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新冠疫情特别顾问力作，

扫描全球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政策的全貌，回归21世纪的现实防疫环境。

此书3年前曾预警全球大流行病来袭

1.重要作者：拜登团队新冠疫情特别顾问，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流行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3年前撰写本书，意在预警大众，优化全社会的公共卫生环境。

2.全局视野：扫描全球传染病和防疫行动的现状，不仅是有关传染病的基本常识，还有全社会的公共卫生行动该如何应对疾病。“教科书上的防疫知识还停留在上个世纪”，而本书将人人畏惧的瘟疫带入21世纪的真实状况。

3．精准前瞻：本书于2017年出版，运用科学理论推演，预言了全球大流行病的到来：航班停飞、医院关闭，失业率激增，政府信任危机……美亚读者评论：“书里所写的，就和昨天的新闻头条一模一样！”

4.40年经验：作者亲身经历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埃博拉、SARS、新冠……讲述个人成功救治患者、发现致病原因的回忆，还有未能阻止疾病的暴发时的挫败与反思。

5.真诚建议：终章“生存战略”为全球未来防治传染病提出“危机议程”：4个优先级别，9项实际建议……如果科学家的建议得到采纳，今日全球疫情将会怎样？

6.我们能做什么：什么是大流行病一次次卷土重来的原因？普通大众如何为下一次必将到来的大流行病做准备？信任并按时接种疫苗，减少抗生素的滥用，改变容易致病的饮食和风俗习惯，改善卫生条件，增加应急储备……

7.悬疑故事：本书执笔人马克·奥尔沙克作为悬疑小说作家，贡献了跌宕起伏的小说般的叙事，流行病学家的故事，就如同“疾病侦探”，在病患群体中寻找蛛丝马迹，侦破致病微生物“凶手”。

传染病是21世纪全球头号威胁，因长期存在且难以察觉，成为全人类的致命敌人。大流行病的暴发，一夜之间改变全球的贸易、工业、旅行和日常生活，我们所关切的不仅是感染率和死亡率的数字，还有疾病对世界经济、政治、人类福祉的次生灾害。

但如今我们对现代大流行病的类型、传播途径、治疗手段和预防方法了解得太少，对于公共卫生事业给予的关注和投资太少。每当人类战胜一次重大疫情，常将疾病的伤痛和损失抛诸脑后。只有少数科学家在积极准备应对下一次流行病。

作者以美国流行病专家、传染病研究与政策负责人的视野，讲述他在艾滋病、结核病、疟疾、SARS和MERS直至新冠暴发期间40余年的工作经验与个人回忆，让大流行病的全貌走出公卫教科书，走进21世纪的真实社会环境。他不仅解答什么是流行病、如何为致病微生物分类、疾病的传播方式与防治等基础科学常识，也讲述流行病学家作为“疾病侦探”缉捕病毒“真凶”的悬疑故事，尽早救治患者并防患于未然。

书中以精彩推演预言了当前全球传染病肆虐的图景，什么是阻碍我们应对重大疫情的现实因素？疫苗研发因为周期漫长而半途而废，人们习惯相信疫苗有害或无效的谣言，患者和医生因恐惧而滥用抗生素，在部分地区，由于饮食需求和传统习俗，人们无力阻止病毒的动物宿主扩散疾病……

目录

2020年新版序言i

2017年原序xi

第1章黑天鹅与红色预警01

第2章公共卫生年鉴19

第3章白大褂与破鞋子31

第4章威胁矩阵55

第5章微生物的自然发展过程67

第6章世界新秩序77

第7章传播途径：蝙蝠、虫子、肺和阴茎87

第8章疫苗：箭筒里最锋利的箭97

第9章疟疾、艾滋病和结核病：让我们永志不忘117

第10章功能获得与两用性研究：

《弗兰肯斯坦》中的情节133

第11章生物恐怖主义：打开潘多拉魔盒149

第12章埃博拉：走出非洲171

第13章SARS和MERS：未来预告189

第14章蚊子：公共卫生的头号敌人211

第15章寨卡病毒：料想未料之事241

第16章抗生素：公地悲剧253

第17章抗击耐药性277

第18章流感：传染病之王295

第19章大流行病：从无可言说到不能避免311

第20章消除流感329

第21章生存战略343

致谢365

迈克尔·T.奥斯特霍姆，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拜登-哈里斯团队新冠疫情特别顾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公共卫生管理系教授，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CIDRAP）主任和创始人。他在24年来服务于明尼苏达州卫生部门、美国疾控中心；40年间对艾滋病、结核病、蚊虫病、流感、埃博拉、SARS、MERS等全球重大疫情进行研究与防治。他是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他的两本科普著作，《活生生的恐怖》（2001年）和《致命敌人》（2017年）均为《纽约时报》榜单图书。

