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文化融合：基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文化批判  
ISBN：9787308188616  
作者：埃里克·琼斯  


内容提要：  
在该书第一章，琼斯就考察了到底是文化决定了经济学还是经济学决定了文化这一问题。立足于悠久的全球经济史，琼斯在文化变迁问题上展现了其深邃的学识和原创性，他质疑了对欧洲、东亚、美国、澳大利亚和中东诸多社会行为所做出的文化解释。他还考察了当代全球化问题，并指出，尽管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竞争已经使得全球各种文化融合为少数主导型文化，可是这些变迁却产生了激动人心的新兴混合文化。文化对经济结果较为重要，但反过来说文化不会停止对市场力量的反应。尽管文化中存在一些倔强的元素不肯屈从于时代，但在长期文化会表现出一种易变性，这让一些文化决定论者颇为吃惊。琼斯总结道，文化“如同幽灵般的历史传递”并没有非经济学家通常宣称的那么强大，然而文化的影响比经济学家通常承认的更大。全书包括三个部分，即文化分析、文化评论和结论。第一部分涵盖了第1章到第5章。主要内容包括文化解释的复兴、文化易变性和粘性、平庸文化、融合方式、隐性制度等。第二部分涵盖了第6章到第9章。主要内容包括移民文化、东亚经验、经济变迁与文化反应、文化保护等。第三部分仅有一章，即第10章，文化的相互作用。  



作者简介：  
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1936年9月21日出生于英国，在汉普郡的安多弗度过了少年时代，在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史的博士学位。从1970年到1975年，他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然后，他搬到了澳大利亚。从1975年到1994年，他是墨尔本市拉筹伯大学的经济学与经济史教授。在其学术生涯中，他访问过耶鲁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柏林大学，以及慕尼黑大学的经济研究中心。在21世纪初，他成为拉筹伯大学经济系统与思想荣誉教授，同时，他担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墨尔本商学院的半职教授级研究员和英国雷丁大学国际商务研究生中心的兼职教授。琼斯还担任了商业顾问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顾问。埃里克•琼斯擅长经济史、全球经济学、国际商务和经济系统，尤其对亚太地区的情况较为熟悉。埃里克•琼斯被认为是一位倡导自由贸易和反对集权的经济学家。其最负盛名的著作是《欧洲奇迹：欧洲史与亚洲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理》（出版于1981年）。在《增长再现》（1988）一书中，琼斯强调，国家系统理论是西方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目录：  

【目录】

第一部分 文化分析

第一章 文化解释的复兴…………………………………………………3

第二章 流动的文化与黏滞的文化……………………………………28

第三章 文化陋习……………………………………………………………47

第四章 融合的方式………………………………………………………76

第五章 隐秘的制度………………………………………………………94

第二部分 文化评论

第六章 移民的文化……………………………………………………119

第七章 东亚经验…………………………………………………………142

第八章 经济变迁与文化反应………………………………………168

第九章 文化保护…………………………………………………………189

第三部分 结论

第十章 文化相互性……………………………………………………217

参考文献………………………………………………………………………231

索引……………………………………………………………………………243

【书摘】

译者序

一、翻译经过

2012年国庆节期间，我收到了一封邮件，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总经理王志毅先生邀请我翻译埃里克·琼斯的《文化融合》一书。那时，我还没有看到原书或者其电子版，只是通过搜索引擎检索到了该书的目录和一两个评论，大致了解了其内容与我目前所从事的

研究领域相关，因此就答应了翻译该书。

2013年1月正式签署了翻译合同，原计划在同年9月30日前完成。从那时起，翻译过程就备极曲折，中断了多次。其间编辑赵琼女士和总经理王志毅先生都曾与我联系，询问翻译进度。在此，要感谢他们对我翻译拖沓的理解。造成翻译进度拖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翻译难度超出了预料。本身专著类的翻译难度就高于教材，而一本关于文化的专著翻译难度更大，因为其涉猎范围广泛，且夹杂了很多某种背景下的细节。在最初的几章里，单是为了确切地弄清某个习俗，就需要在中英文网页上停留很长时间，有时花费一天时间仅仅弄清了一个习俗的确切意义。第二，来自教学和科研的压力。2013—2015年，我不断地教新的课程，其中苦楚一言难尽。这些教学工作消耗了很多的课余时间和精力，几乎摧毁了我的身体。

