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变：1063—1086（破解百年大宋盛衰转折的重磅之作！宋史专家、“百家讲坛”主讲人赵冬梅带你读懂北宋权力运作的历史智慧）》： 　　父死子继 　　新皇帝疯了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1063年4月30日）的半夜，仁宗皇帝突然驾崩。第二天，四月初一，宰相韩琦（1008—1075）宣读大行皇帝《遗制》，命皇子赵曙（1032—1067）即位，尊皇后曹氏（1016—1079）为皇太后。 　　《遗制》就是皇帝的遗嘱，它的主要功能和核心内容当然是交代后事。尽管如此，仁宗《遗制》的一头一尾还是流露出强烈的个人情感。《遗制》的开头简单地回顾了仁宗的帝业：“我继承大统四十二年来，一度担心自己资质浅薄，不足以担当祖宗留下的宏图大业。幸而战乱平息，百姓安居乐业，我何德何能，得以致此？！……”在结尾处，仁宗感叹：“当死亡与生命交界，只有圣人才能参透它的奥秘，幸好我大宋天命不堕，后继有人，更要仰赖各位文武大臣悉心辅佐，补充新皇帝的不足。我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这篇《遗制》当然不是仁宗的亲笔，而是仁宗去世之后翰林学士王珪（1019—1085）的代笔之作。然而，如果仁宗在天有灵，应当也会同意《遗制》中所表达的不舍得与不甘心。作为一个皇帝，仁宗十三岁即位，在位四十二年，撇开刘太后摄政的十年，仁宗亲掌大政三十二年，他和宰相大臣们一起，领导宋朝摆脱了西北边疆的危机，保卫了国家安全，重建了宋一辽一西夏间的国家关系平衡；对于宋朝建国以来在官僚特权、行政体制等方面积累下来的弊端，仁宗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改革意愿，经过庆历新政的演练磨合，仁宗与改革派之间最终达成了更深刻的信任与默契，在仁宗晚年，改革派重返朝廷，各项改革措施稳健推行；对于列祖列宗以来所形成的宽容的政治风气，仁宗身体力行，他尊重士大夫，容忍并鼓励批评，在仁宗的朝堂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政见和争论的声音，对于国家的各项政策措施，官员们各抒己见，激烈讨论，最终得到更加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仁宗不是一个英明果断、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在他的治下，宋朝也称得上国泰民安、百姓富足。嘉祐（1056—1063）作为仁宗最后一个年号，在宋朝人的历史记忆中，将会散发出越来越迷人的光彩。 　　如今，新皇帝上台，开封的宫阙换了主人，大宋王朝的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新皇帝赵曙，史称英宗。新皇帝的作风如何？开封政坛翘首以待。开封人都听说，这位皇帝陛下，从小喜欢读书，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衣着简朴，为人谦和有礼，看上去就像是个读书人。况且，他即位的时候已经三十二岁，有足够的社会经验了。所谓“国赖长君”，看起来，大宋王朝也算是所托得人。 　　最初的四天，一切安好。 　　英宗是四月初一即的大位。初二日，他颁布诏令，大赦天下，百官普加一级，厚赏三军。初四日，他任命首相韩琦担任仁宗的山陵使，负责先皇的丧葬事务。一应政务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新皇帝显得谦虚老到，他尊重先帝留下来的各位宰相大臣，从不直呼其名，宰相报告任何事情，他都要详细询问来龙去脉，然后再做决定，而对于他所做的决定，大臣们私底下都表示赞赏。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甚至让宰相们感到了一丝惶恐。按照惯例，那些在最后关头为先皇治疗的倒霉的御医要受到处分。其中的两位，是在三月初二才从外地调过来的，奉御日浅，有人便为他们求情说：“先帝最初服用这两位的药，还是有疗效的。不幸到了这个地步，这是天命，不是医官能决定的。”没想到年轻的皇帝顿时变了脸色，问道：“听说这两位是各位大臣推荐的，对吗？”宰相们说“是”。新皇帝又说：“那我就不敢说什么了，还是请诸公亲自裁决吧。”最终，在十二名受到处分的御医中，只有这两位被贬到了偏远地区。这件小事让宰相们心下悚然，再不敢小瞧刚刚上任的皇帝——他知道他的权力是什么、有多大、在哪里。皇帝虽然是新的，但是并不嫩，所作所为符合他的年龄。 　　权力交接平稳，新皇帝政务实习及格，一切平顺，诸事大吉。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这种状态只持续了四天。到了四月五日，事情忽然发生了大逆转——新皇帝疯了！ 　　这一天，天还没亮，宰相大臣们正在待漏院等待上朝，忽然接到宫中消息：皇帝突染重病，朝会取消，先皇的治丧活动暂由宰相代理主持。皇帝究竟怎么了呢？宰相们得到的密报是，皇帝头天晚上忽然发了狂症，不认识人了，说话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前一日在朝堂上好端端的皇帝，怎么进宫去睡一觉就变成了这般模样？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皇帝受到了怎样的刺激？还有，更重要的是，皇帝的病还要持续多久？ 　　整个外朝都在打探，在猜测。就这样，从初五挨到了初八。按照礼官选定的日子，初八是仁宗大殓，遗体正式移人棺木的日子，这是作为儿子的新皇帝必须亲自主持的仪式。皇帝病情是否能够好转，到时自见分晓。 　　结果又怎样呢？更糟了！英宗皇帝病情加剧，当着众臣的面，“号呼狂走，不能成礼”。情急之下，宰相韩琦丢掉手里的哭丧棒，拉起帘子，冲上前去，牢牢抱住皇帝，这才稳住了局面。接下来，韩琦叫来宫人，让她们把皇帝扶进宫去，小心看护。安顿了皇帝，韩琦又率领着两府大臣觐见太后，经过一番紧张的商量之后，最终商定，以英宗的名义下诏请求太后“权同处分”政事。根据太常礼院拟定的规矩，届时太后会和皇帝一起出现在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 　　时隔四十一年，大宋王朝再一次出现了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只不过，上一次皇帝十三岁，而这一次皇帝三十二岁；上一次是奉了先皇的遗制，而这一次却是皇帝病狂，太后不得已出来主持局面。 　　活了三十二岁都好端端的赵曙，怎么做了皇帝反倒发起疯来？难道是压力太大，不胜负荷？还是别有隐衷？还是说曹太后对于英宗的即位心存保留，所以她有意逼疯英宗，以便自己掌权？一时之间，疑云笼罩宫城，英宗的皇位乃至开封的稳定都成了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