化导刊以及《北京日报》文艺周刊担任编辑和主编多年，2004年10月至2008年初任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北京日报高级编辑，现已退休。编报、编书三十余年，写过电影、戏剧、文学、电视剧评论千余篇，杂文、随笔数百篇，文化批评专论数十篇，计有数百万字，曾出版《喧嚣与寂寞》 《中国妇女向后转》 《雅俗》 《一个人的阅读史》 《梁启超传》 《五味书》 《说影》 《君主立宪之殇》等多种专著。

史家治史，最高的品格和精神境界是秉笔直书，实录真相。历史上，直书和实录的精神品格也为人们津津乐道。坚持要为“赵盾弑其君”记下一笔的董狐，便是其中的一位，孔夫子曾夸奖他“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司马迁的名气则更大些，时贤刘向、扬雄都称赞他“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可谓史家直书之典范，历来为世人所推崇。

历史上，陈寿的“良史之材”也曾得到多数史家的认可。在一些人看来，他撰写的《三国志》，影响直逼司马迁的《史记》，超过了班固的《汉书》。《晋书·陈寿传》就称赞他“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司空张华爱其才，甚至想把修撰《晋书》的重任托付给他。但是，有些做法似乎也让这位“良史”蒙羞。

有两件不太光彩的事，都见于《晋书·陈寿传》。一件是陈寿曾找到丁仪的儿子，对他说，你如果能带着千斛米来见我，我可以作一篇赞美你父亲的传记。一斛等于一石，即十斗，一百二十斤，千斛就是十二万斤，这并不是个小数目。丁仪的儿子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居然真就没有为丁氏兄弟立传。丁仪是东汉时期的名士，有才学，诗也写得好，曹操很想把女儿嫁给他，但由于曹丕反对，这门亲事最终未成，事后曹操还有些后悔。丁仪还有个兄弟丁廙，他们与曹植走得很近，常与杨修在曹操面前为曹植说好话，主张立曹植为太子。曹操死后，曹丕继任为魏王，将丁仪、丁廪兄弟二人及两家男子全部处死。这样的人物是否应该入传，固然可以商量，清代史学家潘眉、王鸣盛就认为，丁氏兄弟的作为是不值得人传的。但如果不作传是因为不贿赂，这绝非“良史”应有的态度。

另一件事关系到诸葛亮。陈寿的父亲在马谡手下任参军。马谡失街亭，被诸葛亮所杀，陈寿的父亲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处以髡刑，即剃去头发。髡刑对人是一种羞辱，这使得陈寿心生芥蒂。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又不大看得起陈寿。于是，陈寿在为诸葛亮作传时，便说他无将才，而且批评诸葛瞻死读书，没有真才实学，名不副实。

不过，关于这两件事的真实性，历史上许多史家是存疑的，《廿二史札记》的作者赵翼就认为，根据这种传闻就断定陈寿低估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是“真不识轻重者”的“无识之论州。当年，房玄龄采用这些传闻入《晋书》时，似乎也不能确定其真伪，所以用了“或云”这样含糊其词的说法。但唐代《史通》的作者刘知几却不肯原谅陈寿，他在《曲笔》篇中对“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提出严厉批评，认为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话说得很不客气，一点儿余地不留，令人很有些诧异，不知所为者何。如果只是“借米而方传”，是不是有点儿小题大做？

近日读了柯美成先生汇校的《汉晋春秋通释》，于是，我对刘知几的态度似乎多了一些理解。《汉晋春秋》是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成名作，至五代、北宋时或已亡佚，只有清人辑本和今人校补本行世。《汉晋春秋通释》就是在前人辑佚、校勘的基础上，对佚文所做的补充和笺注。通过对相关史料的爬梳整理，那些残留下来的几十字、百余字，最多不过几百字的片段佚文，得以扩充为较为完整可观的叙事，使消失的历史真相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复原。《汉晋春秋》的叙事时间，始于汉光武帝，终于西晋愍帝，三国时期自然也包括其中。而此书与《三国志》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作者在讲述三国故事时，叙事角度及态度与陈寿完全不同。如果说《三国志》尊魏抑蜀，以曹魏为正统，那么，《汉晋春秋》则尊蜀抑魏，以蜀汉为正统。这正是《汉晋春秋》虽早已亡佚，而尤为后世史学家看重的主要原因。

刘知几说：“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这番话可以看作是儒家正统史观的经典表达。对我们来说，蜀汉曹魏究竟谁应该被视为正统，固然已不再成为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十分严峻而难以回避的问题。曹氏在前，司马氏在后，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魏晋以降，各方踵曹氏故步，权臣拥兵自重，窃据要津，觊觎非望，宋、齐、梁、陈，篡弑相仍，皆以禅受为辞，祸延数世，流毒无穷。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陈寿未能实录直书，对汉末重大史实或曲笔隐讳，或文过饰非，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虽然，清代赵翼作《廿二史札记》，曾为陈寿辩诬，认为他不会“以父被髡之故”而贬损诸葛亮，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寿于司马氏最多回护，故亮遗懿巾帼，及‘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事，传中皆不敢书”。习凿齿身后数十年，刘宋时有范哗著《后汉书》，范晔在记述汉末重大史实的时候，也试图纠正陈寿的曲笔回护之词，以求传信史于后世。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还专门写了《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一节，对二者的记述加以比较，其中写道：

陈寿《魏纪》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蔚宗（范晔字）《献帝纪》则日曹操自领冀州牧。《魏纪》，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献纪》则日曹操自为丞相。《魏纪》，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献纪》则曰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魏纪》，汉皇后伏氏坐与父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献纪》则日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其二子。《魏纪》，天子进公爵为魏王，《献纪》则日曹操自进号魏王。……至禅代之际，《魏纪》书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献纪》则曰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他如董承、孔融等之诛，皆书操杀。此史家正法也。

P3-7

尽管今人对历史目的和历史审判抱持怀疑，但玺璋先生证实，历史人物仍受制于历史。诚然，“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有人虽生犹死、有人虽死犹生是我们历史至今不虚的真实。

——余世存

如果历史是一条河流，鼎革之际无异于一道急湾，于此碰撞而出的飞流或浪花，格外炫人眼目。

李贽、黄宗羲、吕留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这一串璀璨的名字背后，既有鲜为人知的历史，也有士人的铮铮风骨。

王朝更迭，洞察世道之下的人心沉浮；世事变迁，明悟君子处世的进退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