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  名：《田野与深描》

副书名：致中国乡村教育之行 

丛书名：中国乡村教育研究文丛

作  者： 李涛   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8098-1

定  价：75元    

页  数：324

广告语：

中国乡村教育研究文丛：《切问与近思》《转型与观察》《田野与深描》，为中国乡村教育提供思考和借鉴。

编辑推荐： 

　　乡村教育，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工程，更是关乎亿万乡村儿童前途命运、关乎社会公平正义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核心议题。本书对乡村教育中“撤点并校”“就近入学”“读书无用”“寄宿子代”“教师发展”“未来路向”等现实和热点问题做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为我们提供思考和借鉴。

 内容简介：

　　田野载生命以希望，赋学术以底色，是中国乡村教育之根脉。本书是一本关于“看见”与“理解”的中国乡村教育研究之书，它以作者十余年中国乡村教育田野调查为基础，扎根乡土、探微寻里、洞察真相、释义中国，对中国乡村教育的“微观日常形态”和“复杂日常治理”展开深描和阐释，呈现了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日常全貌和真实复杂。系统回应了“撤点并校”“就近入学”“读书无用”“寄宿子代”“教师发展”“未来路向”等系列核心问题，全面细致呈现了中国乡村教育的真实肌理与复杂面相，揭示了田野真相背后的深层逻辑，去伪存真，发人深省，以真实致敬中国乡村教育田野之行。

作者简介：

　　　李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东北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9 年）、吉林省首批“长白英才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24 年）等。任《中国农村教育评论》副主编兼执行主编，兼任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学会青年社会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农村教育实验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等。主编《农村教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共同富裕与教育反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共同富裕与乡村教育振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中国式农村教育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年）等。在《中国社会科学 ( 内部文稿 )》《教育研究》《人民日报》等刊文 16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项目等 10 余项课题，咨询报告被国家部委等采纳 20 余篇，研究成果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一等奖、二等奖、青年奖，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 国 社 会 学 会 学 术 年 会 优 秀 成 果 一 等 奖、CTTI2024 年度智库研究优秀成果特等奖、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十年回

顾参考案例等 10 余项奖励。

目录：

第一部分田野深描

别让新“读书无用论”撕裂乡土中国——对中国西部一个偏远村落的实证调查

探秘乡间底层孩子的日常“江湖”

乡间底层孩子的日常抗争——“反学校”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底层乡校：回不了的乡入不了的城

乡村底层瞧不上“就近入学”

撤点并校如何在执行中走样——一个西部农业县教育布局调整的 30 年

政策误区让农村教师岗位成过渡——借调、考试多种渠道 骨干老师被抽空

底层教育梦：先天不足后天亏损

农村教育何日重获话语权

西部农村教育治理新困局——“中心校”管理模式调查

第二部分国家子代

农村寄宿学校中的底层孩子——关爱和抗争

农村寄宿学校中的底层孩子——“惩戒术”探秘

农村寄宿学校中的底层孩子——隐性辍学背后

重新理解留守儿童——底层乡校再生产的日常微观发生机制研究

网络游戏与乡村孩子——底层乡校再生产的日常微观发生机制研究

第三部分乡村教师

如何让更多乡村“大先生”扎根泥土、助力振兴——中国乡村教师调查报告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调查报告 

校长视角下西部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队伍建设调查 

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的多维测算与分解 

如何提升乡村教师的“职业吸引力”

第四部分路向反思

中国乡村教育变革百年 

中国农村教育的概念实质及未来特征 

离土中国与村落教育 

农村小学调整要从重效率转向顾个体 

以多重逻辑调整村校布局 

农村闲置校产处置：现状、原因与建议 

乡村教育需要留住“精神之根” 

乡村教育的出路不是简单“回归乡土” 

乡村教育路在何方 

结语：田野赋予随时再出发的勇气和动力

精彩摘读：

　　　　　　　　　　乡村教育路在何方

□乡村教育正处在大变局之中。在快速城市化、大规模人口流动以及持续十年之久的“撤点并校”政策等的大背景之下，乡村教育处于迷茫状态。

□乡村教育何以至此？又将走向何方？

　　百年前，国家危机和社会震荡的时局促使中国进入救国思潮交锋争鸣的启蒙主义时期，“教育救国论”也在这种争鸣和激荡的思想市场中渐次勃兴。国家主义视角下的以培养现代化新型人才为目标的教育逐渐取代了以塾学为代表的传统教育。

　　以塾学为代表的传统教育自然存在诸种弊端，但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在传统的乡村教化体系中，整体来源于本土社区的乡村塾师天生具有积极组织和参与村落本土公共事务，并成为社区“公共人”的内生驱动力，因为他们深知，只有在巧妙运用其文化资本优势而与村民发生日常交互性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不断成为村落熟悉的“公共人”之后，村民才会放心地把适龄子女送入塾师门下接受教育。这从客观上拉近了教育之于地方社区的实用性、时效性与契合性。例如，塾师会考虑到传统村落中小农化农耕生产的人力性和季节性特点，采取灵活放假制度；会针对不同学生个体的学习进度与个性特征，展开个体化与手工式的针对性教育辅导等。

　　在如今的乡村教育体系中，乡村教师被统一纳入国家的正规编制体系中，严格按照国家教学大纲分类化和位阶化的学科型教学体系，“规训 — 诱导”式职称、荣誉、奖金分配体系，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服务—监测—评估—反馈”体系，标准化了的“接班人”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单一化的财政、人事、资源等乡村教育要素控制模式工作。这在加速着国家“普遍性知识”全方位、立体式渗透入乡村的同时，也桎梏了乡村教师与村落社区之间相互交融的内驱动力，乡村教师的收入、荣誉、晋升等核心要素都与本土化的村落世界毫无关系，而国家人才选拔结构中的考试成绩则成为他们调试和规训自我教学行为的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评估项。不难理解为何乡村教师会愈来愈从与社区紧密融合的“公共人”角色逐渐退缩至封闭的乡村学院之中而成为国家性知识单向度垂直传播的“代理者”与“专门人”。此外，十年来，中国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全面性内涵被一些具体政策实践者单向度地当作“撤点并校”，从而致使农村学校大面积向城镇集聚，农村学校数量迅速减少，这也是一种发展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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