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奇才张荫麟、史学才女袁震联手为儿童撰写20位历史人物，以此勾勒出中国历史的大轮廓。张荫麟20世纪30年代受民国教育部委托编写历史教科书，为此不惜推迟了《中国史纲》的写作。关于当时高小的历史教科书，张荫麟规划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其所处的时代及时代之先后，他说“这本小书，虽然预备作课本用，但我并不以通常写课本之方法写之，希望它能成为一般儿童的读物，故原名《儿童中国史》。 ”张荫麟找来袁震、杨联昇共同完成，但成稿之后并没有出版，稿件也都流散了。本书按照张荫麟拟定选写的历史人物，搜集到了张荫麟和袁震撰写的稿件，共得20位儿童不得不知道的“国史上之大人物”，配上精美插图，首次简体横排按原拟定书名出版。

张荫麟（1905—1942），著名学者、历史学家。1929年清华大学毕业，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文学院四才子”。毕业后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与社会学。1933年归国，执教于清华大学历史、哲学两系，并在北京大学讲授历史哲学。抗战爆发后，任浙江大学、西南联大教授。
袁震（1907—1969年）。18岁考入武汉大学攻读史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成为清华屈指可数的才女。后与吴晗相恋并结婚。

目　录
高小历史教科书初稿征评　
原拟目次　

一　大禹　
二　孔子　
三　墨子　
四　商鞅　
五　秦始皇帝　
六　张骞　
七　马援　
八　张衡　
九　诸葛亮　
十　谢安　
十一　唐太宗　
十二　玄奘法师　
十三　杜甫　
十四?寇准　
十五?范仲淹　
十六?王安石　
十七?宗泽与孟珙　
十八?文天祥　
十九?于谦　
二十?戚继光　
附一?自序　

附二?孔子　
编后记　

一　大禹

（一）

我们打开本国的地图一看，黄河在潼关左近转了一个直角之后，一会儿斜向东北，到渤海岸的当中入海。是从古就这样的吗？不！现在黄河下游的水道乃是公历纪元一八五五年迁徙了以后的水道。在这次迁徙之前，它是夺淮河入海的。时间更往上推，它的移动可更多了。
下游善于改道，这是黄河的一大特色。
为什么黄河会有这种特色呢？
原来黄河自龙门以下，从高原折入低谷，水势是很紧的；自洛阳以下，它就在一个大平原上安流，水势越来越缓，它在上游所挟带的泥土就大量地沉淀下去，渐渐把河道填充。填充到了相当的程度，河身便会溢出两岸，甚则改道他适。当远古的时候，堤防和疏浚的技术还没有发明，黄河出岸或改道的事，一定比近代频得多。
和黄河搏斗，乃是我们祖先的一大事业。我们的历史传说，就以黄河的一场大水灾开始。我们的第一个民族英雄便是曾经征服黄河的大禹。
那场大水灾，按传统的估计，大约是在公元前第某某世纪内开始的。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完全包括现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就在这四省之内，给无数未开化的蛮夷部落围绕着。所以在那时候，黄河下游一出了大岔子，就是“洪水横流，泛滥于中国”了。

（二）

传说第一个遭遇这场水灾的君主是尧。尧对洪水始终没有办法，到老，就把位传给舜。原来在此时的中国，君主世袭的制度还没有成立，君主的势力也不很大。君主之下有“四岳”，就是四个大头领。他们对于继位的君主是有推荐之权的。他们推荐了种庄稼出身的舜，尧试派他去办事，果然称职，便传位给他。这就是后来所谓“禅让”的事。
舜即位不久，就派禹去治水。禹父鲧在尧时是曾以治水失败被诛死的。但禹不独没有因此仇恨朝廷，并且一心去给先父补过。据说鲧治水的方法，是专去筑堤挡水，结果劳而无功。禹改变方法，在黄河的下游，凿通了许多支流，把它的水势分散，它才退出以前所侵占的陆地。这样水患就平了。
为了治水，禹亲自拿着耒臿，冒犯风雨，工作了八年。在这期内，他有三次走过自己的家门，也没有进去。据说有一次他还听见自己的孩子呱呱地哭呢。
舜老了，就把君位传给禹。禹立了这么大的功，辛苦了这么久，在别人看来，此时很可以享享福了。可是他不。虽然做了君主，还是食很粗劣的东西，却备办着很丰盛的牺牲去祭祀；还是住很卑陋的宫室，却极力替人民开凿沟洫，以利灌溉。

