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西方文明的未来（上卷：法国与英国）

作  者：[加] 梁鹤年 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装  帧：16开  平装

页  数：420

字  数：365千字  

ISBN：9787108070227

定  价：59.00元

《西方文明的未来》是《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姐妹篇，后疫情时代的启迪之书。本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讲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为何会走上极端？英国工业革命为何能成功过渡？下卷将美国和全球资本的未来：解读各代美国人的心态，全球资本或会离美国而去。一本书帮你读懂世界近代史关键转折，迎接全球政治经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本书特点：

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本书从德穆兰的视角讲述了法国大革命，视角新颖，充满细节和历史的温度，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在叙述中娓娓道来，非常引人入胜。

富有思辨的原创思想。本书从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出发，总结出一套文化基因法，从民族性格、时代心态等角度分析法国大革命失败和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原因，引人深思。

极强的现实意义。疫情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局势扑朔迷离，本书的分析框架给人以拨云见日之感，帮助我们更好迎接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以下人群将是这套书最大的受益者：

历史爱好者

政治经济学者

一般读者

梁鹤年， 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教授，2009 年荣誉退休。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政策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基因。曾在加拿大担任联邦财务部顾问，于2003 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 年开始回国讲学，现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开设课程，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2002 年被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法国大革命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为什么会走上恐怖统治的暴力极端？而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英国工业革命，如何能得到相对平稳的过渡？这两个影响人类历史的伟大事件中充满了历史的偶然和无奈的吊诡，它们是如何发生和演进的？其中有什么我们未曾注意到的关键细节？

本书作者以“说故事”“解故事”“论方法”“演方法“四个篇章，展示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分析其中可能蕴含的历史规律，带领我们拨开历史表象的层层迷雾，发掘事件背后更加本质的文化基因。

目录

第一篇 说故事 

第一章 胜了

第二章 干掉路易：从胜利到斗争

第三章 干掉敌人：从斗争到恐怖

第四章 干掉自己人：从恐怖到痉挛

第二篇 解故事 

第五章 第一次革命：半革命

第六章 第二次革命：全革命

第七章 化友为敌：罗伯斯庇尔、丹东、埃贝尔干掉布里索

第八章 杀鸡儆猴：罗伯斯庇尔、丹东干掉埃贝尔

第九章 兔死狐烹：罗伯斯庇尔干掉丹东

第十章 众叛亲离：罗伯斯庇尔被狐群狗党干掉

第十一章 强人现相：收拾残局，拿破仑打散革命

第三篇 论方法 

第十二章 关键人事与历史背景

第十三章 时代心态

第十四章 民族性格

第十五章 文化基因法的架构

第十六章 文化基因法的规律

第四篇 演方法

第十七章 已知的

第十八章 推断的

第十九章  真正发生的

第二十章 推得准吗？

附录 

附录1：历史背景与关键人事（历史背景在前，关键人事在后）

附录2：文化基因形态与组合

附录3：工业革命成因的辩论

附录4：内战期间的宗教教派

附录5：大英帝国（18 世纪） 

民族性格

民族性格是什么？学术界争议不休。不，不是争议不休，是不敢争议，因此是没有争议的。大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起码是英语学界）基本否定民族性格的存在。在相对主义为学术主流的气候中，在个人主义为文化主流的世界里，在多元社会为政治主流的大势下，谈民族性格表现出落伍、无知、偏狭。

“民族性格是一个居住在同一个国家里的居民的一套共有的自觉、感情、行为模式的表现。”1若此，谈民族性格就是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自觉、感情、行为的特征“定型”（stereotype）。在现今的学术时尚下，这有三个大问题：（1）性格肯定受社会环境影响，而社会环境不断在变，怎能有定型？相信性格可以定型是落伍。（2）民族是个社会性的组合，里头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性格，哪来同样的定型？相信民族性格存在是无知。（3）如果民族性格是共有的、同一的，哪来多元社会？相信有统一的民族性格是偏狭。

