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评价及推荐】

“这本《俄罗斯文学》值得一读，作为‘牛津通识读本’之一种，它体现了这套名牌丛书的整体特点，即用浓缩的笔墨在短小的篇幅里给出关于一门学问的概括介绍。……对于不十分了解俄罗斯文学的读者而言，此书一册在手，便可获得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约略认知；而对于学习或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业读者而言，此书无疑也具有很多借鉴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刘文飞

凯利的研究简洁但清晰有效，巧妙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文学人物群像，而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人物和事件……此书独树一帜，有理有据，还非常耐读。

——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 约翰·贝利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遗嘱

第二章“我为自己竖起了一座纪念碑”：作家纪念物和作家崇拜
第三章“我的名字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学正典

第四章“我的名字会远扬，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作家们对普希金的回应

第五章“我的诗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感情”：被当作“思想大师”的作家们

第六章“和愚蠢的人们又何必较量”：男人、女人与社会

第七章“她的各族的语言都将把我呼唤”：俄罗斯文学与“原始文化”

第八章“哦，诗神，继续听从上帝的意旨吧”：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

索引

英文原文

【文摘】

第一章 遗嘱

我们中间有谁能读懂普希金？我们知道的不过是翻译过来的普希金［……］因而我们对他的短篇小说远不如对纳撒尼尔·霍桑的那般喜爱；而我们显然错了，囿于语言的局限，我们对众目昭彰的事物也无法明辨，仿佛被蒙住双眼的人，连一头骡子和一匹德比赛马冠军都分不清楚。

（丽贝卡·韦斯特，1941年）

1925年，英裔俄籍文学评论家D. S.米尔斯基在他的《俄国文学史》的开头就提到了普希金，那部著作也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可算是“极简”通识读本的鼻祖。

外国人确实很难信服普希金在俄国作家中至高无上的伟大地位，如果此人不懂俄语，那么他或许根本不可能理解。然而即便他持不同意见，他仍有必要接受这一信念。否则，他关于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文明所形成的一切观念，都是先天不足和脱离现实的。

七十年过去了，普希金仍被他的同胞们认定为俄罗斯作家中“至高无上的伟人”，这可能仍然让外国读者大惑不解。在他的国家以外，提到俄罗斯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散文， 特别是那些蕴含深邃思想、探索道德困境的散文。自19世纪末以来，这类体裁的翘楚当属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堪称鸿篇巨制的小说就恰恰属于这一类，西方读者一直认为，这两位才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1865—1869）中提出，人类只有在认识到自身的无力之后，才能对事态的发展有所把控，但他还是为书中的大量人物注入了个性，这部小说一贯被列为人类文学史上*重要的十部著作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现的伦理关怀，尤其是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道德的存在是否可能的问题，预见了现代哲学—从尼采到萨特—*为关注的一些重要焦点。

普希金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他在其他方面甚至显得不怎么像“俄国人”，甚至还没有屠格涅夫像“俄国人”。屠格涅夫的《父与子》（1862）中有一个主要人物名叫巴扎罗夫，他对社会效用的痴迷（他坚信解剖青蛙要比创作水彩画更优越）因太过夸张而显得尽如人意地古怪。那部小说中的乡村别墅场景既迷人又充满异国情调，那里有农奴情妇、用丝带牵着的狗，还有为莫须有的荣誉问题而展开的决斗。我们很容易看出《父与子》与契诃夫的戏剧之间的传承，但要看出《叶甫盖尼·奥涅金》——它有太多随意的节外生枝、文雅反讽的弦外之音，还有种情感受到压抑的古怪氛围—或许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875—1877）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1868）的先驱，则远没有那么容易。普希金在自己的诙谐风趣中融入了一种惆怅的认识，即快乐在*容易获取时反而*飘忽不定， 让这本书显得更像是承继了简·奥斯汀的《劝导》。的确，它在英语世界也颇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后继者—包括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维克拉姆·塞斯关于旧金山的诗体小说《金门》——但这些巧妙而刻意的文本反而加深了西方读者的成见，即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来看，普希金十分古怪，据说那可是一种直接的、天然无雕饰的文化。

