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比较的幽灵

 《想象的共同体》作者的比较研究精华，多角度透视东南亚历史与现状

外文书名：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丛书名：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9787544725972

作者：【美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译者：甘会斌

定价：79.00元

出版年月：2020年6月

装帧：平装

开本：32

页码：488

内文用纸：纯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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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民族主义—研究—东南亚—现代

中图法分类号：D093.305

字数：450千

印张：15.875

正文语种：中文

版次、印次：1版5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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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考察并比较了各个东南亚国家具体的民族主义表现，对东南亚、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深刻的洞见。从黎刹的小说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各国的前景，作者对东南亚社会政治文化的了解深入而透彻。

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在文化传统、历史发展方面有密切联系，这本内容丰富的区域内国情比较研究，有诸多启发借鉴意义。

【名人评价及推荐】

本书精彩地示范了书写历史的多种方法，尤其是如何用具体案例研究来提出深远的一般性观点。

当我们既用熟悉的眼光，又从远处、从一个遥远文化的视角来观察某一事物或现象，会有一种恍然之感——“比较的幽灵”。这种视角帮助我们认识到熟悉的事物实际上具有何等的奇异性、构建性，甚至革命性。

——菲利普·詹金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作者简介】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美国著名学者，东南亚地区研究、民族主义和国际关系研究专家。出生于中国昆明，1953年进入剑桥大学主修西方古典研究和英法文学，1958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专攻印尼研究，1983年发表民族主义研究经典之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为民族主义研究开拓了新局面，并对比较历史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

【内容简介】

本书分析了形成民族主义的各种力量，考察各个东南亚国家具体的民族主义表现并加以比较，最后提出为在冷战后遭受冷遇的民族主义正名，对东南亚、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深刻的洞见。作者将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融于一体，视角独特，内容丰富。

【目录】

目  录

题  记

致  谢

导  论

第一部分民族主义的长弧

1 民族主义、认同与序列逻辑

2 复制品、光晕和晚近的民族主义想象

3 远距民族主义

第二部分东南亚：国别研究

4 黑暗之时和光明之时

5 专业梦想

6 雅加达鞋里的沙子

7 撤退症状

8 现代暹罗的谋杀与演进

9 菲律宾的地方巨头民主制

10 第一个菲律宾人

11 难以想象

第三部分东南亚：比较研究

12 东南亚的选举

13 共产主义之后的激进主义

14 各寻生路

15 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

第四部分所余何物？

16 倒霉的国家

17 民族之善

索  引

【前言】

导  言

比较的幽灵

1963年2月2日， 在与我被教导着把它想象成“东南亚”的这块土地初次相逢约莫一年之后， 我有了一次奇特的经历， 那时我无以名之。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要接受印度尼西亚大学的名誉学位，他临时邀请了外交使团，与大学生和教员们一同出席。不知怎的我最后成了一位年长的欧洲外交官的耳语翻译。 苏加诺在讲他最爱的两个主题：民族主义和领导者。本来风平浪静，突然，他开始谈起了阿道夫·希特勒，而且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不是将其说成大屠杀的刽子手，甚至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而是说成一个民族主义者。更让我俩惊诧莫名的是，这位总统必定是疑心没几个学生曾经听说过希特勒，他试图赋予元首的遥远幽灵以地方生命，用他特有的、别人学不来的公共演讲风格，像说腹语似的说道：

比方说希特勒——哇，希特勒真的是绝顶聪明——也许他想说，光有物质基础，幸福还是不可得的，所以他提出了另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他称之为第三帝国（Dritte Reich）。 这个第三帝国实实在在地会给德国人民带来幸福。第一帝国是腓特烈大帝的帝国，是老腓特烈领导的帝国；第二帝国是就在世界大战之前还存在着的那个，而今在世界大战中被摧毁了。“来吧，让我们建造起一个第三帝国， 在这第三帝国里，嗨，姐妹们，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嗨，兄弟们，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嗨，孩子们，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嗨，你们，德意志的爱国者们，你们将目睹德意志加冕为王，凌驾于世界所有民族之上。”兄弟姐妹们，希特勒如此描绘这些理想，真是太聪明了！