马克·奥尔沙克，本书执笔者，曾与前FBI探员约翰·道格拉斯合著多部悬疑小说，代表作包括大卫·芬奇执导剧集《心灵猎人》（Mindhunter）的原作小说，担任制片的系列纪录片曾获艾美奖。

迈克尔·奥斯特霍姆博士是‘对抗微生物战斗中的保罗·列维尔’。对我们这些窥视地平线、看到敌人的人来说，他的工作是英勇的、批判性的。

——迈克尔·莱维特，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

这本书将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它语言清晰，富有文采，作者运用潜台词来推动叙事，堪比斯蒂芬·金的惊悚小说。同时它也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写就的。如果有很多人或需要此书之人读了它，将会带来其他书几乎无法实现的效果：它将拯救许多人的生命。

——约翰·M.巴里，《大流感》作者

迈克尔·奥斯特霍姆对人类越来越容易受到疫情暴发和流行病的影响表示关注，甚至提出警示。在《致命敌人》中，他未雨绸缪，旨在优化整个公共卫生系统的建设。

——劳里·加勒特，普利策奖获奖作家，《逼近的瘟疫》作者

奥斯特霍姆和奥尔沙克冷静地向我们表明，大自然才是“头号生物恐怖分子”。他们收集了确凿的科学证据，质疑为什么我们在反恐战争上花费了数十亿美元，而对于一场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不可避免的灾难，却几乎什么也没做。这本令人惊叹的书为呼吁建立（针对传染病的）‘曼哈顿计划2.0’致力于为即将到来的全球流行病做好准备。我们应该听取这个建议。

——凯·伯德，普利策奖获得者，历史学家，《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作者之一

迈克尔·奥斯特霍姆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流行病学家之一，可称为‘传染病猎手’。当奥斯特霍姆告诉我们，潜在的大流行病是关乎地球上每个人生死存亡的问题时，我们需要倾听。《致命敌人》是一本很有影响力且很必要的书，它以明确和现实的态度看待新出现疾病的威胁，他不会让我们感到恐惧，而是提出预防计划。

——理查德·普雷斯顿，《战地医疗》与《冷冻室里的恶魔》的作者

作为一位负责州福利制度和卫生管理的前州长，同时作为一位关心国家安全的前美国参议员，我为《致命敌人》点赞，这本书使人醍醐灌顶，为我们敲响了重要的警钟。它不仅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人性化故事和医学侦探剧，而且还阐述了人类面临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巨大挑战，以及为避免死亡而需要采取或加强的行动。

——鲍勃·格雷厄姆，前佛罗里达州州长，美国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致命敌人》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清晰而简练的说明，解释了人类为什么应该把对抗致命微生物的斗争当作优先的事项来努力，如何与致命微生物战斗在许多方面是一场重要的“战争”。此书巧妙地将切实的科学理论与扣人心弦的叙述结合起来，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理应关切的故事。

——彼得·伯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国家安全分析员

在2014年至2016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暴发期间，我们提出了撰写此书的计划。在寨卡病毒暴发，从太平洋诸岛传播到美国北部和南部地区期间，我们完成了此书的撰写。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仍对2002年始于东南亚后又蔓延到加拿大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暴发记忆犹新，此外还有2009年从墨西哥突然暴发的H1N1流感，以及2012年席卷阿拉伯半岛的另一种冠状病毒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当我们撰写这篇新版序言之时，我们正面临着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全球大流行，疫情在2019年底暴发。这种冠状病毒大流行在某种程度上与流感传播类似，它通过呼吸道吸入被感染者的飞沫和充斥着病毒的微小气溶胶颗粒，来实现人与人的传播，正如我们在本书第19章所详细描述的一种流感大流行传播过程一样。所有此类传染病的暴发到底有何共同之处呢？