虽然断断续续，在2013—2015年8月这段时间内，我仍然完成了将近一半的翻译工作量。幸运的是，我在2015年8月下旬来到加拿大卡尔顿大学访学，这里环境清幽，且（不完全地）避开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合作导师也没有硬指标，这就使我重新获得了学术自由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身体的可能性。于是，我重新开始了翻译的征程，并决心排除其他方面的影响来将这件工作做好。加拿大多元化的移民社会为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样本，从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思考习俗、移民和文化等与本书紧密相关的主题。而与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的交往也改变或者修正了我的“文化固定性”思路，使我意识到，在脱离母体后，文化多多少少会发生一些变异，因此加深了对该书作者观点的理解。在连续奋战两个多月后，我终于看到了曙光，一直以来紧张的情绪也得以缓解。回顾翻译的过程中我还获得了一些人生的启示，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绝不放弃。

二、琼斯其人其事

琼斯于1936年9月21日出生于英国汉普郡安多弗镇，并在那里度过了孩提时代。后来，他长期在澳大利亚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因此，关于他的介绍都称他为英裔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琼斯在诺丁汉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牛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和经济史博士学位。毕业之后，他曾经任教于牛津大学和雷丁大学；1970—1975年，他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之后，他搬到了澳大利亚；1975—1994年，他是位于墨尔本的拉筹伯大学经济学与经济史教授。琼斯曾经到访过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耶鲁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柏林大学和慕尼黑的经济研究中心。他也曾经做过多家企业和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的顾问。直到2009年，他一直是墨尔本大学墨尔本商学院的教授研究员。目前，他是拉筹伯大学的经济学荣誉教授和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访问教授。

琼斯的研究专长是经济史、全球经济学、国际事务和经济系统，尤其对亚太区域研究较为熟稔。他在这些领域发表了大量论文，并出版了几部专著。其最负盛名的著作是《欧洲奇迹：在欧洲史和亚洲史中的环境、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1981）。这部著作使“欧洲

奇迹”一语流行于世界，但是这个术语也饱含争议性，一些学者批评他的解释是“欧洲中心论”。在《增长再现：世界史的经济变迁》（1988）中，琼斯集中阐述了国家系统理论是西方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文化融合：基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文化批判》（2006）是琼斯的第三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琼斯从否定“文化固定性”和“文化虚无性”出发，得出了一个结论：文化在短期内可以保持稳定，并制约着经济发展；但是，文化在长期会缓慢地变化，有时会突变，而这种变化是经济刺激等外部诱因的结果；因此，文化与经济之间相互作用，而经济对文化的影响是起主导地位的。琼斯的第四部著作是《把脉工业革命：诱因与反应》（2011），在这部书里他提出了工业革命是一个区域现象的新观点，以英国本身为例重点剖析了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在南部而是在北部发生，从而在经济史中引入了空间分析的视角。这些著述无疑奠定了琼斯作为世界主要经济史家的地位。

目前，琼斯已届八十高龄，仍然在拉筹伯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且在七十五岁时出版了《把脉工业革命：诱因与反应》一书，这充分反映了学术思考的生命力。

三、本书逻辑

琼斯的这本书包括三个部分：文化分析、文化评论和结论。前两部分又分为若干章节，它们的合力引导出了最后的结论，但是第一部分无疑更为基础，因为文化评论不能无的放矢，在这个意义上第一部分提出了问题，第二部分通过现实案例对第一部分的问题进

行了解读或回答。当然，在第一部分，各章的地位也不相同。第一章是更基础性的章节，是全书的起点，并最终在结论部分得到了呼应。文化一直以来都不是经济分析的中心，所以琼斯仅仅找到了少数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的意见也成为琼斯考虑的逻辑起点。琼斯将这些意见归结为“文化固定性”和“文化虚无性”两种对立的阵营。文化固定性观点将文化视为首要的解释变量，举所分析都以文化来斡旋；文化虚无性观点将文化视为不存在的或者不重要的，因而不需要关注它的影响。这样一种归类法是琼斯在本书中的核心理论，类似于政治斗争中左派与右派的划分方法。琼斯在本章最后已经对这两种观点都进行了否定，并过渡到文化变迁问题。也就是说，对于文化，不是存在不存在、重要不重要的问题，而是它如何变迁的问题。在文化变迁中的力量以及文化变迁的过程成为第二章至第五章关注的焦点内容。