我顺着他的讲话低语的时候，老外交官变得越来越不安和疑惑。“你有把握吗，他真是在说这个？ ”他再三问我。我已经多次听过苏加诺用他那腹语式风格讲述孙逸仙、凯末尔、甘地、德·瓦勒拉和胡志明，那些时候他想提醒他的同胞们，民族主义是一种普世之物，而且同国际主义不可分割。我极力向外交官解释这一点，但没有成功，他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大使馆，比从前更确信苏加诺是个疯狂而危险的江湖骗子。对我而言， 我感到晕头转向。 在我的年轻生命里，我是头一回被邀约透过倒转的望远镜来看我的欧洲。苏加诺自认是个左派分子，他也明知希特勒统治的恐怖。但他似乎是平静安详地看待这些恐怖，虔诚的基督徒就是以这样的平静安详，沉思以上帝的名义干下的数世纪的集体屠杀和摧残折磨；或者，是他保持了轻快的距离，如同我的学校老师谈到成吉思汗、宗教裁判所、尼禄或皮萨罗。从今往后要像从前那样想到“我的”希特勒，那就难了。

我找不出一个好名头来称呼这种体验，直到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之后，那时我在菲律宾，为了自学西班牙语，结结巴巴地读何塞·黎刹（José Rizal）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在故事之初有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瞬间。年轻的混血主人公， 长期旅居欧洲之后，最近返回了1880年代的殖民地马尼拉。他从马车车窗望出去，看到了市里的植物园，发现他也是（可以这么说）处在倒转的望远镜的末端。这些园圃自然而然（黎刹说是maquinalmente）、不可避免地隐没到它们在欧洲的姐妹园子的意象当中去了。他不再能够实际平常地体会它们，而只能近在咫尺同时又远在天边地看着它们。小说家引人注目地把这一无可救药的双重幻影的动因命名为：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原来那就是我1963年所遭遇到的，我心里说道：比较的幽灵。

……

本书概貌

本书意在展现国家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和“理论”间的关联，以及它们在我们这段同质、空洞的时间中的集体嵌入。对本书的这种稀奇古怪的安排，尚需有所交待。

本书的核心是关于印度尼西亚、暹罗和菲律宾这三个东南亚国家的几篇文章，我在它们每个国家都做过广泛的田野工作，对其语言也略知一二。这几项国别研究之后，紧跟着的一组文章，试图在东南亚的架构内对这些国家进行某些主题上的比较。一前一后把这些文本包围起来的，是五篇理论文字，它们几乎全是探讨民族主义各面相的。我的想法是邀请读者先考量一些理论思索，然后转向这些思索从中生发出来的经验研究，最后回到开先那较为高深奥妙的风格中去。

自我被禁止进入苏哈托将军的印度尼西亚以来，迄今已逾二十五年了，但是这个国家依然对我的情感和想象施加了强大影响。正像我在别处描述过的，这“放逐”意味着1972年以后，我有关印尼的许多著述都是凭借文献资料，而不是对一个活生生社会的直接经验。不过这也有好处，它把我的探索推回到十九世纪，并且从日常政治推向了意识转型，后者使得当下存在着的印尼可以想象。“黑暗之时和光明之时”最初发表于1979年，是对爪哇人苏多摩博士（Dr. Soetomo）惊世骇俗的自传（但它真是自传吗？）的研究，他是印尼早期最富吸引力的民族主义领袖之一。 今天回头再看，我一眼就看出，这篇文章已经播下了《想象的共同体》的种子。因为该自传触及了萦绕着民族主义想象的两大突出符号——死亡和光明。第二篇“专业梦想”是在十年后写就的，研究了用爪哇语写的、从当代印尼人的眼光来看令人反感的两首长诗的几部分，其中一首成于 十九世纪初，另一首成于1860年代，那也许是爪哇殖民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距苏多摩出生仅隔一代。写作这篇文章的时节，我正在考虑如何 修改和订正《想象的共同体》，特别是如何解释为什么在约莫1810年之后，全新的民族主义开始把自己描绘成古已有之的。对这两首诗与民族主义者苏多摩的回忆录之间的认知鸿沟的考察，有助于我理直气壮地得出我的理论结论：民族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彻头彻尾的意识改变，以致前民族主义的意识变得隔膜难解，于是只得代之以“历史”和“传统”。

