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叙述了希特勒时期（1889-1945）德国哲学家们的故事和思想，为我们理解两次世界大战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解读。这场战争的背后是理性文明的崩溃和一个崇高哲学文化的破灭。战争摧毁了人们对他人、社会和文明的信任，却无法摧毁对思考的渴求。我们该如何理解这60年，理解这个充满暴力、荒诞、非理性色彩的世界？海德格尔、本雅明、阿多诺、阿伦特……这群世纪之子们，站在德国满目疮痍的土壤上，给出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答案。

莱斯利·张伯伦Lesley Chamberlain英国作家和思想史学者，出生于1955年。她的第一本著作出版于1982年，文章发表在《卫报》《独立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

闾默凡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硕士，译有《监狱里的哲学课》等。

第一章 精神世界的破灭

在希特勒在世的1889—1945年间，德国饱尝了贫困与绝望，野心勃勃、歇斯底里地将自己改造一新，并意欲除掉欧洲所有的犹太人。出生于奥地利的元首阁下既是种种暴行的触发者，也是其成因之一。尽管本书以希特勒生活的历史时期作为时间轴线，所关注的主题却远远超出了他恶贯满盈的短暂一生。本书试图探索在这巨变与混乱交织的61年里折磨着德国哲学家们的困扰，那就是，如何实现人类的相互理解。学院内外的思想家都被这类问题困扰。这些困扰也许不是他们主要的研究对象，但正是它们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为希特勒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因此，在哲学史上，这些困扰值得受到我们的特别关注。

我对哲学一词的用法参考了一个世纪前德国的用法，当时哲学这一概念所指的是一套能够有效地获得知识与真理的系统研究手段：一种作为求知活动（Wissenschaft）的哲学。这一术语按字面意思可以翻译成“科学”，但由于这类智识活动通常与人文学科联系更紧密，这样翻译显然有引人误解的风险。从康德这位德国哲学巨人去世的1804年，直到我们所关注的时期，德国哲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科学知识与道德真理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关系的思考，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德国哲学与社会。

我并不认为哲学思考必然直接与所处的时代相联系，但是在每个历史时期，这种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尽管并不总是暴露在外，但几乎总能找到。在纳粹德国时期，许多哲学领域的底层从业者与部分学界领袖人物都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在我看来，只盯着他们由于意志软弱而犯下的错误，对于理解哲学研究与智识活动并没有什么帮助。20世纪初的德国哲学的故事能够带给我们的启发还有很多。

例如，德国的人道主义传统，竟然在纳粹主义的影响力日益壮大的这关键的半个世纪中逐渐式微，甚至最终土崩瓦解，这实在令人震惊。一种关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担忧诞生于希特勒担任总理的30年前，它主要是一种对技术变革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破裂的焦虑。一个饱受困扰的社会既产生了种种问题，又因为这些问题难以解决而为煽动民意的政治投机分子创造了机会。

因此，本书的关切，一方面是分析德国传统唯心主义失去影响力的原因，另一方面是考察后唯心主义时期两代知识分子试图扭转这一局面的尝试。在“来自街头的挑战”一章中，我列举了19世纪的最后10年到20世纪的前40年间造成哲学领域剧烈变革的各种社会、经济与城市文化的转变。哲学家、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是帮助我们理解“一战”前历史时期的最重要的注解者与理论家。我也会讨论艺术领域和更宽泛的知识分子圈子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1900—1920年间创作的绘画、雕塑、戏剧、诗歌与散文，都能帮助我们理解当时德国在价值领域经历的重大变革。它们向我们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所经历的痛苦、冲突以及对前进道路的迷茫。西美尔最有天赋的学生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以哲学的眼光对1920—1933年间潜藏危机的德国社会进行了评论。

在“资产阶级理念的坍塌”一章中，我更专注地考察了康德主义在德国的历史。老一代的赫尔曼·科恩与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等人，试图将康德的18世纪启蒙哲学引入到20世纪的工业化都市生活的新社会环境中。“一战”后的哲学界重整旗鼓，唯心主义者恩斯特·卡西尔与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占据了德国学术圈子中的领袖位置，紧随二者之后的是马丁·海德格尔，他尝试用新的视角去看待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这三位哲学家与康德的关系各有不同，但海德格尔最不避讳其扰乱、拆解并重建康德理论的企图。

当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在1929年就康德与当时社会问题的相关性进行公开辩论时，由于受到各方政治力量的影响，这场辩论被赋予了决定两次大战间德国哲学发展方向的意义。“废墟中诞生的新哲学”一章开始于新一代独立思想家集中涌现的历史时刻。由于日渐壮大的社会学不断挑战哲学的传统地位，哲学现在不得不回答关于人类互动、技术进步和理性的限度的诸多问题，克拉考尔、特奥多尔·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瓦尔特·本雅明和汉娜·阿伦特等思想家此时纷纷涌现出来，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答。阿多诺算是克拉考尔的半个学生；瓦尔特·本雅明上过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和科恩以及西美尔的课；阿伦特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值得注意的是，除海德格尔以外，第三代哲学家为了使哲学不再将自己仅仅视为求知活动，都将注意力转向了社会学与新闻领域。他们将自身角色转化为职业写作者，尽管依然被视为哲学家，但他们在学生时代所属的那个古典传统此时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变革。他们的写作具有话题广泛且偏离学术正统的特点。作为哲学家，他们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已经无法相信理论的价值要高于实践。或者说，他们有意避免下这个结论。他们的思考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恩斯特·布洛赫和卡尔·科尔施等人的观点相互碰撞、交相辉映，正是由于各种观点的碰撞，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哲学界才出现了这样一幅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即使今天回顾这一时期，仍然能够获得各种启发。

我以“共同生活的可能性”一章作为结尾，并试图说明，在希特勒生活的时代，德国哲学界一方面受惠于继承下来的知识财富，另一方面又受到剧烈的社会变革推动，变得丰富而又现代，这可以说是被希特勒摧残的世界中为数不多的令人欣慰之事。恰恰由于产生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中，这一时期的作品严重游离于学术正统之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与所属学科几乎难以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