流动的文化与黏性的文化看似矛盾，却统一于文化的性质之中。由于不同力量的作用或者马歇尔所说的“均衡”，文化既具有流动性，又具有黏性，这是文化变与不变的原因所在。琼斯使用英国国教、罗马天主教、阿米什人的例子论证了文化看似有黏性，但是在

面临一些外部冲击时仍会变化的可能性，而且最终往往做出改变。

不仅宗教如此，不同国家人们的行为模式也是如此。华人学生过去不愿意参与课堂讨论似乎是一个成见，但是在移民环境下，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因此，作者提炼出一个新的观点：当不同的市场开始竞争时，文化黏性不再，文化最终走向融合，例如英语的世界性

传播就是一个表现。

对于“mediocrity”，一般的词典将其译为“庸才”或“平常”，但在第三章（原书第61页）作者揭示了这个词语在本书中的含义。他在“inferior practices”后面使用“mediocre ones”来进行解读，那么这里“mediocre ones”应该指的就是“inferior practices”，也就是中国俗话说的“陋习”，因此“mediocrity”在这里有落后性的意思。结合本章所谈的内容，大部分地方都在谈各种各样的习俗，这些习俗或是奇异的（如葩榔），或是有害的（如荣誉谋杀和女性割礼），或是没有什么用的（例如甲骨占卜和蛇崇拜），但是曾经或至今仍在影响着各个地方的人们的生活。而在第一章，作者谈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习俗或文明视为文化的同义语，作者显然通过这个说法避开了漫无头绪的文化概念之争。因此，作者把第三章命名为“文化陋习”。在这一章里，作者既谈到了落后文化的表现，例如节日、历法、医疗和关于社交、宗教与性的各种禁忌，也初步讨论了其形成的原因，即小市场或者说缺乏竞争的市场导致了文化的黏性存在。

文化混合主义或文化重叠突出表现在美国文化及其产物—文化产品方面。当然，在其他的移民社会，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文化的混合特质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也就是说，文化在这些国家，乃至更多的国家表现出融合趋势。那么，是什么引发了文化融合？这就是琼斯在第四章要回答的论题。这一章也直接呼应了本书的题目。贸易扩大、语言融汇、竞争性宗教的兴起、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运输能力的提升、识字能力的提高都有助于文化融合。但是，琼斯试图走得更远一些，他将这些都归结为信息成本的下降。但是，信息成本的下降并不必然导致文化融合，因为统治集团可能对此担心，从而采取干预措施。这就为琼斯在第九章将要论及的主题“文化保护”埋下伏笔。

在第五章，琼斯转向了制度讨论。这一章的题目使用了“Cryptogams（隐花植物）”这个比喻来说明制度的传播方式带有隐秘性。在琼斯看来，文化和制度既是不同的，又具有重叠性。这是其分析制度的原因，其分析重点在于先进的制度演化的路径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这一章的分析视为其结论部分关于文化会影响经济论点的支撑。在这一章里，琼斯较多地比较了中国和西欧，解释了直到19世纪两个经济总量相当的地区为什么在经济绩效方面分道扬镳。他认为，这一切是制度变革及其扩大化使然。中国

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停滞的，在清末甚至出现了倒退；但是西方的制度在不断优化，尤其是法律制度对于财产权利和个人生命的保护走在了前列。

移民社会是观察文化竞争和文化融合的一个选择环境。通过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移民社区的分析，琼斯发现，在移民的文化中既有继承的部分，也有演化的部分，但是不容易将两者区分开来，这进一步表明了文化的流动性和黏性。总体上，他认为，经过一两代人或者几代人，移民会卸载其在起源国所携带的“无形的行李”，融入当地社区中。在移民文化融合过程中，“奠基者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先到的移民会结合当地的环境发展出一种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对后来的移民具有较大的影响，后来者会逐渐融入这种地域文化中。移民的文化并非全新的文化，而是文化融合的结果，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它都必然夹带着某种起源国文化的特征。新移民在进入一个社区时会受到旧移民的排斥，而在经历一两代人或更长的时间后，新移民的后代会建立起对所在国家和所在社区的认同，而非对起源国的认同。

