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手艺、食色、乡居；
器物、写作、游走。
十几个陌生人的故事，帮你发现日常生活的美，重新定义中国式理想生活。
在自己的城，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人生追求的事，无非是让自己舒坦安心。

本书也带你靠近心灵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

我们习惯了对远方的风景趋之若鹜，而对身边的美熟视无睹。这本书展现了生活的不同可能性，他们做电影、养蚕、作诗、制茶、画画、养犬、设计家具、乡居生活……每个人都在安静地过着自己想过的日子。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把生活过成想象中的样子，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作者简介：

周华诚
作家，生活美学研究者，独立出版人，“父亲的水稻田”文创项目创始人。著有《草木滋味》《下田》《造物之美》《我有一座城》等十余种图书，主编“雅活”“我们的日常之美”等书系。“父亲的水稻田”摄影作品入展2016黄山国际乡村摄影节。

王越
资深媒体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高级婚姻情感咨询师。著有《爱是需要学习的》一书。

许志华
诗人，现为杭州某小学体育老师。著有诗集《乡村书》。

黑兔
不安分的自由插画师，自主原创品牌“OOPSLOOK”（巫鹿可）创始人。

目录：

电影 - 芦苇：我爱电影的一切 001

纪录 - 温暖的手艺 027

浮生 - 流浪狗狗龅牙妹 061

食色 - 人间烟火色 101

日常 - 一个人的徽州 125

吟咏 - 草木之诗 149

笔记 - 就是忍不住想唱歌 173

器物 - 不折椅 193

恋物 - 不忘初心 199

视界 - 老家写生记 225

碎思 - 随时为美停留片断 235

精彩试读：

芦苇：我爱电影的一切

周华诚/ 文

——印象记·不善解人意的人当不了好编剧——

我是怎么翻出这篇旧稿来的？搬家。东西很乱。掉出一个快递信封，里面装着这个稿子，是芦苇亲自修改过后，寄回来的。

这稿子没发过。

那是2012 年冬天。我还在一家媒体供职，专程跑到西安去采访芦苇。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稿子却没有发出来，原因不明。

我没有深究，然后忘了，于是这稿子就搁下了。

真是对不住芦苇老师！

北方的冬天很冷。怕我找不到，芦苇老师就到家属院门口来接我了。

他手上拿着一个充电器，边走边解释：“充电器弄坏了，手机快要没电了，怕你打过来联系不上我，就临时出来买一个……”

这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现在叫西影集团）的家属院。

楼群低矮，色调灰暗，老小区了。

这与我臆想中的情景太不相符。电影这么时尚的行业，编剧这么“潮”的工作，作为国内鼎鼎有名的“电影第一编剧”芦苇老师，栖身于此吗？

“爱人和孩子都不在家， 我一个人住这边， 等于是我的工作室……”

说着推开门，屋内是与灰暗的楼道完全相反的一个世界。仿佛一道光，顿时把眼前照亮。

——墙上，一张巨大的工作进展图表。

我惊讶于编剧这工作竟跟售楼部一样。人家贴的是“销售控制表”，编剧贴的是“人物关系和剧情进展表”。一堆一堆的书、杂志，在墙角、桌上、沙发边、书架上。

大大小小的陶甬瓶罐器物，摆在各处。

沙发对面是一面宽大的屏幕，以及音箱，还有许多碟片……

“坐！坐！不用急，慢慢来。你喝花茶还是绿茶？—我们有一个下午的时间。”

于是，我就很放心地在沙发上坐下来。

他走进厨房，不一会儿水烧开的声音就传出来。

桌上有一些复印的资料。一本翻了一半的《岳飞新传》，好些地方还画了一道道的记号。

喝着茶，我们的聊天就像一件毛衣随便在哪里扯开了一个线头，就这么开始了。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第一次是在一个多月前，在杭州。芦苇参加一个编剧大会，我们在西溪不期而遇。知道芦苇担任《霸王别姬》《活着》《图雅的婚事》等编剧，也在国际上拿过很多大奖，就想约个采访。他欣然同意。只是那一次，他太忙，于是约了这次西安见面。

第一印象，好说话。

第二印象，真随和。

茶水不断地续，芦苇时不时起身，把电水壶的开关按下。聊着聊着，烧开的水又已经凉了。于是只好再把开关按下，如是者三。

我说，芦苇老师，凉开水也行，不必麻烦。

他说，没事没事！仍然去按下开关。

聊起电影，他仍然可以把一切都忘掉。他太爱电影了。从20世纪70 年代开始，他就爱电影，到了痴狂的地步—可以把一部电影翻来覆去看七八遍，每看一遍都要记下翔实的观影笔记。

爱，竟至爱出一股狠劲。

聊到某一部老电影，他情不自禁哼唱起电影中的旋律。然后，他去放碟给我听，拿起一张，快进，找到某一曲某个节点，让我听——

“这是蒙古长调，你听这一句……”

听完一句，又换另一张碟，又快进，找到某一曲的某个节点，让我听——

“这是漫瀚调山曲，内蒙古、山西、宁夏交界一带流传的民歌，很好听……”

听了两句，又换碟，快进。

“这是昆曲。”

他喜欢民歌，收集了很多民歌资料。说至兴起，他带我进书房，那里有两面墙、三层的书柜，里面全是碟，按交响乐、民歌、器乐等分门别类摆放 ，足有数千张。

十几年前，他在新疆花一千八百元钱，把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磁带买来。十几年前的一千八百元，那不是小数字。他不是搞音乐的，却舍得出手。

