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对象：蒙元史、西藏史、西域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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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庐集》是韩儒林先生晚年亲自编订的论文选集。此书收录了先生于1940年至1981年间发表的34篇论文，分为四组，第一组为蒙古史、元史（22篇），第二组为突厥诸族史（4篇），第三组为西藏史（4篇），第四组为西域、西夏、女真以及中俄关系的研究（各1篇）。这些论文半数以上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后方的刊物上发表的，很不容易找到，《穹庐集》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对学术发展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内容简介：

《穹庐集》是韩儒林先生的自选论文集。所收论文涉及北方民族史、内陆欧亚与突厥史、蒙元史、吐蕃史、西北史地的学术史及方法论等。它反映了1940-1980的四十年间，中国学者在继承传统西北舆地之学的基础上，从欧洲东方学中汲取有益养分，基于多语种史料进行研究，创立我国现代西北民族史、元史与内陆亚洲研究新学派的历程。其中不少论文至今仍称佳作，有重要参考价值与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

韩儒林（1903-1983），字鸿庵，长于蒙元史、西北史地与中亚研究。1930年代赴欧留学，师从伯希和。先后任华西大学、中央大学教授，中央大学边政系主任，法学院长。1949年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元史研究会首任会长，中国史学会首届常务理事。著有《穹庐集》《韩儒林文集》，主编有《元朝史》。

刘迎胜，先后任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教授。师从韩儒林、翁独健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内陆亚洲史、西北史地与西北民族史等。曾任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主任、韩国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史研究会与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理事长。2018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最高奖“洪堡研究奖”。代表作为《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等。

目录： 

成吉思汗十三翼考

蒙古答剌罕考

蒙古答剌罕考增补

蒙古氏族札记二则

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西北地理札记

爱薛之再探讨

元代阔端赤考

成都蒙文圣旨碑考释

关于洪钧

元代漠北酒局与大都酒海

蒙古的名称

八思巴字大元通宝跋

论成吉思汗

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大丰收回看元代蒙古地区的畜牧经济

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

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

清代蒙古驿站

元代诈马宴新探

所谓“亦思替非文字”是什么文字

《元史纲要》结语

读《史集·部族志》札记

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

突厥官号考释

唐代都波新探

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

中国西北民族纪年杂谈

吐蕃之王族与宦族

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章嘉、土观、松巴）

《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

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

清初中俄交涉史札记

汉代西域屯田与车师伊吾的争夺

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

女真译名考

谈谈辽、金、元史籍中少数民族的译名等问题

初版后记

韩儒林著述要目

索引

悦  读

自序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朝代。有元一代的历史，对于促进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对于祖国辽阔疆域的奠定，对于中国各民族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交流和进步，对于中外物质、精神文明的交流和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对元代历史的接触，是五六十年前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开始的，但是对元代历史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那还是解放以后的事。

先从我国最早的元史著作—《元史》这部书谈起。此书从明初修成后，封建史学家对它的批评一直很多：有的从修辞用字上进行批评，说某些志传充满案牍志铭之文而不加剪裁芟刈；有的对纪、志、传三者分量的多寡加以批评，认为《元史》二百一十卷，纪、志先去其百，太无节度；有的批评《元史》志、表、传的编纂排列不合前史遗规；还有的批评它缺漏太多，宰相立传的不及半数；等等。因此，近三百年来从事重修元史的不下五六家之多。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对了解西方日益迫切。于是西方史地著作译成中文的逐渐增多，我国史学家的眼界日益开阔，开始感到元代幅员辽阔，而汉文著作颇有局限，要了解元代中国的全貌，必须从西方史料中寻求补充。人们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批评明人修《元史》的疏略上，而是开始注意搜集西方史料。可是当时那些有志于重修元史的学者，虽知西方有关于元朝历史的记载，却大都无门径可寻，他们所读的西方史地著作，多是通俗读物，没有什么史料价值。至清末洪文卿出使俄国，正值拉施都丁《史集》一部分俄译本问世，他请人帮助，节译其中的《成吉思汗传》及其他一些域外材料，纂成《元史译文证补》。中国学者始知国外还有如此丰富的元史史料，扩大了元史研究的领域，中国的元史研究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接着屠敬山著《蒙兀儿史记》、柯凤孙著《新元史》，都利用了一些西人所译元代史料和著作。可惜，这些老前辈为时代所限，对穆斯林史料不甚熟悉，本人又不能直接阅读西人论述，所用外国材料全是从欧洲译本重译的穆斯林史料。早期欧洲蒙古史学家，多不懂汉文，不能互相比勘，译音用字规律不严，人名地名随意译读，根据这种水平不高的西方译本请人译成汉文，自然是错上加错，结果贻误了我们的老前辈。

二十年代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有几位师长常常指导我去读一些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我渐渐从他们的治学方法中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对我国西北舆地之学兴趣越来越浓厚。于是我就进一步注意这方面的中外著作，逐步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嘉道以后，我国学者在西北舆地之学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可是由于受时代的拘限，没能进一步利用新材料，采取新方法，出现了停滞不进的状况，生命力就渐渐丧失了。例如清末西北舆地学家在古代译名的审音勘同问题上，常用音差、音转、音讹、急读来解决问题，读起来叫人产生雾里观花、牵强附会之感，不能令人信服；西方有成就的学者则别开蹊径，用汉语古音与民族语言或异国语言互相比对，进行解说，简单明了，耳目一新，另是一种境界。因此，我就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当日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

一九三六年回国后不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我携眷避兵西南。初在昆明，尚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书可读；继到成都，我所需要读的书就不容易借到了；及再迁重庆，读书更加困难。整个抗战期间，只好有什么书读什么书，随读随作札记，当日率尔操觚之作，都是空*报间歇之际整理而成的，既没有做研究工作的条件，又没有推敲字句的功夫，因此，误谬难免，浅陋之处更多。抗战结束，随校迁回南京后，课务繁忙，就无暇执笔了。

解放后，我自感宛若进入了另一世界，一切新鲜，一切令人鼓舞。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我不仅要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元代历史，而且要使元史研究能为祖国的文化建设服务。所以，解放后发表的若干篇文章，只能算是重新学习的一些心得体会。

古人刊行所著书，以求他人的指正，谓之问世。我的旧作，虽然只可覆瓿，但渴求同好批评指正之心，则甚强烈。别人提出意见，是提高自己的绝好机会，所以不揣谫陋，接受朋友们的鼓励，校订旧作若干篇，辑为此集，如能得到读者的指教与匡正，那就如愿以偿，不胜欣幸之至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