如果你去日本旅行，相信你在去之前脑袋里会有一个“日本人”的“想象”，你回来之后一定有一个“日本人”的“印象”。但如果有人问你： “你觉得日本人怎么样？”你肯定会有答案：日本人是这样那样。如果你老实，你会补充一句：“我只能说我见到的日本人是如此，其他的我不知道。” 如果你是“政治正确者”（politically correct，代表你跟上了现今的政治时尚），你或会说：“我不知日本人是怎样，因为日本人个个不同。”这其实是很滑头的回避。假若我不问“你觉得日本人怎么样”，而是很具体地问： “日本人礼貌不礼貌？”你怎样回避？除非你不懂什么是礼貌与不礼貌——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主观性的关于礼貌与不礼貌的定义（这当然可以与日本人对礼貌的定义有所出入，但关键是你仍有你的定义）。也就是说，按你的定义你肯定是可以说出你见到的日本人是礼貌或不礼貌，或者有时礼貌有时不礼貌，或者大部分礼貌，或者大部分不礼貌，又或者礼貌的与不礼貌的时间相等，等等。当然，你见到的每一个日本人为什么礼貌（对你、对人）或为什么不礼貌，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探讨。但礼貌与不礼貌是可以定义（起码你能定义）、可以观察的（起码你能观察）。

对你来说，“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按你的认识（可能很肤浅，也可能很深入，但不可能绝对不认识或完全认识），是礼貌的、不礼貌的、有时礼貌有时不礼貌的等等，但你的认识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他们礼貌就是你绝对地认为他们礼貌，你认为他们不礼貌就是你绝对地认为他们不礼貌，如果你认为他们有时礼貌有时不礼貌就是你绝对地认为他们有时礼貌有时不礼貌。当然，你可谦虚地、老实地说这些只是你个人的看法（这是自明之理，因为你的看法绝对是你个人的，绝对不是别人的看法，虽然你跟别人的看法可以相同），是不精确的（也是自明之理，因为你不能分辨和归纳所有形形色色和不同程度的礼貌和不礼貌），是不完全的（又是自明之理，因为你怎能认识所有日本人和所有日本人的所有生活行为），等等，但你总有一个认识——一个有限的认识。如果你是负责任的，你会想认识得精一点、多一点、深一点；如果你是不负责任的，你会倾向否认有日本民族性格这回事，因为这样你就不用劳心费力了。为什么否认日本民族性格的存在是种不负责任？除非你对任何有关日本人或日本的东西都没有意见（真正的没有意见，不是不表白意见），否则你的意见会因为缺乏考虑日本的民族性格而变得不完整和盲目，这是你对自己不负责任。如果你的意见会影响你的行为（这是必然），或影响别人的行为（这是可能），那你就是对日本人不负责任。

现今西方英语学界否定民族性格的存在是种学术时尚（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时反映社会主流意识的时尚，或精英主流意识的时尚）。但时尚肯定会变的（这也是时尚的定义），以时尚去否定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格（包括否定它的存在）是不智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政治家在国际关系上失措。2

现在从头去追索民族性格的讨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怎样发展的，以及为什么现在不敢谈。

物以类聚，人也是以“类聚”——同类的聚在一起，产生出“自己人”和“外人”的分别。究竟是同类的聚在一起，还是聚在一起变成同类，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是在固定的历史时刻和地域范围里，同类与不同类的辨别是相当明确的。虽然随着科技的发展，历史好像越来越短暂，地球好像越来越小，民族性格的分别好像越来越模糊，甚至民族的理念也好像越来越淡薄（这个“全球化”的问题将会在下卷详细分析）。

最初，对不同民族的性格描述来自旅行者的观察，这是个趣味性的话题，例如希罗多德（Herodotos，约前484—约前425）的《历史》（Histories）。接着是征服者描述被征服者的民族性格，借此去提升征服者的优越感。如恺撒对高卢人、不列颠人的形容。