这两项研究兴许染上了一种古文物研究的气味，没有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我对当代印尼的持续介入。大约在“黑暗之时和光明之时”初次发表的时候，我有了一次在我算是非同寻常的经历：被传唤到美国国会两个 小组委员会去提供专业证词。这两个小组委员会此时正在斟酌，对苏哈 托政权在印尼施行的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它对葡萄牙前殖民地东帝汶的野蛮入侵（1975年，珍珠港纪念日）和占领，应当和可能采取什么措施。前边我已提起过，我从不曾涉足东帝汶，对那里使用的语言也懵然不通，不过起码我是关于那个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专家。再说，我有被印尼禁止入境的不可估量的优势，这样我不再为恐惧所困，害怕因肆 无忌惮的直言招致拒绝入境的惩罚——那种恐惧让我的大多数印尼通同事们谨慎地缄默不语。奇妙得很，准备证词、提供证词的经验，让我回想起越南战争时期的况味。好像“敌人”从来没变——同样闪烁其辞的 国务院发言人，同样满嘴谎话的大使们，同样酷好冷战的军官和谍报官员。从那时起，我越来越多地接触流亡海外的东帝汶爱国者，接触东帝汶事业支持者的日渐壮大的国际网络。这种介入的新近结果是“雅加达鞋里的沙子”，它力图解释何以在占领二十年之后，苏哈托政权还是不能把东帝汶人变成印尼人，何以东帝汶的民族主义比二十多年前雅加达入侵时传播得还要深广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又为他们统治者的野蛮蠢举付出了何等代价。

我花了一年时间（1974—1975年）在暹罗，研究它的主导语言，阅读它的历史，追踪它的政治。那是一段妙不可言的时光，因为在1973年10月，曼谷的大规模群众性非武装起义为现政权的垮台创造了条件，那是沙立（Sarit Thanarat）与他的副手他侬（Thanom Kittikajon）和巴博（Praphat Jarusathien）领导的久立不倒的军事政权，受到美国的支持、武装和资助。在整个1974年和197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暹罗是个极其自由和激动人心的地方，到处是学生示威、工人罢工、农民动员和针尖对麦芒的政治辩论。1975年春，这个国家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自由选举，空前绝后地将大批左翼人士选入议会。同苏哈托治下的印尼形成的优劣之别简直难以想象。然而，几乎就在这次选举的同一时刻，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猛然间灰飞烟灭，这在毗邻的暹罗的保守主义阵营中造成了恐慌。1976年的特征表现为日渐加强的恐怖主义暴力运动，那是针对被视为左派的人们的，最后在同年10月6日的政变中达到极致。与政变同时发生的，是在曼谷本身的闹市区对学生施行的令人发指的杀戮。紧接着，数以百计的才华横溢、忘我献身的青年逃到了游击队驻地，在那里他们最初受到泰国共产党（CPT）的欢迎。

“撤退症状”写于这次政变和杀戮的几个月之后，是我初次斗胆发表关于暹罗的东西。写作那时节，谁也料不到两年之内越南会成功侵入柬埔寨，中国军队会进入越南，而这场三角战争会飞快导致泰共瓦解；这篇文章把1976—1977年的国内两极化读解成冷战和此前四分之一世纪内美国的高压性、改造性存在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后果。因此，对1976年10月 6日政变及其背景的分析在我看来虽依然切当，它以之作结的预测却迅即证明是靠不住的。“现代暹罗的谋杀与演进”发表在十多年以后，那时一个腐败、保守的文官政权在铲除了任何有组织的左派之后，似乎在这个国家稳定下来；这篇文章是对“撤退症状”的一种深思熟虑的修正，也是论述东南亚“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作品的肇端—这个主题在“东南亚的选举”一章里表述得更加充分。

我在1972年初短暂造访过菲律宾，主要为了访友，当时就有预感：马科斯快要宣布独裁了。同年9月这个第一巨头公布了“军事戒严令”，这种预感被证实了。我后来再没有重返马尼拉，直到1986年2月之后，那时这个年迈多病的暴君，还有他那荒唐可笑的老婆及其华而不实的首饰，被美国人转移到了夏威夷。这又是一段美好时光，就像1974—1975年间的暹罗。我的许多学生纷纷涌入阿基诺夫人（Cory Aquino）的菲律宾，而我发现自己也身不由己地步其后尘席卷进去。从青年时代起，我一直想学西班牙语，如今有充足的理由下手了，因为在近代菲律宾史上的英雄时代（1880年代到1900年代，其时这个国家正引领着亚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几乎全部文献都是用那种语言写的。靠着词典、我残剩的法语和拉丁语以及一间藏身的陋室，我用想得到的最愉悦方式自学西班牙语：读原版的黎刹小说，伟大的激情燃烧的《不许犯我》和《起义者》。但并非只有黎刹一人攫住了我的想象力，还有最早的起义者博尼法西奥的勇气、

1898年革命共和国的设计师马比尼的超凡才智和垂范后世的人品、卢纳（Antonio Luna）的军事天才、皮拉尔（Marcelo del Pilar）的洞彻世事和组织才能等。到1903年，这些人全死了，此时，美国人基本巩固了他们的统治，不可能不反思这样的问题：才具相当的卓越人物为什么不再出现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头号大国的殖民地，却显然成了处在共产主义集团之外的这一地区的独立国家中最多灾多难的？