不过每一位重要的俄罗斯作家都热衷于阅读欧洲文学；即便采取反对姿态，也从中获益匪浅。在某种程度上，《安娜·卡列尼娜》是对《包法利夫人》的反驳，但福楼拜这部小说开头几页的一个意象，即夏尔·包法利那顶难看的帽子（据作者本人评价说，它是琐碎生活的象征），与《哈吉穆拉特》的开头，托尔斯泰的叙述者注意到的那朵微不足道但生命力顽强的牛蒡花之间，却有着直接的联系。18世纪，俄国人一度担心他们的文学模仿性太强，翻译文学所占的比重过大。到19世纪，这样的担心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对本土文学成就的自豪，但对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文学的接受度并没有降低。就连那些对西方语言知之不多的作家，也贪婪地吸取着外国的素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固然受到果戈理的影响，但狄更斯的影响丝毫不弱。作家本人在1862年访英时对真正的英格兰厌恨有加，但那不过再次证明了他对狄更斯的追捧。1917年后，无论是流亡作家的苦涩生活，还是留在苏联的作家所经历的文化孤立，都未曾浇灭这样的热爱。安娜·阿赫玛托娃对T. S.艾略特和詹姆斯·乔伊斯的崇拜，约瑟夫·布罗茨基对约翰·邓恩的热爱，只是他们与西方文学关系亲密的两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出人意料的是，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居然是美国畅销小说家赛珍珠的忠实拥趸。

在影响了英语世界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看法的评论家中，不是每一位都清楚“俄罗斯”与“西方”传统在艺术上的亲近关系。许多人本人就是作家—其实一直以来，对俄罗斯文学*引人注目的英语诠释往往体现在文学作品而非文学评论中。特别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多位英语作家的作品中都留下了痕迹，如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伊丽莎白·鲍恩、肖恩·奥法莱恩、雷蒙德·卡佛、艾丽丝·门罗、理查德·福特和威廉·特雷弗。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几乎摆脱了情节推进，仅凭少数几个既典型又难以捉摸的瞬间便捕捉到人物的整个世界，堪称构思短小叙事的典范。英语世界一贯崇尚不露痕迹的精湛技巧（英语中的“craft”一词包含“技艺”和“隐秘”两重含义，不是没有缘故），契诃夫恰是一例。不过如果说伟大的散文是指看起来不露斤斧的文学创作，那么普希金的某些叙事作品—《高加索的俘虏》（1822）、《杜布罗夫斯基》（1832—1833）或《上尉的女儿》（1836）—可能会令人失望。在这些作品中，情节意义重大，有一个果断的结局似乎十分要紧。此外，普希金更接近法国模式（夏多布里昂的《勒内》或康斯坦的《阿道夫》，以及帕尔尼和拉马丁的诗歌），这对他在英语文化中的名声可没什么好处，要知道英语文化素来将“法国”这个词等同于“陈腐、肤浅和虚张声势”。

平心而论，对普希金感觉陌生的不光是外国人，俄罗斯评论家也谈到过这一点。亲西方的评论家们认为，这表明普希金是真正的文明人，是可耻的落后社会中的一枝独秀；而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这是个重大的悲剧，象征着知识分子与“俄国人民”的疏离。哲学家古斯塔夫·施佩特是19世纪斯拉夫派运动（兴起于1830年代的运动，目的是痛陈西方化对俄罗斯文化的毒害）的后期追随者之一，他认为普希金是“一个意外”。普希金的作品“正是他个人的作品，是一个并非生发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天才的作品”。但不管俄国人对普希金所表达（或未曾表达） 的“民族精神”作何感想，他们普遍认可他是一位语言大师。其原因值得我们驻足片刻，稍事思考。

