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聪明的人拥有更大的大脑，这一观点是在18世纪的欧洲形成的，最初被用于描述男女之间的差异。欧洲科学家们费尽心思地寻找一些“有效”的大脑尺寸测量方法，力图表明男性大脑比女性大脑大。如果只考虑尺寸，那么大象应该比人类更聪明。然而如果将大脑大小除以体重，那么女性就会“领先”。伟大的法国博物学家乔治·居维叶试图通过测量颅骨和面部骨骼的相对比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种测量法的结果却是鸟类看起来比人类更聪明。在美国，通过对女性的研究得出的关于大脑尺寸和智力的假设不仅适用于美国女性，也适用于有色人种。　　20世纪上半叶，探索大脑结构差异的研究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智力测试的发展。H.H.戈达德（H.H.Goddard）将由法国开发的、用于识别和帮助弱智儿童的智商量化表引进美国，用它设计了一种单一的智力检测法，并将其用于正常儿童和有学习障碍的儿童。基于种族间智力差异的观念，刘易斯·特曼（Louis Terman）创立了大众化的智商测试法。与戈达德不同，特曼并不想帮助那些“智力低下的人”，而是想控制他们。他的工作与当时蓬勃开展的优生学运动沆瀣一气，两者都呼吁只允许符合精神和道德标准的人繁衍后代。一段时间后，罗伯特·M.耶基斯（Robert M.Yerkes）对大量美国陆军新兵进行了智商测试，得出的结论是北欧人在智力上优于南欧人；有色人种则处于底层。最终，心理学家和民权活动家抨击了智商测试中的种族和文化偏见。新的测试努力消除种族偏见；但这样的努力成功与否总是取决于先验的观念：人们是否认为所有种族的平均智力都是相似的，还是期望能发现差异？　　观点的先入为主也体现在对女孩和妇女的智力测试中。因为在最初的智商测试中，女孩的分数比男孩高几分，于是特曼修改了测试，删除了女孩回答地更好的问题。同样，1972年以前，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女性在语言部分比男性更出色，数学部分则不然。1972年以后，由于设计考试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开始取消女性比男性成绩好的科目，男女在语言能力方面的差异也逐渐缩小。1992年，男女在数学上的差异（ETS没有大力纠正）仍然被用来支持以下观点：尽管能在数学课堂上取得更好的成绩，女性也不太可能在对数学能力要求极高的职业中取得成功。　　1992年，关于男性和女性之间、黑人和白人之间可能存在解剖学上差异的看法仍然非常活跃。对于女性和男性来说，人们一直认为大脑中的特定区域对数学和空间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并试图找出这些区域的结构性差异。少数科学家试图重申“黑人和女性的大脑较小，这种大小差异导致其智商测试分数更低”的观点。然而，这些观点仍极具争议性，是美国关于种族和性别差异的持续性社会争论中的科学成分。总而言之，我们的结论是：科学是社会生产的知识；当被应用于种族、性别和族群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前的社会信念，而这些信念可能又被受过科学训练的研究人员的发现所强化。　　20世纪初，体质人类学家为找到衡量种族差异的科学方法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设计了头发卷曲度、嘴唇厚度和肤色深浅度的图表，但没有一种方法真正有效。20世纪末的生物学家不再认为种族是一种在生物学上有效的人类分类法。相反，他们研究了不同人类群体中的基因频率。那些在历史上被我们归入不同种族的群体在基因上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而那些被归入同一种族的群体往往有很大程度的遗传变异。作为一个社会、历史和地理的概念，种族概念仍旧存在，但它不具备生物学上的有效性。　　同样，20世纪末的生物学家们也不再将性别视为一个简单的类别。他们认为存在染色体性别、胎儿性腺性别、由外生殖器指定的性别、荷尔蒙性别（包括胎儿和青春期），以及由社会指定的性别。通常情况下，生物学性别的这些不同方面是一致的，个体的性别角色（一组社会分配的行为）反映了其基本的生物学性别。但是，当生物学性别混合时（例如一个人有睾丸，但其外生殖器包括了阴道和阴蒂），性别角色的分配可能更加随意。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可以作为男性或女性的生物学特征，而且似乎很明显的是，性别角色是文化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　　探究性别和种族差异的科学史提出了关于科学知识本质的深刻哲学问题。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和知识社会学家不再认为科学家只是揭开了有关自然界的真相。相反，他们认为科学家是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来解释自然现象。19世纪，主流科学家在种族和性别方面几乎没有分歧：他们都认为性别和种族上的劣势是不言而喻的，是自然的设计。到20世纪末，科学家们的想法变得大相径庭。科学家之间的观点冲突，凸显了人类文化中有关种族平等和两性角色的社会冲突。科学知识的社会偶然性已经得到高度重视。　　……