“地方巨头民主制”写于1988年，在“现代暹罗的谋杀与演进”之前不久，而且有着相同的基调，尽管它的纲要式论域是菲律宾的整个近现代史。这也是距离较远地反思美国帝国主义（它的后果我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暹罗早就以不同方式领教过）的时机，既然美国在马尼拉的统治先于冷战近半个世纪。此外，在1880和1890年代，黎刹及其同志们完全不像我能想到的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任何人，真的，他们的“时间”与东南亚时间太不同步，有必要把他们置于标准的东南亚框架之外来考察。人们可能会想起1887年这个枢轴点的问题—那一年，《不许犯我》在柏林出版。苏多摩博士尚未出生。仅在两年前，不列颠完成了对缅甸的征服；当黎刹正要脱稿的时候，法国人才初创他们的印支联邦。在南方，伦敦对马来半岛的宗主权刚在1874年正式确立。便于思考十九世纪晚期菲律宾的明显背景，首先是自相矛盾地既残败又开明的西班牙帝国，四分之三世纪前它在南美已开始分崩离析；然后从那里出发，是形形色色殖民主义的更宽广的比较框架。“第一个菲律宾人”是最近才写的，试图将黎刹定位在这些背景当中，同时篡改东南亚研究日渐硬化的骨架。这要搁在十年前我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尽管大体上《想象的共同体》的世界性框架——尤其是论克里奥耳先驱者的那一章，本应激发我往这个方向寻索。“难以想象”草成于1990年代初期，考察了《不许犯我》在官方民族主义和独立后的地方巨头民主制这个时代的奇特命运。随后的一组文章，前已提到，力图在东南亚的架构内进行形式的比较。前两篇写于1990年代早期，虽然风格迥异，可是紧紧相连。“东南亚的选举”思考的是，当“自由选举”在暹罗、印尼和菲律宾的冷战中与冷战后的发展轨迹里突然显现时，它们展示出的矛盾特征。在谱线的两端：为什么繁多的“自由选举”对菲律宾的苦难无济于事，而“自由选举”的缺失对印尼却是一场灾难？“共产主义之后的激进主义”对比了暹罗和印尼共产主义运动的悬殊命运，以及拒绝态度所留下的不同后遗物——留给自今视之已很遥远的日子里曾称为“历史的终结”的时代。这也是向博 得我无限崇敬的几位暹罗人和印尼人表示个人殷勤的机会。今天，在亚洲泡沫经济破灭之际，它的语调可能看起来过分伤感。

“各寻生路”是这本书的出版时间内的意外事件逼我动笔的：一年前后发生了这起金融风暴。这一崩溃来得如此猝不及防，它直接的当地后果如此痛彻肺腑，它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影响如此不可预测，在副标题为“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的一本书里面实在不能理直气壮地忽略它。我没有聚焦于这次危机的直接起因，那如今已是尽人皆知了；我试图提出人们不大问的这些问题：（东南）亚洲维持二十五年的“奇迹”之所以可能，其前提是什么？而今这些前提在多大程度上消失了？金融崩溃变化不等的严重程度与当今东南亚的政权制度之间，有什么关联是我们可以合理主张的？然而这只是个初步的草图，为此我应请求读者的宽宏大量。

“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起因于1987年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主要是人类学家参加，由戴维·梅伯里—刘易斯（David Maybury-Lewis）的文化生存（Cultural Survival）组织筹备，要共同探讨困陷在后殖民的东南亚民族国家中、或多或少受到压制的“部落少数族群”的命运和前景。

在麻省剑桥举行的多次研讨会在两方面于我有益。其一，通过手边那么丰富和多样的令人生畏的材料，它们迫使我找出一个有用的可靠框架，让这些材料的并置能够变得清晰易解。我通过对“少数族群”（minorities）这个观念在东南亚赖以形成、然后具体化的种种手段的思考，找到了这个框架。这些手段也就是，从十九世纪末叶起，宗主国的人口普查制度，围绕人口普查建立起来的行政管理实践，还有把真理抵押给它的“科学的”人类学，所有这些都移入了殖民地世界。从那时以来，我对作为权力叙事的人口普查的兴趣稳步发展，结果几年后为初版的《想象的共同体》做了一项重要的补充，即名为“人口普查、地图、博物馆”的那一章。其二，我对反殖民民族主义的长期倾心和兴趣，阻碍了我看到它一旦与国家结盟所具有的危险潜力。对这种威胁的新承认是一个过程的起点，该过程在十多年后带来了本书第十六章的那篇论文，它专门研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的《叙事人》（El Hablador）——一本关于现代秘鲁及其亚马逊“部落少数族群”的满腹疑虑的、民族主义的杰出小说。原本只是捡起来随便读读，它却像一块马德琳蛋糕一样对我发生作用，强烈而意外地唤起我对东南亚往昔的种种回忆。