普希金的所有作品，从他那些亲近热情的、有时快人快语单刀直入的信件，到他*字斟句酌、含蓄优美和注重形式的抒情诗，都特别展现了在俄罗斯文学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两个特征，即便它们绝非该文化所独有。一是对文体语域、对语词的内涵极其敏感。这种敏感性特别关注来自教会斯拉夫语，即俄罗斯东正教的礼拜语言，和源自俄罗斯本土的语词之间的对立。“zlatyi”和“zolotoi”都只能翻译成“golden”，即“金色的”，“mladyi”和“molodoi”也都只能译为“young”，即“年轻的”，但这些语词就其关联来说，就跟英语的“leathern”和“leather”（意均为“皮革的”）或者“burthen”（负荷）和“burden”（负担）一样有所不同。普希金的诗作尤为复杂精妙，就在于它们把这些和其他文体层次融合在一起。其对各类形式特征的运用同样精妙，包括格律、类韵和头韵等。这样极大的文体密度，因充分利用俄语语法提供的手段以实现的凝练而得到了平衡，由此便可以容纳大量的省略（即作者认为读者可以通过推断得出的语词都被省略了），这是英语通常做不到的。普希金的诗歌跟文学俄语的规范是顺从与叛逆并存。它既有一切优秀俄语作品共有的冒险奇趣，同时又紧紧把握住这样一个文学传统所固有的修辞拓展；在该文学传统中，写作者会积极寻求而非刻意避免创造性重复，即所谓的“语词编织”—跟爱尔兰英语、非洲英语或口语化的英国和美国英语不同，官方的英国或美国英语都倾向于避免这样的重复。如此有意识地违反语言规范，正是为什么俄罗斯评论家和理论家罗曼·雅各布森声称现代读者如果想要读懂普希金，就“必须彻底抛弃普通的审美标准”的原因之一。

【序言/后记】

序 言

刘文飞

这本《俄罗斯文学》值得一读，作为“牛津通识读本”之一种，它体现了这套名牌丛书的整体特点，即用浓缩的笔墨在短小的篇幅里给出关于一门学问的概括介绍。此书原名Russian Literatu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在英语中，“introduction”意为“引言”“导论”等，原本就应是简短扼要的，而在它前面又加了限定词“short”，而且还有进一步强调的“very”，这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是一本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极简指南”。对于不十分了解俄罗斯文学的读者而言，此书一册在手，便可获得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约略认知；而对于学习或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业读者而言，此书无疑也具有很多借鉴意义。

作者在全书开头便写道，介绍俄罗斯文学主要有三种传统方式：一是罗列“正典”，即介绍著名作家和著名作品；二是简述文学运动和文化制度；三是个性化的文学鉴赏，如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或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之所为。但是，此书的性质和容量却不允许作者采用这三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于是作者便另辟蹊径，采取了一种“纲举目张”的结构方式。本书作者选中俄罗斯文学中*重要的人物普希金，又在普希金的作品中选中*重要的一首诗，即《“纪念碑”》，用作抓手。因为在她看来，普希金在《“纪念碑”》一诗短短的五小节二十行诗中便提出了七个在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文化中引起广泛共鸣的主题，作者就以这七个主题为“路标”，开始了她的“发现之旅”。

第yi章对作为普希金文学“遗嘱”的《“纪念碑”》一诗展开分析，并巧妙地从中挑出七个诗句，作为接下来七个章节的标题。第二章《“我为自己竖起了一座纪念碑”—作家纪念物和作家崇拜》讨论俄罗斯的“作家崇拜”问题，认为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上的普希金纪念碑于1880年落成“是普希金崇拜制度化的一个里程碑”，这一传统随后延续下来，不断强化、泛化，造就了许多俄罗斯作家心目中的“纪念碑情结”；第三章《“我的名字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学正典》以普希金被经典化、正典化的过程为线索，思索俄罗斯文学成为一种“文化领导力”和“文学民俗”的原因，以及俄罗斯文学读者“激进的审美保守主义”生成的历史语境；第四章《“我的名字会远扬，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作家们对普希金的回应》讨论俄罗斯作家在各自的创作中对普希金传统做出的回应，“面具很多”、因而具有多种解释可能性的普希金，在他之后的俄罗斯作家中间经历着一个神话的建构、解构和不断重构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学自身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第五章《“我的诗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感情” —被当作“思想大师”的作家们》指出，在普希金的同时代人和后代的心目中，他的“思想大师”“民族导师”的身份还是份量*重的，作者借此考察了俄苏文学与意识形态、道德立场和“公开说教”之间的关联和互动；第六章《“和愚蠢的人们又何必较量”—男人、女人与社会》讨论俄罗斯文学中的性别问题和俄罗斯作家的社会角色问题；第七章《“她的各族的语言都将把我呼唤”—俄罗斯文学与“原始文化”》介入俄罗斯文学关于帝国的文学想象世界，从普希金的“文学上的‘高加索大发现’”起，俄罗斯文学始终呈现出一个悖论的特征，即它“既是殖民主义的，又是后殖民主义的，同时采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这两种对立的视角”，它在东西文化的合成中感觉到自身的文化使命，同时也在通过对帝国内部“文明”与“野蛮”之对峙来彰显俄罗斯民族的文学优越感；*后一章《“哦，诗神，继续听从上帝的意旨吧”—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以普希金究竟是否是“积极的信徒”这一问题为引子，讨论俄罗斯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指出它既是高度精神的，热衷于神秘主义，同时又是“日常东正教”的，是一种“肉体的神学”，因而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俄罗斯文学（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恰在于它能够拥抱精神和物质两个世界”。

