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大家小书 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

作   者：常任侠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10月

开   本：32开

书   号：9787508678351

定   价：50.00元

本书颇具前瞻性地开创了海上丝路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领域，且在今天丝路学已经从冷门蔚为显学的热潮中仍具有相当珍贵的参考价值。

能代表“一带一路”精神的文化交流史著作！详细解读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经济意义！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珍贵史料！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历时2000多年、范围覆盖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活动和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多起点、多航线，从古至今都是意义非凡的一条文化交流、经济互通之路。

著名艺术考古学家、东方艺术史研究专家常任侠的这本《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是一本兼备知识性与可读性的学术普及读物，*初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不仅在当时颇具前瞻性地开创了海上丝路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领域，且在今天丝路学已经从冷门蔚为显学的热潮中仍具有相当珍贵的参考价值。本书采用类似史话的轻松笔调，从秦始皇时代徐福入海求仙的传说开始，娓娓动人地讲述海上丝路的故事。书中涉猎的话题极其广泛，内容涵盖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特别是日本的物产、文学、美术交流诸多方面,例如原产地是中国的玫瑰花传到古代斯里兰卡被称为“亲戚的生命”，而许多名贵的花果、宝石、香料、珍禽、异兽，往往是从西域或南海传来。本书着重提到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中国的服装、饮食（茶*为典型）曾传入日本，中国文字、文学、美术对日本的影响尤其深刻。对于我们回顾丝路文化交流的历史，促进当代丝路文化的交流，本书都是一本非常适时而饶有意味的读物。

常任侠（1904-1996），安徽阜阳人。艺术考古学家、东方艺术史研究专家。1931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并留校任教。1945年，应印度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家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佛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主要从事中国以及中亚、东亚、东南亚诸国美术史及音乐、舞蹈史的研究，对中国与印度、日本的文艺交流史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艺术史研究著作有《民俗艺术考古论集》《东方艺术丛谈》《中国舞蹈史话》等，译述有《印度的文明》《中国服装史研究》等。

《印度的文明》《中国服装史研究》等。

一、海是联络友情的道路

二、向大海彼岸表达虔诚

三、艺术的风格永结友谊

四、“亲戚的生命”传播异香

五、珍宝与香料的舶来

六、珍禽与奇兽的贡献

七、武术与印度舞蹈的交融

八、装饰与饮食的传导

九、中日文学的互惠

十、中日绘画的齐芳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就已经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命名虽然晚于陆上丝绸之路，但海上丝绸之路在国际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意义不亚于陆上丝绸之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者就已经开始了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研究。常任侠先生的著作《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就是在1983年完成的。作为知识性与可读性兼备的学术普及读物，本书不仅在当时开拓了海上丝路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而且在今天丝路学已经从冷门蔚为显学的热潮中仍具有相当珍贵的参考价值。

中国人民的审美爱好，起源是悠久的。对于美丽的宝石，从石器时代就能够欣赏辨别。用各种颜色的石髓玛瑙，做成细石器，用燧石制成小的剖割器、箭镞以及装饰品等。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有把小型色石磨成的项链。那时期还有用贝壳制成的饰品。龙山文化时期，玉制的人面饰，凤鸟装饰，技术上已达到较高的程度。到商周时代，在青铜制品上，即出现了镶嵌艺术，常用的材料是黄金和绿松石。治玉当时更是奴隶艺术家的绝技。在安阳商代司（司是后的反写）母亲的墓中，发现了一组小玉人，极其精巧。殷墓所出玉饰，也都各有特色。鸟兽的形状，在图案化的形式中，表现出可爱的形态。战国时铜制的带钩，用金错镶嵌绿松石，在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都有保藏。

我们在长沙楚墓中，曾得到各种珍贵材料的饰物，有红玛瑙、黄琥珀、白水晶、紫水晶、孔雀石、白玛瑙、有纹玛瑙，制成的长形、圆形、细腰形的珠子，灿烂夺目。人工烧造的带花紫色琉璃珠，已出现在寿春楚墓中，说明烧制料器的技术当时业已掌握。

汉承秦楚的技艺，玉璧、玉佩、玉玦、玉勒之类，又有种种发展，璧琉璃是楚汉前后的新产品。这时由于和西南海外各国有贸易交通往来也输入了新技艺。汉代从郁林、合浦得到珍珠、翠羽、犀角、珊瑚、玳瑁等动物的宝贵原料，也为珍饰增添了新的品种。越南、郁林各地常贡翠鸟的羽毛，剪贴在金银首饰上。这种制作方法，一直延续到我的童年时代，也就是清代末年。这是真正的翡翠。其后发明了点翠法，用翠蓝色的化学制品，点在金银器上，贴翠羽的方法渐废。近代从云南西部和缅甸开采了绿玉，也叫翡翠玉，翡翠鸟羽就不使用于首饰了。

汉代的张骞打开了陆上丝绸之路后，北方从中亚陆路，南方从西南海路，输入了殊方异物。珠宝与香料，占了很重要的部分。到南北朝时期，各不同民族，也有广泛的接触，沟通了不同的爱好与风俗，于是在装饰艺术上互相借鉴，也出现了新的风采。从西域南海带来的宝石种类之多，更为过去所无。如金刚钻石，已出现在《大唐六典》中，与瑟瑟、赤珪、琥珀、白玉、碧玉等同列，云出波斯及凉州。当时西域波斯商人来长安者颇多，胡歌、胡舞，盛行朝野，胡姬压酒，设肆长安，更有许多“别宝回子”认宝物的传说。西南海上的商船，来往不绝。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都有从西南海上远来的商船停泊，货物充斥。珠宝香料，作为商品也占重要位置。由于近年从长安故址，发现了东罗马的金币、波斯银币与日本的“和同开珎”银币，可知贸易往来，西迄大秦、东至日本，已是毫无可疑的了。

唐代的长安，不仅是大唐帝国的首都，它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四方人文荟萃，商货云集。至今唐代都市遗址，出土了不少古代遗珍。如玛瑙兽头角形杯、八棱金杯、雕玉舞人等，制作精美，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水平。此外如传到日本奈良时代的文物，今保存于日本奈良正仓院中的日本国宝，有不少是唐物。这些中西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至今仍放着灿烂的光辉。