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具政策经验与学术深度：本书由刘世锦、江小涓、王小鲁等尖经济学家联合编撰，作者阵容兼具威政策背景与深厚学术积淀。主编刘世锦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曾深度参与“十三五”“十四五”规划起草。其他作者专业领域覆盖宏观经济、产业升级、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既有直接参与国家重大政策制定的实践经验，又有多年深耕学术的理论积累，为读者提供兼具威性与实操性的观点体系。
直击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命题：本书聚焦“十五五”时期的经济发展，围绕消费提振、产业升级、收入分配、高水平开放、社保改革等重要议题展开剖析。话题既回应了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内需不足等现实痛点，又前瞻性地勾勒出后续五年的发展路径，将结构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为理解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矛盾提供了清晰框架。
多维度满足不同读者的认知需求：本书对于政策制定者、企业经营者、学术研究者及普通读者均有高的参考价值，书中用详实数据呈现了养老金差距、消费潜力、就业保障等民生议题，深刻解读了经济转型与个体收入、消费、养老的密切关联，帮助读者理解政策背后的逻辑，明晰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同频共振关系，兼具认知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和应对百年变局的战略窗口，“十五五”时期需实现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数智化绿色化转型等重点领域的突破，补足消费需求不足等短板，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增长的追赶潜能优势、新技术革命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由以投资和出口为主驱动到以创新和消费为主驱动的实质性进展。
本书由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领衔，汇集经济与金融领域专家研究成果，聚焦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结合跨越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国际经验，紧扣“十五五”规划核心议题，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对外贸易、金融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和宏观政策等方面解析发展痛点与破局路径，勾勒出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新框架，为读者理解“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提供重要指引。
导言　增长要有新框架

一章 创新与消费：拥抱更大的增长空间/刘世锦
　中国仍然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挑战
　经济增长空间图：一种新的增长分析方法
　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
　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与强国建设战略
　“十五五”时期的经济增长逻辑与相配套的结构性改革

第二章 以系统性结构转变迈向现代化/刘培林　徐朝阳　王韡　张鹏飞
　后发经济体走向现代化：追赶周期及中国所处阶段
　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动力结构转变
　需求侧结构转变
　迈向与更高收入阶段相称的产业结构
　余论：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转变

第三章 提振消费需求的关键/王小鲁
　为什么越刺激，需求越不足？
　凯恩斯主义理论缺陷和中国实践
　国际经验：回首美国大萧条时代
　消费回升有待宏观政策调整和政府支出结构转型
　提振消费的当务之急

第四章 如何实现消费繁荣/滕泰　张海冰
　扩大消费的国际经验
　宏观消费抑制与总需求不足
　“十五五”期间如何全方位推动消费繁荣
　“十五五”期间消费、投资和居民收入展望

第五章 人均收入超过1 万美元以后的产业转型升级/张斌　郭徽
　人均收入超过1 万美元以后产业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
　中国人均收入超过1 万美元以后的产业演进事实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挑战
　产业转型升级的认知革新与政策设计

第六章 以高水平开放助力迈向高收入国家/江小涓　孟丽君　魏
　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开放情况回顾：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过程中的开放水平：国际比较角度
　高收入阶段高水平开放的趋势和重点

第七章 以收入分配改革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万海远　陈基平
　成功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结构转型事实
　我国需求结构现状与国民收入分配成因
　“十五五”时期宏观分配格局的基本判断
　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包容性增长的举措

第八章 扩消费、强社保、稳股市的协同改革/刘世锦　朱美丽　王子豪　吴卫　钱胜存
　“十五五”时期提高居民消费率需要厘清的若干问题
　以提高低收入群体养老金水平为突破口释放内需增长潜力
　较大规模划转国有资本充实养老基金的要性
　养老基金能够在股票市场稳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十五五”时期协同改革的思路与举措
　协同改革的效果评估

第九章 融资方式转换与产业结构升级//张丽平
　金融市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机理
　中等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发挥更大作用面临的主要挑战
　关于“十五五”期间金融市场发展的建议

第十章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机遇/缪延亮
　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与国际化现状
　人均收入1 万美元发展阶段的国际经验
　“十五五”时期的新形势
　“十五五”时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建议

第十一章 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与政策/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组
　“十五五”时期加快发展资本市场的战略意义
　资本市场发展演进的国际经验
　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建设的主要挑战与重点领域
　“十五五”时期加快发展资本市场的政策建议

第十二章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人工智能发展研究课题组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十五五”时期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十五五”时期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着力点

第十三章 迈向绿色内生增长的创新路径/马健瑞
　创新是绿色转型的根本动力
　从“系统赋能”到“内生增长”：中国绿色转型的创新脱嵌实践
　绿色转型的结构性矛盾
　“十五五”时期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的建议
　“十五五”展望：迈向绿色内生增长新阶段

