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生态现代主义——技术、政治及气候危机

著译者：【澳】乔纳森·西蒙斯 著，林庆新 吴可 译

面向读者：一般读者

“生态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术语自2013年以来才被广泛使用。生态现代主义认为，保护自然的最佳方式是社会依靠技术来减少对自然的依赖，如精确农业、小型核电站、合成生物学和其他尚未发明的技术等，他们希望并相信这些技术进步将减轻人类经济活动给自然带来的压力。

生态现代主义是对人类真实需求和当下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现实需求的理性回应。工业前的田园牧歌是低能效的，而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必将要追求高能效、尽量减少对自然资源消耗的生产方式，同时还要尽可能满足远高于农业时代的庞大人口以及日渐增长的人均能源消耗。

作者指出，在生态现代主义者看来，将气候危害视为精英腐败，社会傲慢或与自然疏远的结果是不明智的。相反，理想情况下，气候变化应该被简单地视为人类活动的意外后果，我们应该寻求一种尽可能科学、尽可能民主和尽可能关注全球范围的应对措施：

“院子里有蔬菜生长，屋顶上有太阳能电池板，这样的家庭会看起来十分环保（即便太阳能电池板是由柴油发电机来驱动的），而建造零碳核电网、开发合成牛奶和肉类，或投资合成航空燃料的社会选择则可能不会给人以环保的感觉。然而，正是集体零排放技术的深思熟虑的选择，而非自给自足的乡村美学，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气候的危害。”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热带风暴和野火破坏力持续增强，其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频发的野火尤其引人关注。气候学家阐释，这些灾害背后存在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的关键因素，最典型的便是“水文气候鞭笞效应”——即某年暴雨洪水促使草木繁茂生长，随后到来的干旱期又使这些植物迅速干枯，成为极易引燃的天然火种。气温每上升一度，大气层吸纳和释放的水汽量就会增加，如同持续膨胀的海绵，导致极端强降水。而这种膨胀呈指数级增长，即使气温仅上升零点几度，湿度增幅也会显著扩大。这种干湿周期的交替循环表明，全球变暖的各要素正在相互强化，形成不断加速的连锁反应。气候学家还发现，大气升温会扰乱极地急流的稳定流动。这种“摇摆急流”可能使高低压系统异常并存，从而产生极端强风——例如在一些不常有大风的地方出现时速达上百公里的异常阵风。

地球环境变迁给人类带来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更严重、更深远。而关注环保，也不应局限于某一视角。需要良好生存环境的是人类和地球上的生物，而非地球本身。保护环境与生态，更需要全体人类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作者在本书中对生态现代主义的全面介绍和肯定，为读者理解环保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虽然也有批评指出生态现代主义可能过度依赖技术，但其核心价值在于提供一种“解决问题而非制造对立”的框架，通过引导可持续消费、化解环保争议等，让环保更贴近普通人生活逻辑，让环保从“道德负担”转变为“发展机遇”，从而实现更清洁、更富裕的未来。

本书为“新知文库”2025年特别策划的三个品种之一，邀读者一起审视当下，思考未来。

《巴黎协定》期望集合全球各国之力，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以上2℃之内。这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吗？气候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吗?

不平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极端天气频发……在这个碳排放不断增加的世界里，未来的前景似乎有些暗淡。然而，“生态现代主义者”依然对未来抱持着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技术创新和人类的普遍发展是一个生态充满活力的未来的关键，主张用所有可用的技术——包括核能、生物合成乃至其他尚未被发明的技术——来对抗气候变化。他们也认为，“田园牧歌”式的环保观念并不符合人类追求生活质量提升的现实需求，而通过集体乃至国际合作力量实现光伏等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才更有益于人类的共同繁荣。