在西方，传教士长久以来宣扬信仰，先在欧洲，后至全球，视对不同民族性格的了解来打造救灵的工具。16世纪开始，帝国主义到处殖民，全球扩张，帝国主义者利用被征服者的民族性格去设计管治的手段（中国的老话是“以夷治夷”，西方人就是“go native”）。18世纪启蒙运动，现代国家主权的理念抬头，独特的民族性格被视为民族自决的理据。19世纪以来，国家主义膨胀，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往往以民族性格优劣的对比来相互较量。“二战”前后，民族性格的研究成为战术与战略的重要参考。但冷战结束后，以英语文明为主流的西方视自由民主为历史的终结。3 在全球资本、消费经济的引导下，国家理念开始萎缩；相对真理（相对于终极价值）、个人自由（相对于民族自决）、多元社会（相对于民族一统）成为主流，民族性格理念就被冠以落伍、无知和偏狭的帽子。

为什么18 世纪“开明”的启蒙运动带起的民族性格研究热潮到今天变得如此“反动”？我们可以笼统用“物极必反”来形容。但科学精神要求我们去探索为什么生出“极”，而“极”又怎样带来“反”。这可以从民族性格研究最高峰的前后时间段去考察，从而看出一点苗头。

1945 年8 月6 日、9 日，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投降。投降之后的日本要怎样收拾残局、怎样维持稳定、怎样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美国政府求教于在1942 年参战时成立的“战时情报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的人类学专家，特别是首席研究员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4 她凭借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心得，提出保留天皇地位去保证战后日本安定，成为美国处理战后日本的指导原则。

本尼迪克特与同僚们，如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1904— 1980）、乔弗瑞·戈勒（Geoffrey Gorer，1905—1985）、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1905—1960）等属于人类学（anthropology）中的“文化与性格学派”（Culture and Personality School）。5 该学派的开山祖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他的门人（包括本尼迪克特） 从20 世纪20 年代，也就是“一战”之后，研究过很多民族性格，例如德国民族性格，6 中、东欧各不相同的民族性格，7 墨西哥民族性格（包括西班牙人来之前的墨西哥人的后裔和西班牙人），巴西人性格（包括巴西的白人、黑人、美洲印第安人），等等。到美国参加“二战”，民族性格的理念首先用于鼓舞盟军士气，继而用来分析敌与友，最后还用来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参考。可以说，文化与性格学派以至于民族性格概念被重视是有其历史与政治因素的。

但随着关键历史时刻（及相应的时代心态）的过去，这些研究的政治合法性也随之消逝。这与国家主义的兴衰有关。18世纪下半叶，国家主义开始抬头，民族性格从描述性的学术研究演化为指导性的政治意识，以配合当时的民族自决、国家统一运动风潮。稍后，列强互争。在某种意义上，“一战”和“二战”是国家主义对抗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的决斗（见《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国家主义最终被拥有全球资本意识的资本主义和拥有全世界劳动人民意识的共产主义联手击败。被国家主义用来争取政治合法性和指导政治行动的民族性格概念被视为太亲近国家主义的“本质论”意识形态（essentialism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ist ideology），尤其是当它被用来制造优秀民族和低劣民族的意识时。因此，虽然民族性格概念曾有功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龙头大哥——美国——帮助它击败德、意、日，但权衡之下，觉得它是个“危险”的意识，遂将其打入冷宫。8

危险有哪些？学者对其的批判主要有三点。（1）流于“文化主义”（culturalism），因为它把从观察得来的文化模式作为解释文化模式的原则，因此构成一套自圆其说的闭环（也就是典型的现象与解释的循环论证的谬误）。（2）通过观察与分析“部分社会”，进而将结论抽象化和概括化，缺乏批判性地去研究这“部分社会”在整个社会中的定位，因而忽略了深层次的社会冲突。（3）研究聚焦文化与心理，虽然比单纯考虑物理与生物因素丰富多了，但忽略了制度、政治等因素。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