第十四章 构建城乡融合新形态/刘守英　江瑾贤
　构建城乡融合形态的国际经验
　中国城乡融合阶段到来：特征和问题
　构建城乡融合形态的政策选择

刘世锦，编著，本书主要作者(按文章顺序排列)
刘世锦：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刘培林：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徐朝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王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张鹏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王小鲁：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滕泰：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张海冰：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张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江小涓：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孟丽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万海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陈基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
缪延亮：中金公司资深董事总经理、首席策略师
马健瑞：国研智库副总裁、助理研究员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前言 增长要有新框架

刘世锦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于2010年一季度达到高点，逐步转入中速增长。与此相对应，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由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足。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正处在超过人均收入1万美元、尚未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区间，且在这个门槛前徘徊数年。历史经验显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均收入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阶段。二战以后，大型经济体中能够跨过这个门槛，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只有日本和韩国，更多的国家则落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能够提供哪些启示和借鉴，是研究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基于此，我们开展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课题研究，聚焦于人均收入10000美元到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区间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可借鉴之处。与此同时，“十四五”回顾和“十五五”展望也进入了研究日程。党的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公布之后，各位作者在学习领会的基础上对已有成果进行深耕和提升，在本书中呈现给读者。
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先说短板，当务之急是消费需求不足。工业革命以来，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贯穿始终。马克思通过对工业革命早期的状况分析，提出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凯恩斯也观察到收入差距扩大，将会导致社会总消费倾向的降低。1929年的美国大危机，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何种关联，一直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但罗斯福新政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政府财政的福利开支，对稳定局势、扩大需求、带动经济走出危机所起到的作用，还是认同度较高的。时过境迁，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已经大不相同，但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对消费不足的影响，依然会看到历史曾出现过的规律性变动的延续。
再说优势和战略。随着增长阶段的转换，中国经济增长所依托的优势条件相应改变，本书特别强调了追赶潜能优势、以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追赶潜能优势易实现、成本低，但需要谦虚谨慎、愿意且善于学习的心态。中国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已部分处于并跑或领域位置，挑战在于能否保持和加强这一优势。而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既包括消费市场的超大规模，也包括生产、投资、贸易、创新、金融、货币等方面的超大规模，这是人们以往理解不够但潜力很大的一个领域。现阶段中国正处在结构转型和增长动能转换的窗口期，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金融结构、城乡结构和城市内部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都将发生显而易见的变化。总体而言，是由高速增长期的数量和规模指向转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和更可持续发展的指向。在这一过程中，识别和利用好上述三方面的优势，实施制造强国、消费强国、金融强国等增长战略，对成功推进结构转型、实现预期发展目标，无疑至为重要。
深化结构性改革依然是推动发展的关键一招。改革依然要率先解放思想，打破新时期不利于社会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不利于释放社会进步活力和创造力的条条框框，讲清楚改革才能大踏步前进、不改革将不进则退的大道理。改革当然要理顺利益关系，争取尽可能多人的理解和支持，前提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局部要服从全局，少数人的既得利益要服从全体人们的长远利益，尤其是要平等地顾及和保护弱势群体利益。需要明确的是，立足全局和长远的改革终将会使全体社会成员受益。改革要抓住有利时机。以往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改革条件好的时候不愿改，不得不改的时候却要付出过高代价。应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改革需要有积极向上且宽松宽容环境氛围，激励愿意干事、能干成事的各类人才大显身手，正如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创新创造活力”，这是推动改革深化并取得成效的主体力量。
本书作者对上述议题进行了兼具学术性和政策性的深入讨论，在分享诸多共识的同时，也展现了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风格，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也不尽一致，而这恰是正常且活跃的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在各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这里试图将“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长的重要结构性变化做一个简要概括。
“十五五”是中国经济增长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并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与以往若干时期保持增长框架大体稳定、重点进行阶段性调整不同，“十五五”时期要从原有的增长框架走出来，并确立新框架，发展的内外环境、需求供给条件、增长动能都要发生重要乃至转折性的改变。
在消费结构上，首先要补上消费占GDP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约低20%百分点的缺口，缩小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偏差。既要消费国内产品和服务，也要增加对国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提高消费的国际化水平。以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娱乐等发展型消费为主的消费，也可以看成是投资，是投资于人的重要体现，由此提升人力资本服务于创新。消费对增长的重要性前移，以往稳增长重点抓投资，以后要转为抓消费。