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大争议，因为它与绿色运动主张的传统环保理念相左。乔纳森·西蒙斯解释说，这是因为绿色运动的主张将人类排除在了自然之外。生态现代主义自由放任主义与反资本主义之间催生出的第三条路径。他认为，各国应该通过对技术创新的转化性投资来抵御气候威胁。加倍重视科学和人文发展，才能在增长上有所突破；而发达国家无视“第三世界”的发展需求与对现代生活的渴望，以环保为理由阻碍其人民提升生活水平才是站在了人类争取机会联手应对气候危机的反面。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全球公平是相互支撑和不可分割的。尽管前路艰难，但一个好的“人类世”仍然可能。

本书是对环保主义研究的宝贵而及时的贡献。鉴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本书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了解生态现代主义如何适应当代环境思想的更广泛框架。

——詹妮弗·摩尔·伯恩斯坦，南加州大学

这本书是对将生态现代主义视为新自由主义技术乐观主义之误解的及时纠正。西蒙斯提出其最紧迫、最实际的论点——国家主导的低碳创新必须成为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

——史蒂夫·雷纳，牛津大学

对于当气候应急管理侧重于国家主导的创新和普遍发展时可能会发生什么，作者提出了积极的看法。

——《财务顾问》杂志

乔纳森·西蒙斯博士毕业于墨尔本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现为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副教授，在社会科学学院讲授公共政策与国际关系。他目前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环境政治及全球气候政策，包括太阳能地球工程、生物工程和碳消除等。

电力和创新

大多数关于气候政策的公共讨论都与电力有关，而且频繁围绕燃煤发电转型的必要性。奇怪的是，有些人明明在尽快让电力生产脱碳一事上意见一致，却正是在他们之间爆发了关于电力问题最激烈的论战。最难看的场面可能要数2017年11月马克·雅各布森（Mark Jacobson）对他的学术论敌提起了1000万美元的诽谤诉讼（随后撤销）。雅各布森是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理论的先驱倡导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纳奥米·克莱因均受其启发。这场诉讼的肇因是环境科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ck）与二十位合作者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其中有几位合作者与突破研究所有联系。克拉克等人的这篇文章是对雅各布森先前一篇论文的评论，雅各布森在那篇论文中声称自己证明了在全美搭建百分之百由可再生能源供电的电网是可行的。在被提起诉讼的这篇文章中，作者指责雅各布森“搭建的模型有误”、“逻辑不通”且“使用了未经证实的假设”（Clack等2017）。这在学术语言中属于极端严重的指控。但即便如此，学术争议通常还是应该在学术期刊上解决，用不着对簿公堂。

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论战可能尤为激烈，因为该话题牵涉部分绿党成员和气候鹰派之间正在酝酿的文化之战。简而言之，雅各布森的批评者声称，气候变化已迫在眉睫，我们此刻不得不跳出绿色观念寻求出路。现代环保主义正是基于反对核技术这一中心思想发展起来的，因而在气候变化面前，我们陷入了某种两难的局面。虽然法国、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瑞典都成功搭建了接近零碳排放的电网，为去碳化提供了范例，但大多数环保主义者仍然更倾向于采取百分之百可再生，且不含水电的能源战略，尽管这一战略至今仍不具备实施的可能性。相比于环保主义者对核电的排斥，生态现代主义者通常强调核电的去碳化潜力，且在这方面已经获得了许多科学家的支持。其中最突出的是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他曾供职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常被称为“气候意识之父”，因为正是他在1988年首次提醒美国参议院警惕气候危险。汉森将“声势浩大的绿党对核电的反对”指认为解决气候问题的主要障碍，并频繁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倡导核电。作为回击，一些绿色活动家指责汉森奉行的是一种“新型气候变化否认主义”（Specter 2015）。