作者在书中声称，“本书无意成为一部循规蹈矩的文学史”，通读全书，感觉它的确不“循规蹈矩”，甚至也不像是一部“文学史”。作者在第yi章的开头曾提及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并认为那部同样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俄国文学史》（其实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初版并非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可算是“极简”通识读本的鼻祖。以赛亚·伯林在评价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时曾说它“十分个性化”，这部《俄罗斯文学》似乎也具有同样的特征。这里所言的“个性化”，主要是指这几个方面：

首先是作者的叙述角度。研究俄罗斯文学的西方学者通常对俄罗斯文学所谓的进步性、人民性和世界影响等问题兴趣不大，甚至在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上也不愿多费笔墨，他们似乎更愿意从文化史、思想史、民族精神发展史的角度来打量俄罗斯文学。此书亦如此，作者将俄罗斯文学的整体概括分解为若干论题，如俄罗斯作家的社会角色和地位、俄罗斯的“作家崇拜”现象及其原因、俄罗斯文学与书刊审查制度间的微妙关系、文学中的性别和殖民问题、文学和宗教意识的关系等，并由此展开她的思考，亮出她的观点，此书也因此成为一种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文化学阐释之尝试，是对俄罗斯文学所做的立体扫描。因此，这部译成中文仅十余万字的普及性读物，也能让人读出作者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独特理解，能感受到被作者精心置入字里行间的学术性。

其次是作者的主观立场。像大多数西方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一样，作者在面对其研究对象时的态度是审视的、审慎的，其中不无挑剔，甚至挑衅。比如，她认为俄罗斯文学史家的“主要任务是把作家生平写成一条关于苦难和凯旋的圣徒道路”，俄国历代统治者都善于“用官方爱国主义绑架俄罗斯作家”。她认为，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经典文学教育，其“效果似乎不过是延续了某种文学民俗”，而“*坏的副作用在于它促成了咄咄逼人的审美保守主义”。她直言不讳地写道：“普希金嗜酒如命，沉溺嫖赌，酷爱醋栗果酱，而托尔斯泰对上述四样中的至少三样同样偏爱有加。”她甚至将俄罗斯的普希金学者称为“看门狗”。这样的言辞和表达方式是不可能出现在俄罗斯学者的相关著作中的。作者摆出的这一姿态，既是欧美学界强调学者独立人格的学术传统的一种体现，恐怕也像西尼亚夫斯基在《与普希金散步》中所做的那样，意在解构一种权wei，即便是文学的权wei。