在产业结构上，建设制造强国并不体现于制造业占比的稳定甚至提高，事实上还会有所下降，重点是发展相配套的高技术、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相关生产性服务业”是更适合度量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标，科技自立自强、创新驱动都会体现于其中。生活服务业的升级主要体现在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以人力资本提升支撑创新。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经济复杂性提高，基于过往经验的政府产业政策效能下降，培育公平竞争的营商和发展环境较以往更为重要。高速增长期形成的过剩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合理生产规模将有较大幅度收缩，如何借助市场力量和政府要政策手段退出低效和无效产能，将是难以回避但难度很大的挑战。
在对外贸易上，近年来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出口保持强劲势头实属不易，是科技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体现。同时要认识到，较大规模的货物贸易顺差，意味着相应减少国内消费，是国内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从国际贸易长期走势看，也是不可持续的。应实施进出口基本平衡战略，在保持和增强出口竞争力的同时，相应扩大进口，但更多乃至主要以人民币支付结算。要由“多保留外汇”转到“多用人民币支付结算”，由此加快扩大离岸人民币的规模，提升人民币国际范围使用的流动性、便利性，使人民币诸多职能比重与中国实体经济占全球份额相适应，推动人民币较快成为国际强势货币并合理升值，分享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国际“溢价”。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总体上利大于弊，短期内会影响出口，中长期则有利于提升生产率，促进竞争优势的较快迭代。
在金融结构上，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知识技术含量和复杂程度增加，金融体系由传统银行到现代资本市场的演进节奏加快，资本市场的重要性相应上升。由于房地产和银行储蓄吸引力下降，居民财产的存量和增量将更多进入资本市场，源头活水增加推动资本市场进入一个与以往显著不同的新发展阶段。在资产端，资本市场要培育具有全球创新先竞争力的大型头部科技企业和大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在投资端，资本市场要显著增加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比重，较大幅度地支撑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支出；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投资者财产性收入比重，在扩大居民消费、建设消费强国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城乡结构上，当城市人口接近70%时，城乡之间人口转移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将会放缓，人口流动更多地出现于城市体系内部。一个显著变化是郊区化，城市核心区的部分人口和新进入城市体系的人口集聚于核心区之外的城镇地区，逐步形成核心城区-通勤区-城镇半集聚区-农村地区的城乡连续体形态。现阶段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两个城市化率，即常驻人口城市化率与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之间的剪刀差，反映了新进入城市农村人口与原城市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消除这一差异需要改变城乡之间由来已久的居民身份、基本公共服务分享、财产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框架下实现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这方面的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才能抓住城乡连续体形成过程中效率提升、产业发展、就业和收入增长的巨大机会，并为整体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能。
在收入分配上，借鉴成功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经济体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较低的经验，力争将中国的这一系数降低到0.4或以下水平。提出并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使这一群体人数增长到8-9亿人，形成占总人口过半、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在政策工具上，要稳增长稳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明显缩小乃至消除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推动较大规模的国有资本转为社保基金，重点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保障和收入水平；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推动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型，在优化对生产环节税收的同时，增加对高收入阶层收入和财产的合理税收。长期来看，增加对高收入阶层税收与保护产权、稳定预期并不矛盾。高收入阶层税收占政府税收份额增加，政府更有动力保护产权，因为保护产权就是保护税源。经验证明，税收来源与政府行为具有强相关性。
在宏观政策上，尽管宽松已经成为主基调，但须说清楚的是，宏观政策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只是能够起到短期平衡和稳定的作用，并不能提供经济增长的基础动能。如果经济的微观结构是有效运行的，能够自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大多数宏观政策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当微观结构运转不是那么有效，但短期内无法调整，经济运行又不能停下来，宏观政策才走到前台，起到某种补救作用，而且解决方案往往是次优的，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解决，只是往后推了。结构性调整或改革通常是有难度的，而宏观政策短期内看起来也有成效，假以时日，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反而成为选，甚至产生了“只要宏观政策足够宽松，经济就能如愿增长”的幻觉。即便如此，政策制定者也需要了解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政策着力点和先后顺序，以提高政策效能。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潜能下降，进入发达经济体所经历的中低速阶段后，对宏观政策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加。在这种情景下，能够推动的结构性改革不能放弃，对宏观经济的宽松度要有清醒的边界感，防止走偏和滥用。
以上所讨论的十五五或更长一个时期应该或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大体上勾勒出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新框架，其基本线索是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出口为主驱动转向创新和消费为主驱动。
从国际经验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大都是创新乏力、产业竞争力不足，而中国目前看起来创新和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短板在于消费不足，也就是“供强需弱”。从逻辑上说，解决需求侧问题较解决供给侧问题相对容易，但并非没有难度。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偏差，与城市化水平和质量滞后、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低且内部差距大、国有资本占社会净资产比重偏高、长期以来形成的重投资轻消费政策导向等体制性结构性因素深度绑定，试图短期内解决并不现实。从原有的框架中走出来，逐步确立新框架，需要摆脱“路径依赖”，面对并解决从理念认识、利益关系到政策手段、工作方法等的转变问题。新框架的确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大量的探索和试错，更多地发挥地方、企业和个人改革开放创新的积极性创造性，力争以较低成本、不太长的时间稳步进入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期待本书研究成果有助于这一历史进程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