一头一尾的框架性研究先是由三篇“理论”文章组成，它们探究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起源、性质和前景，尽力比我此前所曾做到的再深刻一点。我1993年4月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做卡彭特讲座（Carpenter Lectures），这些文章就胡乱地渊源于此。它们依次考察了民族主义的隐含语法，民族主义意象作为没有原件的复制品的独特性，还有民族国家与民族认同之间的日渐脱节——这是当代大规模移民与通讯和交通上的革命引发的一个后果。在每次讲座中，我都从我的望远镜在“东南亚”的大端说起：殖民地爪哇的蔗糖带，当代马尼拉闹市区的黎刹纪念碑，以及曼谷的机场——在那里，易受诱惑的移民每天都启程前往他们素不相识的雇主所在世界的各个地区。

在本书末尾，一是前已提及的对巴尔加斯·略萨《叙事人》的沉思，二是“民族之善”，它简要地思考了，在民族主义诞辰大约两百周年之际，为什么有可能也有必要礼赞一下民族主义，虽然有人会说这有悖证据。

【文摘】

14

各寻生路

1998年3月11日，恰在苏哈托指挥了一场将“民族之父”苏加诺赶下台的武装政变32年以后，这位印尼总统凭借傀儡的“人民协商会议”的一致投票，开始了第七个五年总统任期，在宣誓就职时，他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经历的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那种经济增长，今后我们再不会安享了。”

这一番话，是新英格兰的制造业城镇、宾夕法尼亚和比利时的煤钢带、澳大利亚和美国西部的废弃城镇的语言，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由盛及衰，只留下满目疮痍和破落的社会体系。这番话也激起笔者就“亚洲危机”提出两个相关问题，在当代报刊杂志对“亚洲危机”近因的连篇累牍的分析中，它们很少被提出来。第一问是：什么因素使得世界银行所谓过去二十年的“亚洲奇迹”成为可能？第二问：是不是苏哈托的预测不但对印尼有效，对东南亚其他先进国家也有效？

如果谁在1950年代预测，一代人之内“奇迹”要在该地区发生，这人一定会被认作痴人说梦。印度尼西亚刚遭受了长达十年的军事占领、战争和革命的毁坏，识字率顶多10%。即便十年之后，印尼全国积累的收入，也比美国大型大学的收入高不了多少。菲律宾经济在殖民时代就很虚弱，到1950年代早被交战的日、美军队践踏成一堆瓦砾。除了（或许）有四分之一人口掌握的美式英语外，这个国家缺少一种国语把它结成一体。暹罗是个睡意沉沉的谷物出口国，就算在1960年代，它也缺乏全国性的、行之有效的初等教育系统。马来亚的锡加橡胶的殖民经济已是有气无力，这个殖民地成了一块战场，宗主国英国的军队与强大、无畏的共产主义暴动对垒。还须多说吗？

似乎可以不无道理地认为，这一“奇迹”之成为可能，要满足四项基本条件，而这些条件仅仅存在于从南韩延伸到印度洋东岸的、由沿海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狭长地带。

第一项条件是该地区冷战的特具弧形。二十世纪第三个25年里，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冷战比这儿“更热”，后来由于1970年代中期北京—华盛顿恢复邦交，也许又没哪个地方冷却得更快，更显著。美国人打过的仅有的两场大战都在这个地带：在朝鲜半岛上，他们被迫接受了代价高昂的平局，而在印度支那，他们遭遇了更惨痛、更耻辱的战败。东南亚的每个大国——印尼除外——都发生了持久、严重的共产主义叛乱，印尼本身到1960年代初还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那是社会主义集团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美国人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大举干涉所有这些国家，唯马来西亚例外，在当地共产主义造反运动的整个非常时期内，它依旧是个殖民地。臭名昭著的多米诺理论就是专为东南亚发明的。为了撑起这一排摇摇晃晃的多米诺骨牌，华盛顿全力以赴扶植这样的政权：效忠于它，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威权主义，反共——通常但并非一律是军人统治。许多政权通过防御协定同美国拴在一起，美国人还在有些国家布下了花样百出的军事设施。大败亏输只是鼓励华盛顿在它余下的政治牌背后投入更多武力和财力。美国的这个热带对跖区领受的五花八门的“援助”，世界上别的地区无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