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文字研究领域中汇字成书，最早是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后来研究者，或学习篆书、篆刻者，无不以之为基准。元吾丘衍在《三十五举》中说：“凡习篆，《说文》为根本，能通《说文》则写不差。”但《说文》系小篆，与汉印文字又略有差别，故朱简曾指出：“许氏《说文》为习篆要书，然字画全非汉法。”因汉代篆书与汉印文字形多方或扁，笔画平匀填满，与小篆长方形、结字笔画多上束下疏，两者各有差别，由此形成了两种篆书体的不同特点。故明清以降，研习古文字学者与研习篆书篆刻者，分道扬镳，各有深入，同时又互相借鉴。尤其是清代以后，古文字资料不断发现，古文字学者在过去的基础上订正、扩充、阐释，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果。如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等人，花了大半生的精力，研究《说文解字》，遵循从形、音、义互求的原则，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 因为受到《说文》的启示，在篆刻领域内，也出现了仿《说文》体例而编撰的历代印章使用文字的专辑，如明末印人朱简收集汉魏印章的缪篆而成《印书》。清初有闵齐编辑各种篆书体而成《六书通》，中期有袁日省编撰《汉印分韵》，后有谢景卿续编。（民国孟昭鸿续以三集，近人罗福颐有《汉印文字征》。）尤其到了清代后期，金石学兴盛，汇集新出土的古文字，整理汇编而成新著的更多。如吴大澂编撰的《说文古籀补》，收鼎彝拓片文字3500余字，并指出《说文》中的古文“实多讹伪之形”。民国时又有丁佛言编撰《说文古籀补补》，强运开有《说文古籀三补》等等。每种字书的增补，又都增添一些常用字。本世纪初叶，安阳殷墟甲骨文字的发现，古文字学家有幸见到了许慎等未曾见到的殷代文字，这不仅增加了许多《说文》所无之字，且在考释中也纠正了《说文》中的谬误之说。尔后，随着新出土的铭文、刻字、简帛盟书等，又增加了许多新字。尤其是近数十年来，有的古文字学家或印人，相继编撰了各种专门的字形字典，其学术水平更超越前代，如容庚编著的《金文编》、罗福颐编著的《古蛮文编》、徐中舒编著的《甲骨文字典》、郭若愚编著的《战国楚简文字编》、张守中编著的《仓山楚简文字编》等。毎种新的字书出版，都使每种书体增加了许多新的资料，这给学习者与研究者检索文字带来不少方便。 时代在前进，事物在发展，在实用性的文字领域也同样存在着这种情况。古代有许多文字，在今天已不适用或不用了，与此同时，由于实际需要，又产生了许多经常使用的新字，在篆体文字中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尤其是到了今天，有不少新通用的字，在古代篆体中并不存在，于是篆书家或篆刻家们，只得寻求接近这种篆体之字来代用或假借，或就按同一篆体之偏旁拼凑成一个新字。明清有人认为：“文须考订一体，不可秦篆杂汉唐，如各朝印，当宗各朝之体，不可混杂其文，改更其篆。”（清?许容《说篆》）但事实上，我们考察一下明清乃至近现代许多有名的篆刻家，在他们遗存的印谱中，多数印是遵从这一原则的，但也不难发现有少数印之中，有秦汉并存或拼凑偏旁而成的新字，也有大小篆借用等现象，但他们借用或拼凑，都能根据印章章法的需要，使之在结字和笔法上熔化成一体，而不觉有生搬硬套的不成熟，不统一谐调的“夹生饭”。初见这种字，颇觉新奇，甚至是“刺眼”，然见多了，久而久之，这似乎也成了约定俗成的新字，也不以为“怪”了。个人认为“造”这种“新”字，一定要采取严肃的态度，不可轻举妄“创”，要尽可能地假借或拼凑得合情合理，使之有一定的根据，让读者易识易认。在结字、笔法上，要能与全印其他字统一协调、水乳交融、如出一体，若草率从事，那就很难得到专家与读者的认同了。 《金文编》、《古玺文编》、《甲骨文字典》等这一类字典专收某一类器物文字的多，专门性的多，且册厚体重的多，而普及性的较少，对篆体文字综合编排的较少，兼顾到现行通用字的较少。虽见书肆上有重印旧时流行的《古籀汇编》、《金石大字典》等,然取材真伪杂陈，更少建国后新出土和研究的新资料，难以满足今天读者的需要。为此我们曾编选出版过一本《篆刻常用字字典》，它汇集小篆、摹印、简文、玺文、金文、甲骨诸种字体的常用字，以便携带和检用。此字典自初版发行以来，已连续重印了13次。行销遍及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甚至还远销日、韩、新、马、泰等国，深受国内外篆刻爱好者喜爱，他们之中曾有来信，除好评外，尚多建议应照顾初学摹印者方便，提出能出版“篆刻常用反宇字典”之建议。出版社与编辑同仁亦觉此举更可满足初学者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达到篆刻佳境的客观要求，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此乃顺应民心之事，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