东亚经验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话题。同时，琼斯着眼于利用东亚经验来辩论究竟是文化影响了经济还是经济影响了文化，抑或两者是相互影响的，这最终引导出了第十章的结论。琼斯将东亚经验称为“东亚奇迹”或“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最伟大的试验”。在东亚地区，日本、“亚洲四小虎”、中国相继崛起，因此琼斯不无嫉妒地说“中国几乎可以被视为世界的中心”。但是，东亚奇迹是如何产生的？这是琼斯要争辩的核心。新加坡学派提出了“亚洲价值观”解释，认为注重集体利益、努力工作、勤俭节约和重视教育是确保东亚崛起的重要特征。但是，琼斯不这样看，他认为这些特征并非东亚所特有的，在所有经济体快速增长的时期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文化特征，这就回到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在这个意义上，他说，不存在亚洲价值观，只有价值观。并预测，随着经济发展，在西方盛行的享乐主义也会在东方流行，进而使经济发展趋缓。

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必然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文化与经济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在其他经济学家的作品中也曾经论及。琼斯首先谈到了当下的文化变迁，例如推迟的结婚年龄、不愿意生育的妇女人数增加、礼仪的倒退等，并将其归结为由收入增长带来的超个人主义趋势。继而，他讨论了经济发展对宗教的影响，这表现在基督教信教者的减少和世俗化趋势，以及由西方文化冲击导致的伊斯兰教更趋于保守主义的倾向。这些论证反映了他对于文化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一个根本性看法，即两者相互作用，但是经济是起主导作用的，所以他在第八章使用的标题是“Economic Changes, Cultural Responses”，也就是想表明文化反应是由经济变迁引起的。因此，他预言，伊斯兰世界不可能一直无法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

文化保护主义是与文化融合趋势相背离的一股力量。保护主义者总是有各种理由，一开始的理由是比较具体的，但是当各种具体理由越来越苍白时，各种理由最终被升华为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保护主义者最初是希望从“大锅饭”中获得补贴的，琼斯认为，这不是为了国家认同，而是满足了少数文化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到后来，文化保护主义者所能获得的资助渠道日益多样化，尤其在美国，商业资助和个人捐赠占到了受保护文化产业资金来源的相当大的部分。但是，文化保护带来了文化生产领域的无效率。欧盟所支持的电影收益可怜，甚至没有收益，因为它要体现欧盟诸国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混合在当前已经逐渐失去了吸引力。澳大利亚和欧盟的文化保护政策迫使一些有才华的导演和艺术家迁徙到美国，在美国他们可以大展拳脚，并按照创意的方式而非指定的方式进行生产。

在第十章的结论部分，琼斯对前面章节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他对于文化流动性和黏性的解释是：“每一种文化都代表了一种在当前的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均衡。”因此，当均衡得以保持的时候，文化是黏性的；当均衡被打破的时候，文化就出现了流动性。据此理解，落后的文化之所以长期存在也是因为这种文化所生长的环境没有改变，一旦环境改变文化会做出相应的改变。在某些条件下，文化会实现跳跃式的发展，一下子从落后的文化转变为先进的文化。条件就是将弱选择环境变为强选择环境，也就是在市场中引入竞争。在竞争的示范效应下，人们会对如何更好地生活做出自己的选择。从表面看，某些文化确实抑制了发展；但是通过发展，这些文化会潜移默化地被改变。因此，琼斯总结道，文化与经济在相互作用，文化对于经济的作用类似于刹车或过滤器。

四、题外之话

正如本书副标题所展示的，本书是批判性的，这种批判不仅指向了西方，也指向了东方和伊斯兰世界。从这个角度上说，批判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性。多数文化批判是善意的，如果被批判的方面能够得以改进，那么人类无疑将从中受益。从本书来看，琼斯对于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同样是熟悉的。事实上，他批判东方的一些问题在西方也存在着，就像他经常表明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差异性来自于人为竖起的高墙，譬如柏林墙。

的确，就如过去人们对琼斯的评价一样，他多多少少有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英国中心主义的味道。毕竟，琼斯是一个英国人，因此他对起源于英国的制度和文化带有某种偏爱也就不足为奇。尤其是，他对于近邻法国的嘲讽和调侃能够让人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

烙印。对于东亚，特别是中国，他的有些批评让人难以理解。在对待历史问题的不太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