它们的暴发都具有突然性，但事情本不该如此。下一场疫情也不该是突然暴发的；我们敢肯定，以后必定还会有疫情来临，而且不会只有一次。正如本书所述，未来将会暴发的疫情甚至会比COVID-19疫情更为严重，波及范围更广，影响更为深远。更有可能的是，正如我们在书中所写，它将是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其破坏性影响将与1918—1919年造成5000万到1亿人口死亡的大流感相同，但它将会在一个人口三倍于当时的世界里暴发，在那时国际商业航空旅行更加频繁，第三世界特大城市崛起，人类对自然栖息地的侵占已经把动物的疾病储藏库带到了“自家门口”，数亿人和携带病毒的宿主动物聚居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个全球的即时供应链，供应从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到救生药品的所有用品，如果没有这些用品的即时供应，世界上最先进的医院就无法运转。

我们不禁要问，人类用了一个世纪所实现的科学进步，足以让我们做好准备来应对这场大灾难了吗？遗憾的是，正如本书第19章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事实上，我们在撰写《致命敌人》一书的初版时所做的那些分析，指出的那些当务之急，以及提出的一些预防建议，就目前来看仍是正确且值得借鉴的。我们并不因能有这种先见之明而自满，但事实上，我们确实提出过警告。

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实际情况。

试图阻断一种类似于流感的病毒的传输，如COVID-19的传播，就像是试图阻断风一样困难。我们最多只能做到让其传播速度减缓，如中国政府对数亿公民实施强有力的限制措施，减缓了其扩散速度，再比如其他国家，像韩国和新加坡，为确诊感染者和发现所有可能的接触者做出了努力，这是美国极其缺乏的。唯一可以遏制这种病毒传播的方法是使用一种有效的疫苗，而这种疫苗尚未被开发。从零开始研发疫苗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在任何传染病全球性大流行的情形下，有效的领导力都是关键，一国首脑的首要职责就是提供准确的最新信息，这些信息应该由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来提供，而不是由有政策倾向性的政府工作人员来提供。我们宁愿听到“我们还不清楚，但我们在努力获取信息”这样的实话，也不愿听到一些盲目乐观，还很可能被下一条新闻“打脸”的言论。如果一国总统舍弃了他的信誉，公众将不知道该向何处求助。而研究一再表明，如果政府对公众开诚布公，提供真实信息，随之而来的就不会是恐慌，而是我们都学会了团结一致。

明尼苏达大学的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CIDRAP）在2020年1月20日就发布声明，基于此类病毒的明显传播特征，COVID-19将会导致全球大流行。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直到3月11日才宣布全球大流行？我们认为，这导致了许多领导人和组织的盲目自信，以为仍有很大把握控制疫情，这不幸地成了一种不必要的干扰，阻碍了我们研究如何缓和病毒的威胁和适应病毒的重要规划过程。这种混乱和争执应该使我们认识到，当我们的世界面临新的致命敌人时，我们需要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来评估其威胁。

我们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我们是如何被卷入这场危机之中的？如同大多数灾难事件一样，这场危机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SARS疫情以来的近20年里，全世界对中国的制造业资源产生了更为严重的依赖。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能够提供即时生产（just-in-time）的制造业、供应链和配送方式的时代。如果我们因位于湖北省或广东省的一家工厂在疾病暴发期间关闭，而不能买到想要的最新款电视机或智能手机，那还是小事。但如果我们得不到储备在医院急救车中的救命药物，无法维持数百万慢性病患者或其他健康状况不佳的人的日常生活，或者那些直接接触COVID-19患者的医护人员得不到个人防护设备的重点保护，那就是有严重影响的大事了。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些令人警醒的统计数字：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前不久，CIDRAP开展了一次针对医院药剂师、重症监护室和急诊科医生的全国性调查，我们在本书第18章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这项调查的最新结果表明，在美国有150多种用于治疗各类疾病的极其重要的救命药物，是经常使用的，如果没有这些药物，许多病人将在数小时内死亡。这些药物都是仿制药，其中很多药物或药物中的活性成分主要在中国或印度制造生产。在COVID-19暴发之初，美国就有63家药店在短期内暂停营业，或在正常营业的情况下出现资源短缺—就这么一个例子，便能体现出我们有多么不堪一击。此外，由于疫情影响和隔离政策，中国工厂被迫停产，运输航线被迫中断或关闭，不论美国西部的大城市中有多么先进的现代医院，如果急救车上运送药物的瓶瓶罐罐空空如也，再好的医院也无济于事。我们大量地依赖中国廉价而高效的制造业生产的药物与器材，若因为疫情阻隔而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可能会让很多人得不到救治，这也是COVID-19病毒和未来全球性大流行病暴发的次生影响。