（三）

禹到了晚年，照例选了一位候补的继任者，名叫益；临死，就传位给他。可是这时禹的儿启已养成很大的势力，他也要做君主。不知道是因为禹的功德太大，人民对他的儿子特别表同情呢；抑或是因为益的才德确不如启呢，人民都拥戴启，而不拥戴益。益和启争位，失败被杀了。
后来启索性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不再“禅让”，于是确立了君主世袭的制度。从此开始了我国第一个一姓相传的朝代。这朝代虽然以禹为始祖，实在是启所创造的。这朝代，后人称为夏朝，大约因为启的“发祥”地是夏（夏地在今山西汾水下游，其正确位置不可知）。从夏朝以后，中国人，别于四境的蛮夷，曾被称也自称为“诸夏”。“诸”是言其支派之多。
夏朝继续了约四百七十年，给一个以今河北渤海岸为根据地的商民族推翻了。代兴的新朝，以亳（今河南商丘）为国都，这朝代就名为商。

自序
昔狄更斯有《儿童英国史》之作。今仿其名，文体亦略师之，唯取材之准乃大异。
为中国学校儿童述国史，视外此任何国［均更］难。并幅员之辽廓与世代之绵邈言，中国史实无与匹。而小学教本，字数有程。往时此类之书，字数皆不盈三万。今为猛增，亦倍而止耳。以区区五六万字，网络上下四五千年之中国史，而又须于粗枝大叶之概撮外，多容娓娓细节，以饵儿童，此一难也。今学制，高小、初中、高中皆有本国史。同一题材，陈说三次。若何避免重叠，而不倦苦学者，此二难也。复次，历史教本之纂，不仅以传知，亦以立训。训之大者，理想人格与理想社会是矣。此之规范，在昔汉唐宋明之盛，固无待于设教者之劳心。不幸今非其时也。欲一教本行于今日，其中有若干要义，自不容不上同。虽然，上同而不流于鄙俗，适时而不流于媚世，自古所希。若何调协上同之需要与理性之唤召，此又一难?也。
今标三难，非预为本书之缺憾，欲使继此有作者，知问题所在而已。若予所以处之者，请略一言。
大抵观史有三道：吾尝试名之曰钻观，曰纵观，曰横观。以若干重要人物为隙牖，以窥探其时代及其时代之前后；从其所行所言所感所愿，以贯串其并世之大事；从其事业之所承所启，以觇世变之潮流，此予所谓钻观也。于民族之交涉及化合，于文物制度思想之源流及演变，分门别类，做飞鸟瞰，此所谓纵观也。以个别时代为主体，求认识其特殊之面目，契会其特殊之精神，此所谓横观也。今于高小取钻观，于初中取纵观，于高中取横观，此予所以解第二难也。
大抵短史、简史、略史、小史，甚至通史等类书之通病，在知抽象而不知拣选。抽象与拣选奚以别？譬叙《墨子》，若于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上同、天志、明鬼、三衰、大取、小取等，项项而约述之，此抽象也。本书于《墨子》，只摘非攻、兼爱之目，而详阐之；非攻一节，则大部分为止楚攻宋事，此拣选也。虽然，拣选而无确准，犹病芜乱。今既取钻观，则其选材之确准可得言焉。
（甲）以若干重要人物为中心点，于其性格事业，须充分表明。是为叙述之“前境”。其他历史常识，则采作“背境”。
（乙）至人物之去取。
（一）须顾及历史（亦即人生）之各方面；政治家、军事家、凿空者、教育家、宗教家、科学家、诗人、美术家俱备；
（二）须略顾及时代之匀称；
（三）须顾及人物本身之教育价值；其人非足为训，而因事功重要见收者，占极少数；
（四）须顾及目前民族之境遇；故于守国攘外之杰，所选独多。
如是严立畔岸，以拣选济抽象，此予所以解第一难也。
或曰：以人物为中心，岂不贻崇拜英雄、忽略群众之讥？则应曰：崇拜英雄，非劣事也。亦视所崇拜者为何如之英雄耳。典型自附，寤寐思存，修养之道，此为切要。须知崇拜英雄，与自命英雄，并非一事。以人物为叙述之中心，与以人物为历史之一切，亦非一事。以人物为叙述之中心，此观点也。以人物为历史之一切，此历史哲学也。本书但有观点之选择，并无历史哲学之依执。夫抽象之社会，抽象之制度，儿童所不解也。历史中最具体、最易为儿童所领会者，厥为个人及其言行。今兹观点之选择，亦有见于此耳。