“您是编剧，收集这么多民歌，跟写剧本有关系吗？”

“太有关系了！好的剧本，每一个细节都要讲求真实。《图雅的婚事》怎么写出来的？就是边听边写，边写边听，这么着写出来的！”

他继续换碟。

一边换，一边跟我解释这种民歌的特点和风格。

“这么长的鞭子呀盘不上天，这么好的妹妹呀见不上个面，见呀见不上个面…… 你听听，唱得多好！”

此刻，他得意。像个孩子，忍不住把自己爱的、私藏的所有玩具，都拿出来分享。

“电影就是分享嘛。”他说。

一晃，好几年过去了。

稿子没发出来，再不敢联系他老人家。

好在，我已经离职。

真想让这个稿子复活一下。

电影不老。

电影永远年轻。

——如何走上编剧这一行——

作者：芦苇老师，我知道您最早是电影美工，后来是怎么成为编剧的呢？

芦苇：我以前在西影厂做美工，当编剧纯属偶然。当年吴天明当西影厂厂长时，周围都是年轻的新生力量，跟我在一块儿玩的朋友都当导演了。当时西影有非常好的创作氛围。周晓文的第一部电影是《他们正年轻》，当时剧本不是很成熟。我边看剧本边说不好。周晓文就说：“你说不行， 那么你觉得什么才行？”我说：“不改不行。”周晓文就说：“那你就来改吧。”于是，我白天做美工，晚上改剧本。那个电影改得特别新颖，歌词也是我写的。

我的第二部电影就是《最后的疯狂》，是个警匪片。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版权意识，也没有署名，实际上是给朋友帮忙。周晓文一看这个剧本，非常兴奋，他又让我组织下一个剧本。我就把《疯狂的代价》写出来了。随后我又写了电影剧本《星塘阿芝》，得了夏衍电影文学奖，这就是我当编剧的起步。

作者：您之前从没有接触编剧，怎么一下子就能出手那么高呢？能讲讲您是怎么自学走上编剧道路的吗？

芦苇：这跟爱好有关系。我是一个好奇心特别重的人，什么都想学，年轻时候是音乐发烧友、文学发烧友、电影发烧友，还是一个摄影发烧友。我研究起电影来非常认真，比较系统。

我初中二年级下乡了，电影主要是自学。电影完全可以自学。电影作品本身可以告诉你真正的内幕。不一定要进科班。当然，能进科班是命运眷顾你，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黑泽明，没有进过学院科班；大卫·利恩，也没有进过电影学院。他们都是在实践中学，边干边学。

在我们那个年代，虽然热爱电影，但看一个电影太困难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赶上看法国电影周，必须坐一天一夜的火车从西安奔到北京，在朋友家住上十天半个月，买黑市票看电影。那时我一个月工资才二十块钱，一张黑市电影票得三五块钱，钱不够就借。每天忙着去电影院门口蹲守。哪有今天这么方便，DVD小贩追着你满街跑，你买碟给你送门口来。现在学子们条件好太多了。

但有一点，那时我们爱电影，那是义无反顾、坚决到底的。根本不考虑退路。也不考虑什么报酬，一分钱没有也乐意做。

现在这个时代的孩子们，做电影没我们那时的狂热，没有我们那股“狠”劲儿了。贾樟柯看了《黄土地》之后，他就决定这辈子只做电影了。当初我们在1979 年碰上了美国电影周，看《巴顿将军》《黑菊》《白雪公主》《猜猜谁来吃晚餐》这些电影时，那真是狂热。看了多少遍也还是去看，第一遍是看剧情，第二遍第三遍就是看表演、拍摄手法、导演风格、影像风格等，把这些都吃透了，基本功就有了。

《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旋律我现在还能哼唱，太熟悉了。它的音乐很棒，获得过奥斯卡最佳音乐奖。

陈丹青说一定要看经典的书，我很有同感：一定要研究经典的电影。要从剧作的角度看它是怎么叙事的。我之所以还可以吃编剧这碗饭，真是黑泽明、大卫·利恩、费朗西斯·科波拉给了我营养。他们撑起了20 世纪世界电影的脊梁。

《电影世界》杂志每期会登一两个经典剧本。那时每期必买，我没上过科班，之所以能做编剧，都是因为这本杂志滋养了我。

分析一部电影，可以从这六方面去把握：1. 剧情主题；2. 导演风格；3. 表演风格； 4. 摄影风格；5. 美术风格；6. 录音风格。把一部电影拆成这六个部分，养成工作习惯，你再成为一个编剧，没问题。

作者：最早的两部警匪片拍成功后，陈凯歌就来找你，写《霸王别姬》？

芦苇：对。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他找我，说写一部有关京剧的，这就有了《霸王别姬》。应该说，我很幸运，在凯歌和艺谋最好的年华碰到了他们。

那时确实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他们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光，对电影最赤诚，追求最纯粹的时候。那时合作非常愉快，也很痛快，彼此心态很健康、向上。好电影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创作氛围非常包容，开放。

我想举一个例子。《霸王别姬》要定男主角，那时凯歌心属尊龙，我带头主张用张国荣。怎么办？我们五个主创—摄影、编剧、执行导演、录音，还有导演凯歌，投票决定男主角用谁。结果四比一，用了张国荣。陈凯歌说，既然你们都这样选，必有道理。

男主角用谁，导演说了不算，这事在今天就没法想象。由此可见当时作风之民主，心态之开放和包容。我们都是出于对电影的热爱，没有什么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