此外，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经济状况导致大多数医院的个人防护用品库存极其有限，包括呼吸器和N-95口罩。如果我们连医护人员都无法保护，却还要依赖他们来治疗所有病人，这些病人很容易就会让我们已经负担过重的医疗机构超负荷运转，那么这种状况下我们该如何应对？从某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讲，发生在我们医护人员身上的事情将成为一种历史标准，用来衡量我们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和未来的危机。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竭尽所能地保护这些医护人员，他们将迅速从提供护理的人员变成患者，并进一步加重已经超负荷运转的医疗体系的负担。

世界各国都未曾想到，疫情影响下，中国的制造和出口会受影响，于是我们无法获得充足的紧急物资。以当下的现实状况来说，这并不是我们当前物资匮乏的充分理由。如果我们要在未来真正避免这种威胁，各国政府就必须做出国际承诺，扩大重点药品、用品和设备的生产，并使生产渠道多样化。我们需要从保险模式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保险公司并不致力于预防灾难，而是力图减轻灾难的影响。

这样做成本会更高吗？毫无疑问，但这是唯一能够确保在全球性传染病灾难暴发时，我们能够做出强有力回应的方法。当停产、贸易中断和隔离成为常规的时候，我们必须有办法保持药品和其他重要物资（如针头、注射器，甚至生理盐水袋等基本物品）的生产和分销链的运作。

我们不仅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医疗设施生产力，拥有更多医疗储备，我们还必须在政府层面上投入巨资，开发新药和抗生素，而这些都不存在有效的商业模式。我们不能指望商业性质的制药公司为只有在突发情况下才有用处的药物投资数十亿美元。2014—2016年埃博拉疫情暴发后，在政府的敦促下，出现了生产疫苗的热潮。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CEPI）在一项国际倡议下诞生了，该组织致力于促进和加速开发新传染病的疫苗，让人们能够在疫情期间获得这些疫苗。虽然在多方努力下，埃博拉疫苗的研制取得了进展，但是其他疫苗的研制所取得的进展非常有限。在感染原扩散之前，这些疫苗几乎没有商业市场，等到疫情暴发则为时已晚。更何况，许多此类疾病都易出现在世界上疫苗和其他药物购买力最低的地区，显然我们需要用一种不同的模式来研究、开发和分销特定类别的药物。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政府补贴和保障性购买。这样做的成本虽高，但从长远来看，从挽救生命的角度来说，其带来的好处将远远超过成本。

目前的问题是，在公共卫生方面，我们很少会从长计议，这一点必须改变。我们需要的是国际合作，需要有一种地缘政治认识，即无论我们有何种分歧，我们都应团结一致，抗击疫情，这甚至可能成为全球性疫情危机中我们能看到的一线希望。

这就是为什么应对疫情的所有决定都应该以证据为基础。一旦COVID-19成为一种全球性流行病，限制从欧洲飞往美国的航班是否能够减缓疫情扩散或减少新增病例？也就是说，这样做能否使疫情的发展曲线趋于平缓？举例来说，埃博拉或SARS病毒在患者出现感染症状的几天后才开始传播。然而，流感和COVID-19病毒可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传播，甚至还有无症状感染者。鉴于COVID-19病毒的特点，在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对乘客和船员采取的隔离措施，看起来像是对人体进行的残酷实验。在隔离期间，健康的人也被迫与感染的同伴一起呼吸循环空气。这营，哪怕我们很少会用到这些消防设施。

然而，当我们面对最致命的敌人时，在每一场防疫战中，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做法：一旦威胁消退，我们似乎就忘了它，直到下一次威胁来临。政府、业界、媒体和公众从未足够重视未来出现另一种微生物的潜在威胁。每个人都认为会有其他人来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结果，由于投资、领导力和公众意愿方面的匮乏，我们的准备严重不足，不管我们是否留意到，整个世界都收到了一个警告，并且我们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吸取了SARS疫情威胁时期的教训，就像我们在本书第13章所描述的那样，把它当作未来危机的预兆，又会如何？如果那样，我们就会费尽心力地研制一种针对此类特殊冠状病毒的疫苗，这种疫苗或许能有效预防COVID-19病毒，也可能无效。但即使无效，我们也会在冠状病毒的基础研究和了解其传播过程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且现在可能已经开发出了一个冠状病毒疫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