一览目录中之人名，则作者所悬拟之理想人格，不难揣知：刚健质朴，克己利群者是已。此与墨道为近。故书中于墨子三致意焉。其托始于禹，亦师墨说。既以人物为主体，则所能启示之理想，仅限于人格方面。至于理想社会，盖未尝言，然亦未尝不言。夫社会者，个人之积也。从部分之积，固未必足以尽知全；然全之主要属性，每为部分所决定。知每个人应如何如何，则全社会应如何如何者，思过半矣。今日社会类型之智识，已远广于前。而每一种人格理想，非与任何社会类型皆契合无间者也。旧社会之一大破绽，即在其所尊崇（至少所不敢菲薄）之人格理想，与其所代表之社会类型，两相扞格。直道难行之谚，窃钩窃国之讽，胥此破绽之符也。昔人所知之社会类型只限于一，故能安于此破绽而无如何。今则此黑暗时代已成过去矣。某种人格理想，与其所最契合之社会类型，二者之在赤子之心，医则磁石之与针，顿牟之与芥也。吾书实授彼以磁石与顿牟矣。若夫针与芥，彼将旦暮遇之。诚如是，则向所标第三难，亦有其自然可解之道。
本书之现今形式，与其原初计划，颇有出入。在原初计划中，予过于重视人物之教育价值，而忽略其历史地位。故颇有历史上殊不重要，抑且名不著称，而亦入录者。既而思之，此等人物，以与历史上之巨头并列，未免不伦。且为篇幅所限，故遂削去。削去之人物中，女子占一部分。严格言之，在中国史中占重要地位之女子，唯一武曌。而其人太无教育价值。故今书中女性之中心人物无一焉。予向以为书既并供男女学生读，宜有若干女范。由今思之，此可不必。男女所受之生理限制虽殊，其所以成己成物之道则一。譬政治家、教育家或科学家，使男子与女子为之，岂有二术？在德育、智育上，男女实可同范。柏拉图之《理想国》中，所以泯男女之界也。女性中心人物之强备一格，于本书为不需。
本书托始于禹，而上溯尧舜，唯于此段故事，明著其为传说。吾知有一辈史家，将责其抹煞羲农、黄帝，而另一辈史家又将责其不能割爱于殷商以前。对于前者，予欲无言。唯对于后者，则尚有说。今之考据，只证尧舜禹之故事不能尽实，未证其必为全虚。谓此段传说，必全无史实之质地，而为孔墨师徒所凌空结撰，此康长素之谰言，稍有古史常识之人所不当信。过而存之，如其有失，与过而弃之等耳。况予明著其为传说，而又尽刊落其理想化之色彩乎？且此段传说之本身，与后来历史，关涉甚多，已成为“国故”之一重要部分，教科书中岂容不予以位置？
本书之中心人物，限于逝者，不录生存，非贵远而贱近也。状述生存之人有四难：史料缺乏，一也；下笔不自由，二也；作者之党伐难免，三也；读者每因所闻受或所党伐之不同，而是非哄然，四也。例不在远，本书末章，原只叙淞沪之战，由杨联陞先生撰长编。杨先生参稽一切可得之史料，反复考虑后，决以某某人为中心。虽与予初拟者相违，予亦无以易之。然以就正于一闻见甚广而偏见甚少之先进，则谓某某人实有神经病。嘻，吾真未如之何也已！生存人之状述既无法尽如人意，而近事又不容不及，故今末章但叙事不叙人，于全书中为唯一之变例，不得已也。若夫表扬当路者之德言功业，以启信于童蒙，则就课程之编配言，宜入党义之科；就著作之分工言，宜别选和声鸣盛之能手；予书与予笔，俱无责焉耳。
此书之成，深有赖于郑侃慈女士、袁震之女士、杨联陞先生之助，而袁女士、杨先生之力为尤多。第三册之长编，全出袁女士手；第四册之长编，全出杨先生手。予于此诸长编，只有润色删节，并无改构。微二君，此书恐不知杀青于何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