　　本书题例为词条形式的百科全书，有些人物、机构和话题虽未单列，但都可以从索引或参考资料中找到。卷中有两篇较长的综述性文章，涵盖了殖民时代的科学和1789-1865年的科学，这些文章充分展示了美国内战之前有关科学史研究的历史文献的丰富。虽然主题极为广泛，但我们的重点放在机构、学科及其分支的历史。选取撰写传记词条的人物都是已故的科学家，他们要么为美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做出贡献，或者是各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关键人物，又或者是在历史视角衡量下做出了重大科学发现的顶尖科学家。对科学赞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努力列入一些主题，来凸显美国科学的赞助系统。　　词条的长度都经过斟酌，也确实反映了（大多但不是全部）编者如何衡量某个主题在美国科学史上的重要性。眼光敏锐的读者会很快注意到，同样的机构、组织或人物在不止一个词条中出现，但视角和语境会有所差异。例如，老本杰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作为重要人物，既是《美国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的主编，也是化学家和矿物学家，还是耶鲁大学的教员。在某些情况下，同一作者撰写多个词条，对其内容会加以协调，从而为某个人物或机构提供多面和互补的语境。在另一些案例中，不同的作者会提出不太一致的观点，反映出编史学上的差异。　　在下列书中读者可能会发现其他一些有用的信息资料和参考书目：　　Elliott，Clark A《美国科学史：年表与研究指南》（History of Science in the Uruted States：A Chronology and Research Guide），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1996。　　Kohlstedt，Sally Gregory and Margaret W.Rossiter。《研究美国科学的历史著作》（Historical Writing on American Scienc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　　Marc.Rothenberg。《美国科技史：精选重要文献目录》（The History of Scienceand Tech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A Critical and Selective Bibliography）。2 volumes.New York：Garland，1982，1993。　　本书源于克拉克·A.艾略特（Clark A.Elliott）的策划。他选择了主题，确定了大部分作者，并开始编辑词条，但后来情况变化，迫使他放弃了这个项目。在做好大部分的艰苦工作之后，他让我接手并完成了这个项目。在此向克拉克致以谢意。　　克拉克的编辑顾问委员会协助他物色作者，这是本书从概念到成型的转变中最重要的一步。我要感谢普尼娜·G.阿比尔-安（Pnina G.Abir-Am）、罗伯特·弗里德尔（Robert Friedel）、帕齐·格斯特纳（Patsy A.Gerstner），以及已故的斯坦利·高柏（Stanley Goldberg）和玛格丽特·W.罗西特（Margaret W. Rossiter）等人所做的贡献。　　这个项目进行了多年。感谢加兰出版社过去和现在的许多工作人员对我的支持和宽容，包括安德里亚·约翰逊（Andrea Johnson）和理查德·斯坦斯（Richard Stemns）。我还要感谢斯特拉特福德出版服务部的南希·克朗普顿（Nancy Crompton）和本·麦坎纳（Ben McCanna），他们负责文字编辑。为了这个项目，我占据了家中的许多空间，感谢我的家人容忍和理解我的无暇陪伴。　　最后，我想对南森·莱因戈尔德（Nathan Reingold）表示衷心感谢。他致力美国科学史研究，对我的学术和职业发展多有提携。他因健康状况而无法为本书撰稿，这是我作为主编的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