*后是此书的叙述调性。与作者对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俄罗斯作家略带调侃，甚至不无苛求的态度不同，作者在面对其读者时反倒体现出了某种亲切和随意。在这里，作者的教师身份或许起到了一定作用，此书毕竟也是一本面向大学生的“通识读本”。个性再强的老师在面对学生时往往也会温情脉脉，娓娓道来，让听者有一种参与感。作者在前言中写道：“读完本书不会让你对俄罗斯文学无所不知，但我希望你能从中得到启发，愿意更多地了解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文学文化，并跟我一样醉心于对它的探索和写作。”全书的结尾也是作者这一文字风格的*好体现：“在俄罗斯本国，作家们往往被视为圣贤，被视为指导人们如何生活的道德楷模；然而阅读俄罗斯文学还有很多其他理由。和其他任何文学一样，它以新颖出奇的方式表现世界，它探究人们有时宁愿不去思考的人类经验领域（疯狂、杀人欲望、暴政）；
它不仅刺激人们的头脑，也带来感官的愉悦—将语言拓展至极限的愉悦、大笑的愉悦、乘着想象的翅膀飞升的愉悦。”关于一部“极简指南”的序也不应该很长，但在结束序言之前还是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此书的作者。卡特里奥娜·凯利（Catriona Kelly）1959年生于伦敦，后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俄语，其间曾在沃罗涅日大学进修。在牛津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伦敦大学，1996年返回牛津，在牛津大学新学院任教授，当时她才37岁，这在牛津文科专业中十分罕见，因为她在此时已经出版了两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即《彼得鲁什卡：俄国狂欢木偶戏》（Petrushka: The Russian Carnival Puppet Theatre，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和《俄国女性写作史》（A History of Russian Women’s Writing: 1820—1992，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凯利教授学术兴趣广泛，学术产出丰厚，从俄国现代派诗歌到俄国女性文学，从俄国文化中的性别问题到儿童问题，从彼得堡城的文化记忆到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纷纷成为她的研究对象。除这部《俄罗斯文学》外，她陆续出版的著作还有：《改良俄国：叶卡捷琳娜至叶利钦时代的咨询文献、礼貌文化和性别》（Refining Russia: Advice Literature,Polite Culture, and Gender from Catherine to Yeltsin，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帕夫利克同志：一位苏联儿童英雄的飞升和坠落》（Comrade Pavlik: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oviet Boy Hero，格兰塔图书公司，2005年；Товарищ Павлик: Взлет и пад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мальчик-героя，新文学评论出版社，2009年），以及《圣彼得堡：往昔的阴影》（St. Petersburg: Shadows of the Past，耶鲁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

20年前，序者有幸在牛津结识凯利教授，记得当时听过她的一次讲座，内容是关于苏联二三十年代墙报文化的讨论。在牛津大学一间古色古香的教室里，年轻的凯利教授通过幻灯片展示出许多很有“历史感”的墙报图片，让人目不暇接；她睿智幽默的口吻，更是不时引起一阵阵会意的笑声。这位牛津教授在学术选题上的独到眼光以及她在面对研究对象时的审视立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写这篇序言之前，我曾在电子邮件中问她有何建议，她回答说没有任何建议，但仍很好奇我会写些什么。我在邮件中告诉她，我的序言将这样结尾：

我建议读者们用凯利教授的方式去面对俄罗斯文学，用凯利教授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方式去对待她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成果，也就是一种审视的方式，思索的方式；就像作者在前言中所希望的那样，她此书的目的就在于“激发思考，激起争论”。

【内容简介】

本书介绍了各种形式的文学在俄罗斯文化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俄罗斯的民族文学是如何发展形成的？俄罗斯人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语言文化？作者没有采用传统的文学史写法，而是另辟蹊径，以俄罗斯文学的中心人物普希金为出发点，延伸探讨了俄罗斯文学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俄罗斯人的作家崇拜、俄罗斯国内外对俄罗斯作家的解读、俄罗斯文学中的性别问题以及民间故事传统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等等。

【作者简介】

卡特里奥娜·凯利 牛津大学新学院俄语教授，研究兴趣包括俄罗斯现代派诗歌、俄罗斯女性文学、俄罗斯文化中的性别问题等。著有《彼得鲁什卡：俄国狂欢木偶戏》（1990）、《俄国女性写作史：1820—1992》（1994）、《改良俄国：叶卡捷琳娜至叶利钦时代的咨询文献、礼貌文化和性别》（2001）、《帕夫利克同志：一位苏联儿童英雄的飞升和坠落》（2005）及《圣彼得堡：往昔的阴影》（2014）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