一方是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的倡导者，一方是对其持批判态度的生态现代主义者——我们究竟应该相信谁？究其本质，技术变革的未来云谲波诡，我们恐怕无法明确指出哪一方更加可信。我所要做的是概述双方提出的几个关键论点，并观察它们与现实趋势的契合程度。可再生能源的拥趸通常论称，风能与太阳能已是最廉价的电力形式，所以它们必然会将化石燃料挤出市场。这种说法是在将事实与幻想混为一谈。首先我们来看事实：太阳能和风能的成本确实经历了大幅下降，在全球许多地区，这两种能源的确比任何其他新建的发电设备成本更低。因此，即使不予补贴，它们也将继续被大规模部署。但问题在于，如果风能和太阳能是最便宜的，为什么诸如煤、天然气、水能和核能等其他能源的产电量还在持续增长呢？根本原因在于，可调度（或应需）的能源所生产的电力往往价格更高；也就是说，可调度的能源对维持电力稳定供应所做的贡献更大。

太阳能和风能最大的优势在于它们只需要在建设时投入成本，设备建成后，只要有阳光照射或风吹过，就能产出近乎免费的电力。不幸的是，这同时也是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最大的弱点：有时能产出丰富的电力，有时却完全断供，这使其产出电力的经济价值大打折扣。相比之下，水电站大坝和天然气“尖峰负载发电厂”非常善于根据需求变化通断开关，具备“负荷跟踪”（load follow）的能力，可提高或降低供应量以保持电力生产与消耗之间的平衡，因而对电网而言价值更高。正是基于这一点，指望风能和太阳能迅速主宰大多数电网只能是一种幻想。虽然它们生产电力的成本最低，但其供应与电力需求在时间上并不匹配。只要风能和太阳能在电网能源中只占较小的比例，它们的间歇性就不构成问题。例如，太阳能最丰富的时候通常是中午，这时电力需求往往也相当高，因此对任何电网来说，大量的太阳能都可以解燃眉之急。但如果产自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电力份额逐步上升，那么在阴雨或少风的月份，保障电力安全供应所面临的挑战就会相应增加。要维持电网稳定，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供需的完美平衡，而在电力结构中增加间歇性可再生能源会

使这一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

要解决“间歇性”问题，从而增加此类电力比重，方法有很多，最常被讨论的是负荷转移、电力储存与电网互联这三种。“负荷转移”又称“需求管理”，指将用电需求转移到可再生电力充足的时候。按这一设想的逻辑，智能电网将在有风的时候才给空调、冰箱和泳池泵通电。第二种方式是将可再生能源释放的电力储存起来。锂电池的价格已经下降了很多，因此在供电系统需要“频繁循环”以调节每分钟电频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有能力建设电网规模的锂电存储设备了。然而，要想在阳光或风力有限的几天或几周内持续供电，锂电池的储量恐怕还是过于单薄。随着未来电池储能技术不断发展（比如硫基液流电池），储量问题有可能会得到解决，并以极低的成本提供季节性储能。综合来看，目前最具成本效益的储电方式是抽蓄发电（pumped hydroelectricity）。该系统在电力充裕时将水抽到高处的蓄水库，在需要供电时便开闸放水，让水依势冲过水道间的发电机。遗憾的是，抽蓄发电需要占用一定的空间，而且成本相当昂贵，因此很难大规模建设。第三种解决方案是用“中继馈线”（interconnectors）连接世界各地的电网。既然一天之内世界上总有地方接受阳光照射，那么将全球电网联通成一个整体，便能产出源源不断的可再生电力。然而，电力供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要将本国的命运绑定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机制中，且往往要同地yuan政治中的敌人合作，各国政府自然迁延顾望。实际上，电力供应一事，政治色彩极为浓厚，以至于许多国家内部甚至都没有统一的国家电网，遑论所谓的全球超级电网。

上述的负荷转移、电力储存与电网互联这三种方案已经在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将越来越庞大的可再生能源纳入电网之中，但这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截至我写作本章时，没有一个主要经济体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能占到电力总来源的一半以上。即使是该领域的领军者——丹麦和南澳大利亚，也必须依靠与区域电网互联以在风速较低时获得供电。事实上，这些可再生能源大国（或地区）只是把邻国或周边地区当作了储能的电池。关于接下来我们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取得进展，专家们意见不一，因此我不会妄自预测未来的情况。我只能猜测，在像澳大利亚这样太阳能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何时能建成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电网，取决于何时能在储电技术上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